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及时赶到，好人哪里去了？[转贴]

坏人及时赶到，好人哪里去了？ 吴洪森 我们事后才得知，被雪灾困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上的农民工，很多人长达一星期才获得救助。他们仿佛被困在无人地带的南极和北极。假如真的是困在南极和北极，一个星期能得救，还是值得庆幸和庆功的喜事。然而，他们不是困在无人地带，除了贵州山区之外，湖南、安徽等地都是人口众多的地区，很多被困车辆，离城市只有几公里。困在这样的地带，居然得不到及时救助，这真是悲惨。幸亏还有趁机发雪灾财的贩子及时赶来，把水以5元、10元一瓶，方便面20元甚至50元一杯的高价卖给他们。媒体对这种趁人之危赚黑心钱的行为愤怒指责。扮演道德义愤再容易不过了，可是我要问：农民工被困在寒冷彻骨车厢里，电视上出现过一个报道他们不幸的镜头吗？我还要问，假如不是这些赚黑心钱的坏人及时赶到，一个星期的断水断粮将饿死冻死多少人？ 这次雪灾，没有大批死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赚黑心钱的。幸亏三十年的改革开发，追求发财致富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这次雪灾如发生在极左时代，既封锁消息又不允许做买卖，将不知冻死饿死多少人。因此，与极左时代相比，灾害发生的时候，允许赚黑心钱的坏人到场，避免了大批死人现象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不过，三十年的改革，才换来这么一点不公平不道德的进步，是否也太对不起人了？ 中国难道只有赚黑心钱的坏人，没有愿意赈灾行善的好人了吗？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好人不能及时赶到救灾现场呢？ 毫无疑问，第一责任是新闻媒体失真失实，不敢及时报道。在持续十多天的雪灾期间，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只是几个大城市火车站、飞机场的拥堵情况，农民工被困在路途上的镜头一个也没有。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研究贫困与灾荒的权威，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之所以在灾荒发生的时候很少发生大批死亡事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国家的信息自由流通，新闻自由使得民主国家的公民在灾荒来临之间就有足够的时间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 而当灾荒发生的时候，新闻无处不在的监督不但能促使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来救灾，并且也帮助了民间组织迅速找到救灾的目标和对象。 阿玛蒂亚.森以印度和中国相比较，印度虽然也是经济落后国家，也多次发生大范围灾荒，印度之所以没有出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饿死人的情况，就是得益于民主体制的新闻自由。 美国2005年发生于新奥尔良的飓风灾害也印证了这观点。在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前两天，气象局就发布了灾害预报，第二天80%的居民撤离，剩下20%的居民多半是赖着不肯走的，在飓风来临的前一天，政府下达了强制撤离命令。飓风来临联邦政府充分获得救灾权后，近3万名官兵和物资从全国各地调配到受灾地区，数千架次飞机不断搜寻幸存者和投递物资，空运了650万份套餐，政府每晚花费1100万美元安置数十万名灾民在宾馆住宿。尽管这样美国媒体还是严厉批评布什政府救灾不力。 救灾全程，媒体不仅充分保障了各种消息的发布，抑制谣言，还因其灵活，在混乱的情形中充当了三级政府和灾民多个角色间的沟通者，并充分曝光了救灾中的每个死角。 最初担负救灾总指挥的布朗，面对媒体的时候，助手提醒他把袖管卷起来以博取好印象，这一细节被媒体逮住，大加抨击，在舆论压力之下，布什政府只好撤销他总指挥职务，另派他人接替。大灾当前，高官居然还想在镜头面前作秀，是不可容忍不可原谅的。 救灾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没有组织，个人是难以参与救灾的。因此，除了新闻自由之外，能否使好人迅速赶到救灾现场，关键就在于这个社会的公民平时是否有结社的自由。一个没有结社自由的社会，其民众必然是一盘散沙。没有结社自由，对社会事务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众，在灾难事故面前只能做个袖手旁观的看客。鲁迅把中国民众的看客心态归结为国民的劣根性，而同时代的杜亚泉却准确的指出，没有公民权利是导致"看客"心态的根本原因。 明朝末年，100万人口的清朝，把5400万人口的明朝杀的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许多读者对此难以理解，一个大国怎么软弱无能到这种地步？对此，钱穆先生已经有过解释，他说中央集权的政府使得地方和民间没有活力也没有权力，凡事都靠中央来解决，一旦中央瓦解，全国整个就崩溃，不堪一击。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1940年拥有1亿5千万人口的前苏联，出动46个师入侵人口只有350万的芬兰，当时芬兰的军事编制只有1万人，之前他们的军事编制曾经是2万5千人，为了增加教育经费，芬兰政府大幅削减军费，把军队人数减少到1万人，有人担心这么少的军队无法抵抗强敌入侵，芬兰首脑说，我们如果不把钱花在人民的需要上，就和苏联没什么两样了。人民不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再多的军队也没有用。 果然，苏军入侵后，芬兰人民奋起抵抗，在捍卫芬兰独立的保卫战中，苏军伤亡了一百多万，其中阵亡就二十多万，芬兰阵亡只有2万多，损失飞机8架，苏联损失了900架。全民同仇敌忾的抵抗，使苏联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事实证明，真正强大的国家是人民有权的国家，真正强大的政府是人民拥戴的政府。 一百多年前，严复带着寻求西方富强奥秘的使命到英国学习。他的结论是，西方世界之所以富强是人民自由。人民可以随意结社随意开办公司，自由使得西方社会活泼有生气，人人可以尽其才，正是民间的活泼强大，奠定了西方国家强大的基础。 时隔一百多年之后，严复的发现还是没能在中国实现，中国的进步为什么如此缓慢呢？ （此稿为3月15日出版的《南风窗》专栏写于20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