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中国的大儿子）[原创]

有人说，湖南人是中国人的大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至少，湖南人可以从大儿子的精神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大儿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任劳任怨。他朴质本分，勇于开拓，愿意为整个家庭的现代化建设而奉献力量，承担牺牲。他看到兄弟省份第一批进入“沿海开放省市”的行列，或者第二批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扶持对象，为他们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感到十分欣慰。他相信，整个家庭富裕了，他自己的境遇也会大大改善。如果这就是“湖南大哥”在中国这个大家庭中担负的角色，湖南人是非常乐意去充当的。 　　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湖南人并没有游离于经济中心之外，也没有处于经济建设的边缘。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湖南人称为“没落的贵族”。 　　我们更没有理由将湖南人称为“落地的凤凰”。 　　湖南人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湖南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挑起了大梁。如果国家需要沿海经济先行一步，如果国家需要重点扶持东西部的经济建设，那么，湖南人不会眼红那些已经崛起的经济强省，也不会抱怨自己生存的环境不如富裕的省份那么优越。湖南人愿意为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强盛，继续吃苦耐劳。 　　湖南人当然懂得，振兴湖南的经济，将是21世纪的湖南人必须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湖南人更加懂得，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整个中国经济的振兴，比湖南一地经济的振兴更为重要。中国的经济振兴了，湖南的经济也会随之崛起。 　　有人惋惜地指出：振兴湖南经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按照湖南人的理解，事情是这样的：当中国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时候，湖南的经济必然会随之振兴。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需要湖南的经济走在中国的前列，为中国中部经济的兴起做出贡献，那么，湖南的经济一定会迅速地繁荣。 　　必须承认的是，振兴湖南经济，的确是湖南人的任务，而且是一个高难度的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也是全中国人的任务，正如湖南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外省的建设贡献力量一样。如果说湖南具有区位上的劣势，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劣势。诚然，湖南地处内陆，地形多山，基础设施薄弱，在中国东西部省份加大发展力度的时期，湖南似乎受到地理环境的局限。但是，湖南在中国所处的位置，并不是永远不利于发展和建设的。在一定的时候，这个位置将会变成十分有利于建设的格局。 　　湖南的东边有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西边有重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南边有广东，是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北边有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在中国的宏观经济中心布局中，湖南虽然没有特殊的地位，但它却是沟通东西南北特殊经济地区的枢纽。 　　这就是湖南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湖南地处中国中部内陆，既是内陆的前沿，又是沿海的腹地，承接南北的交通，沟通东西的来往。接京华，连港澳，策南应北；邻华东，毗西南，沟东连西。境内有四通八达的水系，湘江经过洞庭流入长江，通达海洋，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确实是中国的核心枢纽所在。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以长沙为中心，抵达北京、上海、广东和重庆四大经济中心都十分便捷。如果湖南与湖北连手组建两湖经济地带，便构成了中国经济辐射力最强的华中经济带。 　　换句话说，中国的四大经济中心，分居湖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唯独缺少一个中心地带，而这一中心地带便是湖北和湖南。 　　地理位置上这样一个安排，给了湖南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得天独厚的枢纽地位，难道不是老天爷对湖南人的偏爱？位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内市场极其巨大的大型经济体的中心位置，湖南人有什么需要担心，有什么值得抱怨呢？ 湖南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也没有必要把本省的人才强留下来。湖南人没有贪恋故土的观念，也没有力争让自己的家乡成为国内率先富裕起来的省份。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跑到全国各地从事各种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有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当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们不会像项羽那样大搞“衣锦还乡”，也不会像爱新觉罗的后代，把自己的老家弄成“奉天特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以后，押着大船把银子和财宝运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里堆的银子和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多，他便犯愁了。银子多了，怎么保管呢？想来想去，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穿，银票埋在地下还怕发霉，不如用来盖房子吧。他决心把故居建设得富丽堂皇。 　　曾纪泽企图阻止叔叔大兴土木，拿出父亲过去写给叔叔的家信。 　　曾国荃笑道：“你父亲信中是说怕府第在乱世难免被毁，如今太平军已被我大清荡平，天下即将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时的情况了。” 　　曾纪泽认为叔叔说得有理，于是叔侄俩把荷叶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时改造了曾国藩出生的屋子黄金堂。 　　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事。后来他回家看到改造后的屋宅，觉得过于招摇，非常生气，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横匾摘除，并表示他一辈子也不入住。他对兄弟子女说：“天下多难，此等荣华均未必可靠！” 　　后来，曾国藩兄弟和曾氏后人纷纷移居大中城市，荷叶塘的屋宅，终于成为一个古迹，如今已经破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主持全国政局的湖南籍领袖们，没有让家乡人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业基地，也没有把许多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放在湖南上马。 　　湖南人默默支持全国的工业战线，自觉地把湖南建成一个后勤基地，为外省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粮食。几十年来，湖南一直是全国的稻米、油菜、苎麻的最大生产基地，担当着中国“粮库”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布全国，湖南成为人才输出大省。同时，湖南扛起了与自己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相称的财税上交任务。在分税制没有实行之前，湖南的纳税额在全国是排得上名次的。 　　湖南作为伟人故里，发展速度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区的经济文化状况，依然令人为之叹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乐于发扬这样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经济发展已经显得吃力的时候，湖南人依然保持着充分的乐观，表现出淳朴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热衷于到北京“跑部钱进”的时候，湖南人仍旧保持着不靠裙带、不靠关系的传统。毛泽东是不赞成“苟富贵，不相忘”的。重乡谊可以，但他绝少念乡情而提携谁。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他在1942年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从湘赣根据地、湘鄂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带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干部，到了陕北以后，大力提拔北方干部。解放战争中，随着大军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干部人数众多。毛泽东曾对西南的领导干部说：“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更要看组织。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中国目前需要缩小或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东西差别，人均差别。不幸的是，湖南的三个差别都很显著：湖南农村占地广阔，城市化水平低；湖南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与西部欠发达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颜。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个什么样子，不说大家也知道。 　　曾几何时，湖南南部的乡民，总是议论粤北人日子过得多么苦，逢年过节，会到湖南这边的亲戚家打个牙祭，临走还捎带上腊肉米粮。 　　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湖湘子弟南下广东打工谋生，学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湖南人与南边的这位高邻过去是生死之交，现在又是现代化建设的同盟军。 　　率先对外开放的广东，给了湖南人新的机遇。湖南的人才群在扩大，湖南有更多的人才离开乡土，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才干，施展才华。 　　湖南人有很多困难，但是湖南人都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 　　要说勇气，有什么比在闭关锁国、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时代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勇气？ 　　要说胆量，有什么比抛掉头颅以坚持真理更需要胆量？ 　　要说困难，有什么事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更难？ 　　湖南人的字典里难免“困难”二字，但还有更多藐视困难、排除万难的字眼。 　　湖南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湖南的人才正在自觉地成长。 　　湖南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狠抓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科技产业。他们知道，湖南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