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社会主义才能救大灾[转贴]

作者：云淡水暖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这就是中国特色：依靠社会主义才能救大灾 　　云淡水暖 　　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草民不才，学习也不够深入，总有些问题搞不清楚，“特色”是什么，看主流经济学家们说是“转型”、“市场化”、“私有化”，看《学习时报》的党校专家们说，是“体制机制”，看文人贤达云集的《南方XXX》们说，是“接轨普世价值”……，反正众说纷纭，还需要深入领会。但草民总是相信一点，中国的国情就是“特色”，比如，你不能指望中国像美国那样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人均一部或者户均几部小轿车，第一，那样的话，全世界的石油都不够中国消费的；第二，把所有的可耕地拿来做停车场、建马路可能都感到地皮不够。 　　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之后，也是众说纷纭，在全国人民、全球华人举国家之力、举民族之力，军民奋勇救灾，竭力支援灾区，气壮山河的场面面前，举世震惊。在这其中，无数个人、群体的表现，每日都在感动着全国，无私、无畏、奉献、坚强的品格，每日都在升华着民众的内心，这时候，许多声音也出来解读了。 　　一位非常非常“西化”的获得德国博士学位，在凤凰台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先生这样解读【资本主义它满足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对物质的一种追求或者说对物质的贪婪，…但社会主义是要求对人一种比较高尚的道德上的要求，我们中国现在正在转型，它正在最一个原来的、纯粹的一个可能相对来说，计划经济相对比较僵硬的这么一个体制，慢慢走向了市场经济。…这里面（抗震救灾）许多的逻辑，不是用市场经济能够，不是用资本主义这种逻辑能够来解释的，…虽然我们的社会在转型，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但是永远不要忽略了原来社会主义体制当中，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对人性的一种追求，或者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要求。】（凤凰卫视《全国默哀看转型中的国家与国民》） 　　一位伤痕文学大家张抗抗女士、一位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专栏的陈小川先生一致认为，是改革开放30年来，民众“公民社会意识提高”的结果。邱震海先生的观点与张抗抗女士、陈小川先生的观点在存在“文明的冲突”。邱震海先生认为，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举世震惊的、空前的集体主义表现，是28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遗产重新被唤醒的结果，需要继续保持。而未知是否“西化”的张抗抗女士和陈小川先生认为，是市场经济转型促发了“公民意识”导致的结果。 　　在这里，草民比较同意邱震海先生的说法，因为大地震在中国发生不是一次两次了，改革开放前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工人、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奉献、坚强的品格，与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别无二致，并没有证据表明，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人们身上普遍有邱震海先生所说的“资本主义它满足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对物质的一种追求或者说对物质的贪婪，”，而汶川大地震中的人们，也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身上普遍是因为“公民意识”才激发出来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对人性的一种追求，或者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要求。”。当然，这是精神层面的差别，还有物质层面的、体制机制层面的。 　　比如，全国、全军派出医疗队支援灾区，32年前的唐山是这样，今天的汶川还是这样，比如灾区的伤员向全国的医院大规模转移，32年前的唐山是这样，今天的汶川还是这样，一些自己亲历或者家庭亲历过这样的“体制机制”的普通唐山人，有工人、农民、退伍老兵，自愿奔赴灾区当自愿者，他们说得最直白，因为当年全国支援唐山，他们是有样学样，知恩图报而已。 　　今天（5月23日）人民网报道，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口支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提供受灾群众的临时住所、解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协助灾区恢复重建、协助灾区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经济合作、技术指导等。由北京等21个省份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北京、天津在对口支援四川有关重灾县的同时，北京还要对口支援陇南市，天津对口支援甘南市。未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六省(区、兵团)接收的捐赠款物重点用于支持陕西灾区灾民生活安排和恢复重建。 　　这是什么原则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强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力行无偿奉献，倡导大公无私，这与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那种“资本主义它满足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对物质的一种追求或者说对物质的贪婪”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什么体制机制呢，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机制，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统筹全局，周密计划，举全国之力，消灾区之痛，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重建，走的也是这样的路子。如果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维、资本主义模式，看准的是灾后重建的“商机”，争抢的是灾区市场的盘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起码，从区域经济、市场占有的思考角度，缺乏“培育对手”的逻辑，只有乘机发财的冲动。 　　在这样的原则和体制机制下，从精神道义上说，与“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茅于轼《南方都市报》）”的“理性人”、“经济人”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从经济运作上说，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是相悖的。因为它需要一种牺牲自身利益，成就灾区重建的奉献情怀，因为她更需要一种不以经济效率为目的的，甚至“赔本”的模式去保证灾区经济重振的前提。她应该具有比较鲜明的强制性，有比较鲜明的计划性。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保证这种“对口支援”灾区重建任务开展和目标实现的前提。 　　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体制机制保证方面，以汶川地震灾区受到重创的程度，以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经济能力，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没有高度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环境，没有举全国之力为灾区社会经济提供重建资源的保障，没有对全社会各方面的动员能力，灾区重建将会非常艰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目前灾区极为缺乏帐篷，而并不需要帐篷的成都，有“商人”可以弄到救灾帐篷“卖给”需要搭建一个帐篷来抚慰一下担心余震的余悸，这是成都市公安局的结论，而令人惊讶的是，连科威特捐赠的红新月会标志的救灾帐篷也有，与公安局结论中从国产厂家弄来的结论，有比较大的出入。这件事情说明，在商言商，只要有利益的存在，就会有逐利的冲动。焉知灾后重建不会变成某些逐利者眼中的蛋糕，成为利益瓜分的市场。 　　别的国家不说，就中国而言，只有依靠社会主义才能救大灾，32年前的唐山如此，32年后的汶川依然如此，要说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恐怕就叫做“中国特色”，就像59年前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