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不需要借助于宗教

与其它民族或文化相比较，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宗教意识非常的淡薄。我猜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体差异较大，因而在远古时期，众人会比较会容易服从某个能力超凡的个体，像黄帝、尧舜禹等，从而发展出以“圣人”崇拜为主的文化传统。在面对维持生存、免于恐惧、安顿生命和解释宇宙自然这些基本问题时，确实，中国人更依赖于“圣人”，而非神灵。所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认识体现在《易经》中的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 的宏观层面上，而对社会人生秩序的解释与安排则是“圣人”教化民众与民众接受“圣人”的教化。在“圣人”解释具体的自然万物力所不及的地方(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民众则乞求于泛神主义，赋予山地湖河风雨雷电为神灵的化身。中国的“圣人”与“大人”的骨子里是不相信神灵的，然而由于他们并不能用阴阳之道为中国人提供一个完备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对神灵的态度是回避与利用。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利用民众对神灵的恐惧和对自然万物的无知来对民众实施教化。 早期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宗教，来对宇宙自然和人生做出秩序化的说明或解释，而仅仅停留在用建立于泛神主义基础之上的神话体系来解释宇宙自然和人生。宗教与泛神主义都认为人是有灵魂的，有来世的。然而宗教比泛神主义发展得更高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除了解释外，还给予人们以关怀和指引，为人们提供人生的寄托，给人们提供在苦难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消除人们的恐惧；二是宗教比泛神主义提供的解释更相洽和系统。中国的神话体系，也比希腊和罗马神话的严密性与完备性相关甚远，显得支离破碎和缺乏起码的逻辑关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既非归纳的亦非演绎的，而是比拟的。易经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思维方式的比拟性可能也是中国人没能发展出宗教的一个原因。 如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安排最终基本上就由倡导“圣人”崇拜的儒家思想来主导了。在儒家那里，“圣人” 崇拜分解为两条路线，一是王道政治，此为“忠”，一是宗法家族，此为孝。忠与孝很好地适应和解决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与物质生产高度分散的经济格局相协调与相互济的问题，确实非常了不起。中国文化也由此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样板和成就了较高级的文化形态。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也成了相邻国家和民族的学习对象。乃至汉族被外族征服后，这种文化仍然被采用而延续下去。 在五胡乱中华时期，中国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阶段性地中断了，中国民众陷入频繁的战乱与残酷的屠杀之中，今生的苦难没有尽头。在此之时，佛教乘虚而入，大大满足了中国人解脱今世苦难的需求，从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对于中国原生的泛神主义，佛教给予了众生以人生的关怀，给予了众生来世的希望。而且佛教的思想体系比泛神主义来得更严密与完备，对宇宙人生的解释力更强。而中国化的佛教也能给予中国人以现世的保佑，可以免灾赐福。基本上可以替代原生的泛神主义。同时，佛教也不怎么干预人们现世生活与政治秩序，所以它与儒家思想基本上不对立，它们作用的领域也大有区隔。在那些相冲突的价值领域，如孝，儒家思想则成功地内化了佛家思想，使后者逐渐变异，达到了两者的互补而不是对立。如是，佛教便在中国生下根来。相对说来，佛教在普通民众间得到更大的认同。在读书人那里，佛教转化为禅宗，那是儒道释三者的结合，是通过个人修习达到对自然的一种体认。那实质上已经不是一种宗教了，因为禅宗否定了神，也否定了灵魂。 如果说佛家注重于解脱现世的苦难与着眼于来生的福乐，那么中国原生的道教则追求超越现世的长生、永生与享乐。道教是个大杂烩，集合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泛神主义的神话传说与炼丹采补等得道升仙、长生享乐的修炼之术。相比于佛教，道教更少涉及对现世社会的关怀。它没有佛家普渡众生的宏愿，它专注于修炼者自己的得道升天。道家对人世的关怀最多也只是救病扶危而已，或者为帝王延年益寿。因而，道教与主导现世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冲突更小。 总体而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释道对不能完全满足人生需求的儒家思想体系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而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体系构成什么威胁。因而，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发挥过一如西方世界或阿拉伯世界那样的作用，无论是西方世界的政教分离或者世俗政体处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教合一的情形，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在中国，宗教始终处于世俗政体的控制之下。 然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冲突则非常激烈，可以说是誓不两立。基督教对宇宙自然人生提供了一个更完备的解释。基督教号召民众只信奉上帝这个唯一的神，反对崇拜任何世俗的偶像，有力地提供了一个人人平等对抗世俗政体的立足点。而且基督教对人生与现世的关怀非常强烈。与和尚和道人更多地在深山中的庙观中坐等众生前来烧香拜神不同，传教士们不远万里地竭尽全力地把他们自认为的上帝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在组织体系上，佛教与道教的组织体系非常的分散与自发，而天主教则建立起了一个从基层教区到罗马教廷的庞大组织体系。因而，在组织上，基督教比佛教与道教都更为强大。它的教堂与民众的距离更近，与民众的接触也更密切与广泛。因而，可以想象，当基督教传到中国之后，当中国人了解了它的教义和运作方式后，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王道政治与宗法家族自然而然会坚决加以反对与抵制。如果中国接受了基督教，那王道政治与宗法家族势必没有生存的余地。因而，禁教是一个最终的必然选择，而闭关锁国则是为禁教而采用的一个最严厉的手段。为了禁教，那怕中止了与西方国家其它方面，如贸易的交往也是值得的。在现今的宗教政策之下，基督教要在中国那怕是点缀般的存在，也必须得戴上“爱国”的帽子。 在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以及它与世俗政权相分离，基督教与世俗政权之间产生的对抗张力，与希腊自由民主的精神结合，引导西方世界走向自由与民主。在科学尚不发达，人们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存有很大局限的情况下，宣扬人人在上帝面前均是平等的基督教对自由民主价值的确立与普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和有益的。借助于宗教这个桥梁，西方世界最终走向了自由与民主。另一方面，基督教对宇宙自然秩序化的强烈愿望与努力使得它成为科学诞生的母体。当希腊的理性精神种植于基督教对宇宙自然秩序的探索中后，科学就得到日益的增进和完善，从而越来越多地替代掉基督教对宇宙自然的解释。这一过程的最初阶段是在修道院的修士们那里完成的，直到科学成为独立的体系而从基督教中脱离。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内涵要比佛教与道教更宽广，它既有教堂这种关切人世的体现形式，还有修道院这种探索宇宙自然秩序的体现形式。在现代社会，科学具有比宗教无可比拟的解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将它的解释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而宗教的解释是建立在超越人们的经验事实之外的。而且建立在科学体系上的技术手段还能增进人类与自然相处的能力，增进人类社会更好管理自我的能力。所以，基督教无论对于西方世界发展出自由民主，还是发展出科学无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今天，在自由民主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能看得见的最佳选择的今天，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在自由民主歌声四起的情形下有所退却，抛却了宗法家族制度，却仍然困守于马克思主义加儒家思想的集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历经百余年却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我想，在今天，中国应当走向自由民主是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在如何走向自由民主却争议颇多。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宗教的作用巨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需要借助于宗教才能走向自由与民主呢？我认为有许多人有这种认识。一些人希望通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引导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一些人希望将儒家思想转化为一种宗教，借助于传统的思想资源来引导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我则认为，没有必要借助于宗教而应当借助于科学。虽然在西方的历史上，自由民主确实是大力借助于宗教而得以确立的，但自由民主却是可以完全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 在当今西方社会，宗教也日益成为风俗习惯。对上帝的信仰，更多的人们不再是对一个具有人格上帝的信仰，而日益泛化；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日益落脚在对教义的信仰之上。现代科学对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事物能够提供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现代科学还能够解释星辰的运行，部分的解释人类与宇宙的起源。现在没有什么自然现象能够引发我们的恐惧，以至于让我们认为那是神的愤怒。科学解释给宗教解释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少，当然科学不可能提供所有的解释。在宇宙和人的起源上，科学还没有完全战胜宗教，就给宗教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利用宗教，利用人们认知上的局限来构建社会秩序，来引导人们走向自由与民主。随着科学的普及，中国社会也日益失去那种宗教得以兴盛的神秘氛围。只要我们竭尽所能持续不断地增加国民的科学知识，树立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国民就会认识到自由民主是对所有人，对整个社会都更有利的一种选择。我们不需要将过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基督教的传播上，只需求得宗教信仰自由就可以了；我们更没有必要将儒家思想宗教化。本来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就淡薄，加上科学的不断普及，宗教在中国的扩展就更难了。再者，如果一个人真的信仰宗教，他去努力让别人也皈依，这无可非议。但自己不信，却搞“神道设教”，就没有必要了，就是居心不良了。所以希望利用基督教或者儒家思想的宗教化来达到推广自由民主思想，既枉费功夫，又有愚弄和利用民众认知局限的嫌疑。 总之，自由民主虽然借助于基督教而发展壮大，却可以脱离它而存在。在科学发达昌明的今天，自由民主不需要刻意地借助于宗教，只需径直借助于科学与理性就可以得到确立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