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发表在《城市与减灾》杂志2000年第6期上。由洪时明，洪时中编译。 汶川大地震的破坏力是阪神大震灾的30倍以上。 “耐震工学神话”的破灭 黎明前，日本JR新干线33岁的驾驶员中岛康正驾驶着特快列车“超级雷鸟”号，从停车区向始发站神户站驶去，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开进了三宫车站。 “突然，咚的一声，我感到一个向正上方的猛烈冲击，我想是碾到一块大石头了吧？”中岛事后回忆说。 列车脱轨，顶灯熄灭，只看到一股股沙烟，自动刹车开始动作，列车冲出两三百米以后停了下来。 这时JR西日本公司的运行负责人、55岁的铁道本部部长梅原利之正躺在神户市东滩区自家的被窝里。强烈的地震之后，他赶紧看看枕边的表，凌晨5点45分。“幸好，这地震发生在山阳新干线发车之前！” 山阳新干线开往博多的始发列车“光131号”这时正进入新大阪站的第14道，预定14分钟后发车。 由此向西8公里，从尼崎市到神户市一段就有9座高架桥垮塌，从新大阪到那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时速最高达200公里的列车，即使刹车也要70秒钟才能停住，要滑行足足2.4公里！ 地震一发生，新干线就自动停电，自动紧急刹车。可是如果有12节车厢总重达720吨的列车到达高架桥垮塌的地方，那才真是不堪设想！ 这一瞬间的振动被神户大学工学部地道里安置的强震仪记录了下来：南北方向振动的最大加速度270伽，东西方向305伽，重直方向447伽（“伽”是加速度的单位，1伽=1厘米/秒2，重力加速度约为980伽）。刚看到这一数据时，建设省的技术干部惊讶万分：“是不是仪器出了故障？日本还从没记到过100 伽以上的垂直加速度哩。” 建设省的现场调查团公布说：这次地震的最大振动为600至800伽，比关东大地震估计的300至400伽还要厉害。这是水平方向振动的值，至于垂直方向的加速度，调查团完全没有作报道。 事实上，垂直方向的地震振动在设计时完全没有考虑。 建设者在桥梁抗震标准《道路桥示方书》的第4章中，明确写到在设计时不考虑垂直向振动的影响。 而对于水平向振动，规定的标准为0.2，即建筑物应当在水平方向受到相当于自身重量20%的外来力时不致于破坏。这次倒塌的阪神高速公路神户一段就是按这一标准建造的。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市内几乎所有的楼房都瓦解了，但位于丸之内的日本兴业银行本店的楼房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幢建筑是按大约0.13的抗震标准设计的，后来就决定采用比这一标准略高的0.2作为水平振动的抗震设计值。 包括阪神高速公路在内，公路桥在过去某段时间曾采用过0.1作为垂直向振动抗震设计的标准，然而1971年修改的技术规范却取消了垂直方向的设防。 建设者的负责人说：“由于垂直方向振动的影响轻微，在抗震设计中可以不予考虑。如果在设计中要反映出垂直振动的抗震，那将花费更多的经费和人力。” 参与制订技术标准《示方书》的专家说：“当时还考虑到，如果设计时要考虑抗御垂直振动，会给计算带来许多麻烦。最近，可以用计算机来进行建筑物振动情况的计算，但也只使用了过去发生强震时水平振动的数据。大家都认为，对于没有经验的垂直向振动，即使完全不考虑也是可以的。” 铁路高架桥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国有铁路引入了抗震设计的标准，其标准与公路桥相同。1966年国铁山阳新干线建设时制定的《新干线钢筋混凝土构造建筑物设计要项》中写道：“垂直方向上的地震荷重一般不予考虑。”过去一直认为混凝土造的建筑物对于垂直向振动本身就有足够的强度，忽略垂直振动的影响不会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对地震时垂直方向的振动作认真仔细的研究。 地震第二天，原国铁工程专家、现东京理科大学的松本教授在直升飞机上视察地震灾区现场时说：“今后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垂直向力的影响。” 日本是土木建设的世界，很久以来就有所谓“建筑物能经受住关东大地震”的宣传。 可是，关东大地震振动的加速度究竟有多大？当时没有仪器测定，现在并不清楚。 1989年，美国西海岸旧金山附近的洛马普列塔发生地震，人们只注意到城区高速公路的桥梁因水平振动而垮塌，却没有注意到震中附近垂直振动造成房屋桥梁的破坏。现在，专家们说：“没有认真考察洛马普列塔的地震，值得日本人反省。” 地震发生后，日本抗震工程界的权威伯野元彦先生接受了美国CNN电视台的采访。有人问：“过去一直说日本的建筑物没关系，现在难道不觉得并非如此吗？” 伯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我已经没有自信了。”伯野到现场视察了两次，他说：“‘耐震工学’（即工程抗震学）是在大量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次，必须在那些值得反省的地方严格认真地进行反省，使我们的知识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死亡和失踪五千余人、损坏房屋九万余栋的阪神大震灾已经把“能耐关东大地震级别”的前提下建造起来的抗震“堤防”彻底打碎了，仅仅用“出乎意外”就可以说明一切吗？难道不是过分自信了吗？ 火海吞没了消防之梦 神户市上空300米。 从空中看地面地震火灾后的现场，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一些宽阔的道路或空地使燃烧得以中止。从这些方方正正的火灾遗迹可以想象灭火行动是何等的无能为力。 火灾从17日地震后开始在神户市各区多处同时发生。 神田市长田消防署的值班长是32岁的键本敦。在剧烈的振动之后，他发现两处起火。这时大道通（街道）火灾现场已经被烈焰包围起来。救火队员们突然惊呼：“消防栓不能使用了！”值班长顿时感到头脑一片空白。 兵库县南部地震的次生灾害——火灾，到28日凌晨零点为止，仅神户市内就有419次，燃烧面积相当于甲子园运动场的25倍，约100公顷，是二次大战后烧毁面积最大的建筑物火灾。 木制旧房屋较多的长田区，烧毁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4%，达44公顷，约3700栋房屋化为灰烬。地震后该区发生的10起火灾中，没有一起是完全靠消防扑灭的。 神户市所有与消防有关的人士都说：“发生了预料以外的事态。” 9年前，神户市制定了《地区防灾计划》，当时假定最大地震烈度为5度（日本采用“7阶烈度烈度表”，其5度相当于我国的7至8度）。消防预案，训练和演习也以此为假定前提。其依据是神户地区有史以来所记录到的最大地震烈度只有5度。 在这样的前提下，消防方面遇到了两个“意料之外”。 第一是认为5度地震时自来水管不会遭到什么破坏，消防用水是可以保证的。 实际上，这次地震神户各区的烈度达到了6度甚至7度，水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之相连的消防栓全部不能使用。神户市原来假定“地震后消防栓可以使用”，从而拖延了其它消防设施的完备，如消防水池。 在大道通救火的消防队，由于消防栓不能使用，只能在附近容积分别为40立方米和25立方米的两个水槽中抽水，不一会水就用完了。又在消防署附近的河中用土拦了一点水，用泵吸上来救火，但河中水量很少，救不了火。因此还上演了市民们从震坏的公共浴池中打水救火的场面。 地震火灾时，水的确保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东京都是假定“6度”来设置的，在假定消防栓全部不能用的前提下作了准备，全东京23个区有13000多个水槽。 神奈川、静岗县是以假定发生东海地震，地震烈度为7度的情况下消防栓全毁为前提的。 与这些地方不同，神户市内仅有968处消防水池。东京23个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1个水池，而神户每平方公里仅1.8个，不到东京的十分之一。长田区总共只有92处，没有达到自治省消防厅规定的标准。 另一个“意料之外”是那么多火灾同时发生。仅长田区在地震发生后就立即发生了10起火灾。 当天在长田消防署留宿值班的人员共24人，配有4台水泵的消防车首先到达了两处火灾现场。15分钟后，又勉强到达了第三处，但其它的火灾现场已经力所不能及，只好放弃。 东京消防厅防灾部的大津康佑副参事指出：“一般说来，火越大，蔓延速度越快。尽可能把火灾消灭在初期，是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 94年版的《消防白皮书》规定，为了防止地震火灾引起大规模破坏，要建立跨越市、领（町）、村和都、道、府、　　县的广域援助体制，以及强化使用直升飞机进行广域空中消防援助的措施。 但是，这次地震火灾的初期阶段，其它地区的消防援助全无指望，这一事态十分明显。 近邻县的救援，最早到达的也是午后1时了（震后7个多小时）。 自治省消防厅在地震后4个小时，即上午10点，向其它地区发出了第一次援助请求。 接到请求的有东京都、广岛市、名古屋市、大阪府。据名古屋消防局说，请求的内容就是“救援”两个字，消防队员到达现场时，已经是当晚9点07分了。 京都市消防局接到神户的请求后，于上午11点派出3台救火车和16名消防队员。到达长田区后，不得不用大约100根软管连接起来，从900米外的长田港抽取海水，这样直到下午4点才开始放水，尽了最大努力才把大火制止在街区的一侧。 这一次没有动用直升飞机空中灭火，全日本的消防机构在94年4月时共有25架消防直升飞机。 据东京消防厅说，一架直升机一次载水量仅1.5吨左右，即使这些水能最有效地用于灭火，要扑灭100平方米的火灾也需要11架次直升机。加之火场上空气流不稳定等因素，直升飞机还有坠落或相撞的危险。 兵库县的《地域防灾计划》中，有关于消防厅长官向知事请求派遣增援部队的条款，但是没有关于自身向消防厅请求援助的规定。火灾结束后，长田消防署的干部才醒悟到这一点。他们说：“关东大震灾在关西发生，这一点真完全没有想到。” 1923年关东大地震，死亡和失踪约14万人，大部分死于火灾。 这次神户地震，死于火灾的比例有所降低，但连续两天以上大火蔓燃的恐怖气氛与关东大地震没有什么两样。 东京消防厅研究过这样一个模型：冬天早上6点，风向北北西，风速每秒6米，在相模湾（东京西南的一个海湾）发生了7.9级大地震，在这种情况下模拟得出可能出现758起火灾，烧毁面积22，900公顷，烧毁房屋633，000多栋。 正在神户市火灾现场调查的室崎益辉教授说：“大地震时，消防力量肯定是不够的，不能把希望单纯寄托在事后的消防上。必须加强诸如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如何尽量普及家庭常备的自动灭火装置等等工作，在这些事前的准备和宣传上多下功夫。” 如此应变的“现代机构” 兵库县知事到底是什么时候请求自卫队派兵的？根据防卫厅参与党三党防卫协调会议的资料，是1月17日上午10点，地震发生后大约4小时。 兵库县方面却没有这一记录。从兵库县的资料看，17日整整一天都没有县知事请求救援的记载。 强烈的地震刚过，副知事芦尾长司就从自己家里出发，驾驶一辆轻型汽车赶往县政府办公地，用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上午7 点。电梯不能动了，他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徒步登上12层楼的灾害对策口消防安全课。那里是一片狼籍：翻倒的文件柜，破裂的墙壁，在屋中散乱的存有文件的计算机软盘和办公用品，震倒在地上的电话还在鸣响…… 按照兵库县的防灾计划，发生5度以上的强震时，县厅的全体职员3200人应当立即在灾害对策总部集中，投入工作。但是，神户地震的当天，到达对策总部的工作人员只有20%.在神户市政府大楼中，市长室的一号馆破坏不大，但8楼上的二号馆由于第六层楼压扁了而无法使用，当时6楼的一名男清洁工被压死。神户市政府的樱井课长说：“神户市过去的防灾没考虑地震，而只想到台风。” 东京都为了应付突发性大震灾，确保地震初期必要的政府工作人员及时到位，在东京都办公厅附近步行30分钟可到的地点，专门设立了“灾害对策用职员宿舍”，那里住着约200名职员。但神户却没有类似的准备。 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为了在灾害中保护国土和国民的生命、身体及财产，应当在国家、地方政府、公共团体及其它公共机关建立有关防灾的必要体制，并明确其责任所在。“ 1959年，伊势湾台风灾害，死亡和失踪共达5098人。那时就强烈要求建立“综合性的防灾体制”，从而通过了《灾害对策基本法》。国土厅的一位人士说，在立法的过程中，总理府与自治省的有关省厅之间“互相推御责任”，结果，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按照“基本法”规定，在灾害发生时，市、町、村长作为综合防灾负责人有义务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在大范围灾害发生时，县知事应当负责组织应急措施。另外，基本法还规定必须制定地区性防灾计划。国家根据地方政府的请求给予援助，这种思路可以说是基本法的主干。 即使发生灾害，地方政府的行政功能受到的影响也应当很小，事务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仍应当能顺利进行，这是一个起码的前提。可是这次，地方政府的功能完全陷入混乱状态。这使我们不得不问，政府是怎样运转的？ 1月17日晚上，村山富士首相会见记者时，在坐的石原信雄官房副长官对从会见场所回到办公室途中的五十岗广三官房长官说：“把责任推下去也是说得过去的。”长官回答：“是啊，知事那边也肯定是混乱的。”但是政府就没有责任吗？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握受灾的实际情况，17日仅仅派遣了2300名自卫队员。 救灾专家有一条铁的原则：“救出幸存者的最大时限是48小时。”日本红十字会国际救援中心主任河野正贤说，这一时限的根据是1976年中国唐山地震，据中国军医报告，48小时以后，救出者生存率急降至三分之一以下。在这次神户震灾中，死亡总数5千余人当中，在第3天以后死亡的已确认超过 2千人！ 横滨大学教授村上处直说：“政府必须具备在完全不明白现场情况的时候也能紧急行动起来的那种能力，但这次，从政府的反应来看，可以说还是想按平时秩序来办事的那种状态。” 正好在兵库县南部大地震的前一年，当地时间凌晨4点半，美国洛杉矶市郊也发生过一次直下型大地震。现场的消防、警察等不必说了，华盛顿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总部，在15分钟后就运转起来。当时，威托长官就向克林顿总统报告了情况，下午2点，总统就确定洛杉矶市为“大规模受灾地区”，联邦政府的救援工作实质性展开了。 这次兵库县神户市的灾害对策总部是上午7点成立的，而以国土厅长官为部长的政府非常对策总部上午11点才第一次开会。 在美国，发生灾害时，也是地方政府首先作出反应。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时，FEMA接到总统的灾害地区确定令以后立即赶赴现场，与当地政府和自愿者组织取得联系，共同协作，采取对策。 与日本国土厅仅仅负责“灾害对策的综合调整、计划、立案”不同，美国的政府同时又是救援活动的实施机构。 赴美国洛杉矶市地震现场考察的防灾智囊团专家、东京防灾计划研究所渡边实所长说：“为了使交通管制等取得实效，必须在发生灾害时由首相和知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共同研究所有防灾机构一齐出动的措施。” 《灾害对策基本法》中有以下条文：“在灾害异常强烈的情况下，首相应当首先宣布进入‘灾害紧急事态’，并成立以首相本人为总部长的‘紧急灾害对策总部”，首相有决定采取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宽限债务等措施的权限。“ 在国会上，当村山首相被质问为什么这次上述条文就不适用了时，村山回答说：“由于同时还涉及到国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我考虑必须慎重处理。” 国土厅防灾计划课解释，该条文是假设“发生了经济、社会的混乱，或出现大规模骚乱事件”的情况下设置的。 至今日本还从来没有宣布过“灾害紧急事态”，政府内部人员私下议论说：“也许要等到东海大地震到来的那一天……”。 灾民们渴望知道些什么？ 剧烈地摇晃，冰箱倒下，房门打不开了，在神户市东滩区县营住宅里独自生活的老人白波濑三江没有力气搬开冰箱打开门，只好一个人被关在屋内，靠5粒硬糖和6片饼干坚持了一天。 在县营住宅区4栋住着104家人，震后他们都把自己家里的肉、菜等拿到空地上生火作饭吃。居民们直到1月20日才从邻近的市营住宅区的人那里听说可以到区政府去领取救济食品。 阪神大震灾中毁坏的建筑物超过10万3千栋，上百万户停电停水，85万户停气。电话的使用频率为平时的50倍，但其中95%未能接通。 《灾害对策基本法》规定，在灾害发生时对市民广泛提供信息的工作应当纳入地方政府的防灾计划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向市民传达什么样的信息都由当地政府决定。在兵库县和神户市的防灾计划中，也都设有“信息收集、传达和通报”的项目，但却没有制定具体方法。结果，在地震发生以后的三四天中，各级地方政府尚未能对当地居民广泛传达有关信息。 1月20日，芦屋市用复印件印发《地震灾害情报》，每期100份，在各避难所开始发行。26日起才委托大阪印刷所印刷，每天1期，每期 1万至1万5千份，分发到各避难所。上面刊登有诸如自来水管道修复情况、生活福利资金的融资、临时浴池的开设、简易佛坛分布等消息。 神户市的《神户地震灾害对策通报》是从1月25日才开始印发的，这种刊物每期约3千份，以在各避难所张贴为主。 自治省消防厅过去奖励了在街头安装广播喇叭或利用家庭收听设备，向市民通报消息的所谓“市町村防灾行政无线电”的做法。其办法是，先从政府厅局用调频方式发出信号，通过无线电喇叭或室内收音机向市民播放。收音设备装有电池，可在停电后每小时播放5分钟，坚持24小时。人们期待这种设备在传达避难命令、生活情报、防止次生灾害等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但据自治省报道，1994年底这种无线电设施在全日本的市、町、村中的普及率仅为54%，而兵库县的 91个市、町中只有17个安装了这种设备。在受灾最重的地区，只有尼崎市安装了。就是在尼崎市内的217处收音器，地震后也曾一度中断广播。灾害对策本部的职员说：“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发出避难令或警报。供水的地点是通过广播车向市民传达的。” 没有安装上述装置的芦屋市防灾负责人说：“总想到又有收音机，又有电视，没有什么危机感。”在准备应付东海大地震的静冈市，则安装了 329处室外广播，还有这种广播的使用规则索引。“地震后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市民提供水和食品供应的信息”，“手持无线电对讲机的职员到各避难所了解情况，及时把灾民的要求向市政府报告”，这样一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体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1989年10月，美国旧金山近郊发生地震时，和神户地震一样也出现了停电。当时以避难者为对象的调查报告表明，有66.3%的人为了在地震后及时得到信息而带了收音机，有54.7%的人认为收音机是当时最起作用的信息来源。 神户地震发生的那天，东滩区县营住宅区居住的42岁的西村圭美整天收听收音机的广播，可是一家四口一天只喝到1.5升矿泉水。一方面听漏了供水车巡回的消息，另一方面全天广播的都是受灾情况，几乎没有通报供水情况。 神户市须磨区的调幅广播局关西电台的地方信息原来是商业性广播。那天早上，正在播送以采访上班途中的公务员为内容的“早上好”节目，突然地震停电，广播中断了10分钟。恢复后，广播的全是听众打来询问安全情况的电话，持续开办了40年的听众热线电话的7条线路全部开放。 第一天，“我没事，请联系”、“××在××小学避难所”等消息占了一大半。第二天，何处有水、何处有空房可供使用等生活信息已占了约四分之一。4天内共接到约5万次电话。 关西广播电台的编辑制作局长山田健人回顾说：“居民们希望更快一点知道详细的消息，而地方政府的通报没能达到这种要求的速度。” 从20日起，NHK广播电台在神户市政府大楼8楼的一角，桌上放了厚厚的三迭“生活情报广播中心”稿件，开始广播生活方面的消息，终于下决心要回答“居民急切的愿望”。广播了“大阪——神户间船路通航”的消息后，又马上播送了航班时间、预约方法等，立即有大量询问此事详情的电话。 灾民的希望是各式各样的，24小时全部占用也广播不完，可没有任何人是24小时都在听广播的。NHK大阪广播局计划总务室的大副部长说：“只能向避难的全体灾民提供有用的信息，无法提供仅对个别人有用的信息。”当然最好能象家用电脑一样对每个人分别提供他所需要的信息，但目前的广播还无法办到。 报社在地震期间也发行了号外，还特别印制了交通恢复情况和个人安全情况的生活情报专栏，但由于交通断绝，售报网遭到破坏，有些地区无法分发到报纸。 到灾后两星期的1月30日为止，还有273，512人分散在1134个避难所中，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 艰难探索中的地震预测研究 京都大学教授、地震学家尾池和夫在京都府宇治市自家的屋顶上安装了一付天线，用电线接上一个高性能的收讯机，并安装了一套测定空中电磁波的装置。 那天早晨，教授突然被一阵摇晃震醒了，他立即看那个装置的记录纸，在地震发生前的50分钟，图纸显示出突然增加的杂音波形。 岩石在受压以后，会发出电磁波，产生电流。是否能利用这些与岩石破裂有关的现象来预测地震呢？近来，这一想法得到了重视。尾池教授说：“ 目前的现状是，地震发生后可以分析出那也许是前兆的信号，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电磁波，现在还不清楚。要和预测地震联系起来，还需要积累经验。” 上午6点多钟，地震预知联络会的茂木清夫会长在千叶县自己家里通过电视新闻知道发生了地震，他马上用为传达东海地震信息的专用热线给气象厅打电话询问情况。气象厅回答说：“震级为里氏7.2级，震中在淡路岛附近。”茂木想：“这可不得了！内陆型大地震已经很久没有在日本发生了。” 第二天，在东京召开地震预知联络会。茂木会长对记者说：“必须注意6级的余震”。会见时，该会的委员、专门研究活断层的九州大学教授松田时彦也在坐。 松田教授说：“这次地震震源区的活断层过去就认为是值得警惕的活断层之一。由于地下能量的积累已达到‘期满’，就引发了地震。”记者立刻提出疑问：“那为什么不集中观测和研究的力量，组成预测的体制呢？”松田教授说：“所谓‘期满’，也是一个长时期，对这个时期实际了解得很模糊。”茂木会长说：“我们也深感什么时候能作到准确预测地震就好了。” 地震预知联络会把需要重点监测的地区分为“观测强化地区”和“特定观测地区”两类。 观测强化地区指的是近期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地区，实行24小时的连续观测。预计可能发生东海大地震和首都圈直下型地震的东海地区和关东地区南部，就是强化观测的对象。特别是东海大地震，现在假定它是“可以预测的”，已决定只要发现地震前兆，就立即召集由茂木会长等6名地震学家组成的“ 地震防灾对策强化地区判定会”，讨论是否作出临震预报。 所谓特定观测地区，指的是近期发震的可能性比其它地区高的区域。这种地区全国有8处，对它们的预测比较困难。这次地震的震中就在原定的“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特定观测地区”偏西一点的地方。这一地区活断层密集，其中包括这次地震的发震断层——六甲断裂带。 在关西地区，去年5月滋贺县彦根市记录到4度地震，6月京都记录到22年来从未有过的4度地震，11月兵库县猪名川町发生了震群，六甲断裂带正好位于这三个地点连线的延长线上。这些情况已由地震预知联络会报告了，但并不认为是大震的前兆。即使有人认为是前兆，在这种特定观测地区也没有象东海地震“判定会 ”那样的机构来进行分析预报。 这次地震后，全国8所大学的地震仪集中起来，对六甲断裂带周围25个点进行观测，目的是想监视6级的强余震。不过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地震预测研究中心的梅田康弘副教授却说：“不是为了预测”，“我们也知道如果能预测就好了，但是连主震都没能预测到，比主震小若干倍的余震就更没法预测了。 ” 当地时间1月16日午后，美国西海岸洛杉矶市近郊加州理工大学地震研究所的地震仪指针大幅度摆动，在此工作的日裔地震学家金森博雄所长一看波形，直觉就告诉他“是日本”。兵库县南部大地震的地震波越过重洋传到了那里。 金森所长对以预测为重点的防灾体制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对于人口密集、联系复杂的现代都市，不准确的预测是不适应的”，从而提出所谓“实时地震防灾系统”的观点。就是说，在地震发生后首先要做到的是如何使灾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以洛杉矶为中心的美国南加州地区，和日本一样，也是地震密集区。那里5年前就接受了金森所长的提案。州内活断层周围安装的250处地震仪的作用与其说是记录地震，不如说是通过电话线将地震的信息及时传到各城市，使地震波传到城市之前关闭煤气总阀门，停止铁路运行。由城市生命线工程（水、电、气、通信、交通等）和金融等方面的大约20家公司和机构组成了基于上述思想的防灾对策系统。 但是，对于像神户地震这样离城市很近的直下型地震，即使想运用这种系统，也没有采取对策的时间。 不过，从这次震灾体会到了金森所长关于尽量减少损失的思想是很重要的。“要推进综合性的防灾对策，就必须加强提供地震信息的地震学者和接受信息采取对策的工程专家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地震机制分析专家、横滨市立大学的菊地正幸教授说，这次地震是3条断层在11秒钟内相继运动造成的。对于断层破裂的位置、方向、时间、规模等的解析计算，20年前要用1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1小时。断层的位置及破裂情况弄清楚以后，处于同类断层上的其它城市的地震危险性也可以比较清楚，也许还可以减轻余震带来的灾害。 菊地教授说：“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内，地震学最新的成果都不能叫预测，而是向如何对地震后灾害对策起作用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