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自由主义的市场份额日渐萎缩——JC本老人家[转贴]

感性自由主义的市场份额日渐萎缩 　　 感性自由主义从道德出发，认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力，民主政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秩序建制，实现民主是无须社会条件的，对于民主政治的有效实施所需的社会条件不予关注，如果说有所提及，那也不过是照抄西方的现成答案而无视ＡＢ卷的事实。感性自由主义者热衷于用文学语言阐述政治主张，这是它曾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今市场份额日渐缩小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８０年代，破旧比立新紧迫，感性自由主义对打破思想禁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否定这一点将犯感性自由主义类似的错误。在一个思想严重禁锢的社会，喊出打破的声音本身就难能可贵，虽然那时候的知识精英并非都是感性自由主义者，但在破旧这一点上，知识精英基本上是同质的，而擅长于文学式感召的感性自由主义者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同盟军。但是，当中国历史发展到立新的重要性取代了破旧的重要性时，文学式的阐述难以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知识精英内部于是开始分化，其中的一部分转向了新权威主义，这群人主张运用开明的权威来主导现代化，主张由权威政治所保证的政治稳定，来引导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来引导社会利益分化，以利益分化来引导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的联结纽带，并认为，只有在社会经济领域广泛出现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团体之间建立在利益互补为基础的这种契约性关系，才是民主政治真实的社会基础。这群人最终成了今天的知识精英主流，他们是国民与政府的公约数。 　　另有少数知识精英选择留守，继续用文学语言从事着“扫除专制”的“启蒙教育”，具体言论是逢官必反，什么话、什么事，只要出自官方，或者与官方联系紧密，必反对之，但如果是出自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则不加思索地拥护。从“人权高于主权”的轰炸科索沃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战争，直到藏独分子的闹事，莫不如此。 　　八八事件后，技术官僚陆陆续续进入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人的优势不在于所具备的现代科学知识，而在于曾经接受的思维训练，其有序而严密的思维方式对建设新世界更有利。技术官僚全方位接管政务是我国历史上的开先河之举，这一点曾经使很多人忧心忡忡，但后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主要的担忧没有成为现实，包括感性自由主义者最担心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复辟也没有成为现实，就是今天，虽然新老左派感情上靠得近，有时也联合作战，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感性自由主义除了热衷于用文学语言论述政治观点外，人文艺术为主要结构组成也是重要特征。中国的文理科严重脱节，故两者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对于文人当政和技术官僚当政，大名鼎鼎的刘兆玄另有一套理论。他说，政治人物要学会技术官僚的那一套恐怕很难，毕竟很多人连加减乘除都不懂了，“但技术官僚若够聪明，政治人物那一套并不难学”。不难看出，这里的“政治人物”和“技术官僚”分别是指文理科的出身。笔者不怎么认同该话语中透露出来的优劣对比情绪，刘兆玄的个人履历及性格特质与常人区别较大，此言难免有偏激之嫌，毕竟文人之中也有部分人具备类似于技术官僚的思维方式，另有一部分人乐意寻求这种思维方式的帮助，但如果将这番话的激烈程度扣去三成，则很难说这话还有什么错。 　　继续沿着刘“丞相”这个话题深入下去也许能解释一些本质问题。台湾目前是法学博士领导化学博士，也就是说，文科出身的马英九打下江山后，将巩固和发展的重任交给了理科出身的刘兆玄。虽然历史不接受假设，笔者还是忍不住假设一番：如果国民党推出刘兆玄与民进党的谢长廷争夺大位，其感召力（或者说吸票能力）必然大打折扣。不过，马英九取得大位后请出刘兆玄，岛内外普遍看好，他不光有化学的有序与严谨，还有“武功很好”的文采。 　　感性自由主义者在破旧的战斗中凯旋后，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而徘徊在原地，一直到今天，还在喋喋不休地“启蒙”民主自由。比如说“文革”，其实，就是左派，无论老左新左，还有几个人赞美“文革”或要求再来几次“文革”？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知识精英当年对“文革”的否定已经比较彻底，另一个是今天的知识界认识比较充分。这两个原因，无论哪一个为真或两者同为真，都说明一场战役已经结束，合理的做法是投身另一场战役：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和谐，使发展速度和社会公平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感性自由主义对准空气重拳出击是徒费力气吗？当然不是。感性自由主义者不傻，他们的目的依旧是“扫除专制”——现在的执政党和文革时的执政党还是同一个党，这种思维的疏忽之处在于没有意识到河流虽同水不同了。面对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中国如果继续在意识形态上争执不休，无论哪方面占上风，都将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挨打的中国。南巡讲话是邓小平理智与勇气高度结合的产物。 　　一些多读了几年书的人总想着“启蒙”别人，这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是高估了自己那就一定是低估了社会中的人。既然是普世价值，则在过了启蒙阶段后，应该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东西，你说话的对象都是识字的人，谁还要谁成天喋喋不休地“启蒙”？如果艰涩难懂，那还叫“普世价值”吗？倘若在价值取向问题上你通常站在八成人的对立面，究竟是谁需要谁的“启蒙”？价值取向和专业判断不一样，后者有可能是少数知识精英甚至极个别知识精英握有真理。 　　“启蒙”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网民这个群体可不在乎你的身份，他们认为说得对就拥护，哪怕名不见经传；要是认为你错了，管你什么达官贵人，照样不吃你那一套，照样板砖伺候。文学式的说教，长处是在初期的感召力，过了这个阶段，也就是当你渐渐成为少数一员的时候，很难经得起众人条理式的逻辑推敲。文理两种思维方式无所谓谁高谁低，只在于不同的时期所需要的侧重点不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能够部分融合对方的思维。新权威主义比感性自由主义强就强在这里，它保留了相当份量的自由主义成分，但没有全盘接纳，当这个社会需要秩序的时候，它读懂了社会的需要。而感性自由主义是一根筋，除了“扫除专制”，别的概无兴趣。但事实上，民主自由不可能通过不妥协的斗争取得胜利，它除了需要启蒙，更需要创造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当“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得到良好体现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了领导人的开明，还有背后源源不断的经济基础作保证，四川是个大省，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救灾效果体现不出来。个人想捐款你得有钱可捐，国家投入重建资金不可能靠印钞厂加班加点解决，灾情透明化需要天上的卫星地下的传媒普及的互联网，这些硬件都是用经济作基础的。唐山地震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准未必比现在低，但救灾效果远不如今天，原因就是经济水平今非昔比。 　　感性自由主义思维方式重在意识形态，忽视经济利益。以中西方关系来说，笔者始终认为国家利益居主导地位，其他不是旁支就是摆设。美国也许是民主自由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但它对别国是否民主自由没有多大兴趣，尼泊尔政局就是最近的最明显的例子。国王的君主制和普拉昌达的民主制谁更符合民主政治潮流？当然是“普拉昌达同志”那一边，但美国强力支持前者清剿后者，尼泊尔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被美国封为“恐怖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闭嘴以后，尼泊尔的和平才算到来了，在它长时间闭嘴以后，尼泊尔的封建制度彻底瓦解了。 　　感性自由主义者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但仔细推敲，或者回顾历史事实，不难看出，他们出发于道德的行为事实上是对道德本身的破坏。比如感性自由主义者喜欢标榜“言论自由”和“普世价值”，其维护方式经常是围攻观点相左者。当我们指责范美忠、朱学勤和沙赖·斯通的不当言论时，感性自由主义者会提醒说“请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真是奇了怪了，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们就没有？是不是他们有违背“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而我们反而没有维护“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 　　感性自由主义者应该对自身标榜的“言论自由”、“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身体力行，只要不触犯人类价值的底线，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热衷于车轮式的围攻观点相左者对自身反而不利，毕竟感性自由主义的市场份额已经日渐萎缩。没有哪种“主义”是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其好坏程度只能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环境需求，幻想着领导思想潮流是幼稚思想，具备领导思想潮流的人数量上只能以个位数计，他们不光精通策略，而且知道要顺应大多数的民心民意。 ————是“JC本老人家”——不是我！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