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转贴]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很长时期内，他居于党国的中心地位，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和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者和领导者。这位影响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位极爱保存个人历史的人。他的日记写作从1915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才宣告结束。写作时间贯穿了近代中国几十年的沧桑巨变，更覆盖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中日战争史。 发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长期而卓绝的抗战。来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斗争错综庞杂，又纷乱繁复。斗争解决矛盾，推动历史进程，又混淆视线，掩盖历史真相。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章，作为一场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战争。中日战争却往往因为叙述者不同，而陷入千差万别的境地。不仅台湾大陆有所损异，西方世界对中国抗战评价不高，而且日本也一直在否认和歪曲那段历史。我们希望借助文本，钩沉历史。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溯源，寻找到一个抗战中真实的蒋介石，这不但关乎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希望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和揣摩，进一步准确地阐述和还原中华民族那段充满血泪的艰难岁月。 九·一八事件爆发，中国军队未做任何抵抗丢掉大片国土，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整个东三省。此时，蒋介石正乘军舰前往江西围剿红军。他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此后蒋介石在日记中不断以"雪耻"来警醒自己，并留下遗嘱，准备与日军决战。他的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同时又是虚弱无力的。由于对日军实力的过高估计，以及一直困绕蒋介石的"安内"的问题，使他更多的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上，力争通过国际势力解决中日争端。外交策略虽然为中国赢得了道义支持，却制止不了日军的凶焰。而中国军队在主帅"攮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下，即便取得局部战场的胜利，也最终难能获取全局性的胜利。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也是他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件，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面对这一突发事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东北地方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和决策？不抵抗主义如何出笼？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张到底有没有为蒋背黑锅？张下令不抵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依据史料提出看法。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荣臻:“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 “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张学良：“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 24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 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张学良为何不抵抗？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