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民政府对中国抗战损失调查的组织与实施[转贴]

战时国民政府对中国抗战损失调查的组织与实施——以中国抗战人口损失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卞修跃 日本国家于1937年至1945年发动的全面武装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造成了空前的财产损失、生命牺牲与文化遗产的毁灭。中国抗战损失情形及其数量问题，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有关战时中国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从领导和组织者而言，则主要是在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分别主持下进行的；从参与调查研究的人员机构而言，则有在战时成立的专门调查机构与国民政府中央统计机关、地方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权组织、军事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人民团体、个人及一些外国在华人士；就调查范围而言，举凡抗战时期沦陷区、战区、大后方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内因日军以军事进攻、武装窜扰、飞机轰炸等手段造成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资源破坏，皆被网罗其中。而关于中国抗战损失之研究，虽在抗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多年来由于时空隔阂、基础史料发掘整理的不足，研究难度较大，学术界很少进行过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偏少。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系统考察中国抗战损失者，大体有台湾迟景德氏所著《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1]及孟国祥、喻德文合著之《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2]二书；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对战时中国某一省份的抗战损失进行系统考察者亦仅见袁成毅所著之《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3]及黄菊艳著《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4]。前两部著作，虽以中国抗战损失为研究对象，且书中多以重要篇章考察了战时战后中国政府关于抗战损失的调查，但以其所开发的档案资料有所欠缺，对相关的若干问题似乎并未能全部剖明。后两部著作则主要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考察浙江、广东两省的战时损失，于中国抗战损失研究虽有重大推动，但于整体上解决中国抗战损失问题，仍嫌不够。本人近数年一直致力于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专题研究，从相关的档案典藏机关、地方史志及学者专著中搜辑到了大量的资料，曾对这一专题进行过相对系统的考察。本文即拟利用这些资料，以中国抗战人口损失之调查为中心，对当时国民政府对中国抗战损失调查的组织与实施情形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弥补上述相关著作之不足，期从一个侧面对中国抗战损失之研究有所推动。 一、抗战前期有关中国抗战损失之调查 战时国民政府政权所及的区域内中国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以及其中的人口损失调查工作，以1939年7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抗战损失查报须知》为限，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对日军进攻及暴行所造成的中国人口伤亡的调查、记录与揭露，大体上是由新闻媒体的记者、参与对日抗战的国民党军官兵、幸存的日军暴行惨案的目击者、战区内的一些外国媒体记者、国际救济机构、某些学术机构及地方政府机关进行的；在后一阶段，中国抗战损失调查工作，则是在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由行政院颁发抗战损失查报的相关法规、调查办法、填造表式，通令中央各部会及其所属机关和全国省、市、县等各级政权组织，按照规定的时间、程序、表式、方法，对战区、沦陷区以及后方所有中国的公私机关、团体或人民因抗战遭日军进攻、日机轰炸等受到的财产损失及人口伤亡，进行系统追查、调查，层层转报，由国民政府主计处或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相关机构负责汇总，同时辅以相关学术机构的调查研究而展开的。 日本挑起全面武装侵华战争伊始，中国的相关部门、人民团体、学术机构、新闻媒体等，即对战争给中国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的情况予以高度的关注，随时调查统计并于报刊上及时公布。军事机关也于每次小的战斗、大的战役之后，逐级统计兵员伤亡，层层转报汇总，并于合适的时候向外界公布。整体而言，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抗战损失的调查、统计、研究、公布的系统，所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相关的档案资料、文字记载，大部分皆源于这一系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挑起全面武装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大举在上海地区发动武装进攻，中国方面调集重兵抗战，淞沪会战全面展开。会战期间，日军炮火把上海市区内无数建筑物炸成废墟，日军流弹、飞机造成上海市区及周围地区重大的人员伤亡。当时在上海的新闻记者们顶着日军的枪林弹雨，采写了大量的有关日军进攻造成的财产损失与人口伤亡的新闻报道，并及时发表于《立报》、《救亡日报》、《申报》、《新闻报》上面；甚至一些外国驻上海的机构也较注意日军进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在其相关的报告中加以记录。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曾在其1937年的年报中，记录了淞沪会战时发生在上海市区内的由日机轰炸造成的重大惨案的时间、地点、人员死伤数目以及上海工业被完全毁损的905家工厂及工场的情形。[5]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接着，日军沿沪宁线对中国军队展开追击，一路烧杀，逼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其身后，留下了无数的中国无辜死难者的尸体和化为废墟的村庄。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在此后的约6个星期内，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抢掠、焚烧，制造了令世人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造成了南京地区极为惨重的人员伤亡。 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中外人士，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记录并向外界报道了大量的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极端暴行。其中，由中国亲历者撰写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者，较为著名的人士及其著作有：郭歧，南京保卫战时国民党守军某营营长，南京沦陷后避入难民区约3个月。逃离南京后写成《陷都血泪录》，于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蒋公榖，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侄，[6]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由杭州至上海参与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后至南京野战救护处担负城防救护军医，自1937年12月13日起，身陷南京近3个月，至1938年2月27日始脱险境。1938年他“凭着记忆，用日记体裁”，著成《陷京三月记》，记录了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3月8日其在南京的经历及其所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在该书的《序三》中，蒋公榖写道：“为了纪念，我凭着记忆，用日记体裁，粗枝大叶地写了出来，也就顾不得文笔的拙劣，不能尽量描摹当时的情景于万一。惟所记的事实，都是真实不虚，不敢犯妄语的大戒，那是我可以自信的。”[7]李克痕，沦陷时为“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8]，1938年6月始逃离南京，撰文《沦京五月记》，记载了自己身陷南京5个月间的艰苦经历及其所目睹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于同年7月间连载于汉口《大公报》。还有一些逃出的佚名的被俘军人或记者所撰写的文章，如发表于1938年2月7日汉口《大公报》上的《京敌兽行目击记》一文，即由一个被俘士兵从南京逃出后所写；收录于由中央图书公司1938年3月出版的、由鹤琴、海燕编辑的《敌军暴行记》中的《在黑地狱中的民众》一文，则是由一位佚名的记者所撰，记录了其所目击的日军在南京的“禽兽盗贼行为”[9]；《地狱中的南京》一文，系由一位于南京沦陷后避入南京难民区的人士，以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著成，记载了其所亲眼目睹的日军在难民区内对中国人民所实施的暴行。该文发表在《半月文摘》二卷六期（1938年5月）。此外，还有一些记者根据自己对由南京逃出的人士的采访著成纪实报道。如范式之于1938年据其对自南京逃出的萧某、王某的采访，撰成《敌蹂躏下的南京》一文，发表于《武汉日报》，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告诫那些“因为思乡念切的原因，反步上回乡的旅途”的流亡难民，认清敌人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酷杀戮蹂躏的政策，以免“再平白地陷入敌人的掌握，供敌人的驱策，无形中增加敌人继续犯我的力量。”[10]林娜则根据自己对一位由南京逃出的覃姓难民的采访，写出题为《血泪话金陵》采访纪实，发表于《宇宙风》杂志1938年7月第七十一期，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红卍字会收埋死难者尸体以及南京民众对日军暴行的反抗等情况。佚名采写的《失守后的南京》纪实，发表于1938年1月《闽政与公余》杂志第二十期，也对日军在南京的屠杀、纵火、奸淫、掳掠等各种暴行，进行了记录与揭露[11]。 当时的一些报刊编辑社，在淞沪会战、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或结束后不久，便编辑出版了许多专门刊物，记录、报道淞沪会战中国军民抗战、日军在沪造成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残虐暴行等方面的情形。如战争丛刊社于1937年12月编辑出版了《倭寇残酷行为写真》，新新印刷社于1938年1月1日编辑出版了《沪战写真》，上海抗战编辑社于1938年3月编辑出版了《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华美出版公司于1938年7月15日、1939年3月10日分别编辑出版了《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上海一日》，等等。 当南京沦陷时，有二十余位外籍人士出于人道主义的信念，留在南京组织国际安全委员会，建立国际安全区以救助苦难的南京人民[12]。他们及一些英美等国记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或是通过日记、新闻报道的方式，或是通过向本国政府部门报告的方式，或是以给家人朋友私信的方式，或是在事件后组织调查团体，以调查报告的形式，甚至是通过摄影机以图片或动态影像的方式，记录下了大量的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拉贝的日记、马吉牧师的日记及摄影带、贝德士的日记、魏特琳的日记、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等等，以及1939年由徐淑希据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迈士每日就日军暴行向日本大使提出的抗议书中所附日军暴行事件而编成的《南京安全区档案》、1938年3月至6月由国际救济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主持调查南京附近灾情而编成的报告《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害》[13]等。 此外，一些日军随军记者及日军官兵也据自己的亲历和见闻，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残酷暴行进行了记录与报道。如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自传、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小队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中，都有关于第十六师团大规模地集体屠杀俘虏及在南京烧杀淫掠的记录[14]。这些记录与报道虽然算不得是人口损失调查，但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极端罪行，对我们研究当时南京地区的人口损失实况，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 关于战时对南京地区的人口损失调查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战后不久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特别军事法庭已经做出公正的判决，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以及专题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成果十分丰富。研究表明，在日军攻陷南京后的长达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在南京城厢实施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长时期的大屠杀、大焚烧、大奸污、大掳掠，造成了至少30万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万中国妇女被污辱、近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区被焚毁。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定论，不容任何人置疑或妄图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