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传"不听话记者"是典型的黑道式报复

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法制日报主办)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3天后，西丰县委宣传部长和县政法委书记带着公安警察，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要求拘传记者朱文娜。(新京报、中国青年报1月7日报道) 　　动用警察等公权力对付“不听话”的记者，类似事件的发生，源于一些主政地方的为官者不懂得自己是在拿纳税人的钱，应该为纳税人做事，而是按传统思维把自己当做县太爷，纵容或指使执法人员以粗暴手段对付舆论监督，甚至危及记者的人身安全。一年多前，台州市椒江区的一名交警大队长，因对一篇批评报道不满，竟召集一车警察冲击《台州晚报》，并强行将该报一名刚刚做过换肝手术的副总编辑拖出报社，塞进警车带走(据了解，这名副总编在此事发生不久后即抱恨去世，让人哀痛)。比起椒江交警的做法，辽宁西丰警察凭一封“涉嫌诽谤”的举报信，直接赴京拘传“不听话记者”的做法，透露出的信号，更加让人不安。如果说椒江交警的行为还可以用“素质低下”、“一时冲动”加以描述，那么西丰警察的携拘传令进京寻事，显然是西丰整个官场和权力部门经充分动用后的系统运作，而且是以某种失范甚至失控的方式在运作。很显然，当地的司法力量遭到了可怕的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已经异化成了某些特权人物和特殊利益的“私家护卫”。 　　这种公权私用、以司法的名义对记者实行“精确制导”式的打击，是一种典型的黑道式报复。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记者朱文娜称，她曾先后采访了西丰县公安局副政委李双福、西丰县法院办公室一位彭姓主任。“随后，我又来到西丰县政府，提出想采访一下张志国书记，工作人员称，张书记在省里学习，联系不上。”朱文娜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并提醒可随时与她联系，但直到发稿时，西丰县没有人致电朱文娜。当她的那篇关于西丰县的报道发表当天(1月1日)，西丰县检察院二层办公大楼灯火通明。据知情人透露是研究统一口径、对付媒体的问题。在当地检察部门拘传审问了了朱文娜的采访对象却一无所获之后，西丰县的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带人赴京拘传朱文娜，最应该以知法、宣法、守法形象示人的两个县委常委，却以这么一副难看的吃相现身京城，在法制日报社所属杂志的编辑部大摆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实在是充满了吊诡与反讽。 　　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对西丰警察来京拘传记者一事“毫不知情”，但“报道确实有损西丰形象”，并“诽谤了”他个人。书记一句“毫不知情”似乎轻轻脱去了所有干系。如果不是怒到极处，恨到极处，为了一名女记者的一篇不足区区三千字的报道，何至于动用两名县委常委带人去拘传她？而其所怒，所恨，到底是否上得了台面公开，到底是为公，为私，也是不言自明的。又有谁会相信，两名常委为了“西丰形象”和“诽谤书记”的事进京拿人，堂堂的一把手会真的毫不知情？朱文娜的一名采访对象转述被拘传时情景，“他们一到检察院就问我，给了记者多少钱。我说我没给。他们问，没给钱别人怎么大老远从北京跑到西丰帮你说话？”这种认定了“不给钱不办事”、“办了事不可能不给钱”的作派和逻辑，不正是最典型的黑道思维吗？ 　　这起事件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只有在法律与秩序被公然蔑视的失序社会，才会有记者被随随便便地被投入监狱甚至杀害。滥用司法力量对付媒体，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必然导致公权信用迅速流失，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都是摧毁性的。拒绝舆论监督，以非法的手段(已经有学者指出诽谤罪是不告不诉，“被诽谤”的主体——县委书记并没有以个人名义告诉，司法部门发出拘传令在程序上是非法的)、打着“合法”的名义对付记者，肆无忌惮地践踏社会良知，是所有言必称“维护地方形象”的主政者抽向自己的一记响亮耳光。 　　如果公正的声音得不到传播，正当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事实的真相得不到揭示，那么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将不得不“知难而退”，不得不选择噤声。当一个个优秀的媒体人无奈地“职业转向”时，有谁想到，那些泛滥版面的帮腔文章和恶心信息，却反证了一个理应受到人们敬重的行业的绝望与忧伤！不能让这个行业的最优秀群体被冷酷地击倒，现在，是站出来维护一个女记者的权利、尊严与人身安全的时候了。惟有如此，勇敢地投身于舆论监督的“战地记者”才会越来越多，依附权势大吃大喝大拿红包的记者才会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有信心，这是民主与法治的共和国，是民权伸张、民声张扬、光荣与梦想不断开启的进步年代，不是少数“县太爷”的形象与尊严不可冒犯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