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扬弃GDP指标，采用ROE[转贴]

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卢麒元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个基础定义为，稳定持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必须在信息采集、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明确全球经济变化发展的趋势，从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策略。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进行方法的优化。我们必须在方向上、路径上、方法上、时间上恰到好处，确实做到系统的、可控的、有效的实施经济管理。 一，关于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深刻的指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首先必须要正本清源。生产力的含义是什麽？可以确定地讲：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一个营业额的概念。营业额的增加一般而言是好事。但是，GDP与生产力提高没有必然联系。贱卖资产就可以提高营业额，但是并不能提高生产力。一定的营业额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加就业，但是并不必然可以增加总国民福利。所以，以GDP为发展指标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那麽，什麽是生产力指标呢？应该是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 缩写ROE）。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ROE的稳定持续增长，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高。也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稳步提高。GDP的局限性在于，作为营业额指标，它无法真实表达财富的变动。一间商店，销售额（GDP）增加，成本费用也增加，不一定赚钱，甚至会赔钱。资产的价格重置和内部交易均表达为GDP增加，但是实际财富并未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因素，GDP很难真实还原，常常会显示出迅速增长。这对经济政策会形成强烈的误导。 波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抓住了要点：人力资源和资本。这两个要素是决定生产力的核心问题。这就是美国敢于放弃传统产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就算拥有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没有人力资源优势和资本优势，生产力水平是无法提高的。相反，GDP的增加只能是转移或输出财富。俄罗斯和中国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十分重要。逻辑基础错了，政策一定出现偏差。 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不是GDP。而是ROE。当经济政策依据GDP进行长期战略部署时，国民经济必将陷入严重失衡。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印证了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错误。 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由改变经济政策的逻辑基础开始。 二、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 1，美国发展的思路。 英美的思想家们十分明确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美国始终不渝的高度重视“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从历史角度观察，英国和美国从来不将经济增长指标（GDP）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事实上，美国的ROE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接近20%）。中国的ROE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有趣的是，在1978年之前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ROE水平并不低（估计在10%附近）。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人力资源”。人力就是人创造价值的能力，包括了智力和体力。其中，最根本的是智力。智力不是一般意义的聪明。就国家整体智力而言，意味着高素质移民流入、教育水平、信息技术、资讯流动速度等的总体能力。 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展资讯技术不是偶然的。科网股泡沫是一次伟大的实践。美国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了“人力资源”载体。不仅如此，美国高度重视人口政策。酝酿多时的美国移民法案在2007年5月17日推出，它将成为美国41年历史上对移民体系最重要的修改。美国康乃尔大学兼职法学教授，移民问题专家斯蒂芬·耶尔-劳尔说：“这个移民法案是一个里程碑（landmark）式的协议”。新的移民政策，将加快吸收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人力资源），形成新的资本增加（无偿流入）。新移民政策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极为可怕，人才与资本的双流失，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衰退，阿根廷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必须反思30年来的人口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中国不能长期无偿输出人力资源。“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 美国的金融寡头清楚地知道“提高生产力的资本”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使资本进入高附加值产业。美国的金融资本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水银泻地般渗入到全球高附加值资产当中。中国的优质资产已经有相当大的比重为美国金融资本持有（应该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资本退出本国优质资产后，正在迅速转换成为贬值资产（美国国债）和低附加值资产（劣质股权）。中国必须认真吸取日本教训，当年日本投资者将“剩余资本”大规模投入低附加值不动产，如帝国大厦等，资本“不能提高生产力”，最终沉没。中国现在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剩余资本”（1.65万亿美元），其去向值的高度关注。中国巨额“剩余资本”是源于僵化的汇率政策，是甚为滑稽的“剩余资本”。顺便提一句，美国启用鲁宾、保尔森等金融寡头管理国家经济，绝非偶然。 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个概念：什麽是未来的高附加值产业？那就是能源革命带来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 很多人奇怪，美国财长保尔森先生为什麽如此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美国人已经将环境问题列入各种国际对话的首要问题。特别是中美战略对话的首要问题。美国将在各种国际立法中逐步推动建立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环境法案。保尔森等甚至推动建立“世界环境银行”。这将为美国由能源革命延伸出来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奠定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今后,企业的环保标准,产品的环保标准,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环境问题，将会是继知识产权问题之后，美国人的另一只大棒。中国粗放型工业及其产品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汽车制造业，就将面临污染零排放的挑战。 美国最大的化学品公司杜邦公司已经成为提供种子等生物产品的生物工程公司；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通用公司，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生物能源和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已经牢牢占据科技制高点的美国资本，正在迅速占领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这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单晶硅和多晶硅等战略产业。 要注意这个趋势，在牢牢占领科技和法律制高点之后，美国将运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科技手段，重新恢复传统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