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达赖的分裂主义真面目!

文章出处:2002年第四期《西藏大学学报》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拉木登珠被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1940年，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在拉萨主持坐床典礼，拉木登珠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以和平方式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这一英明决策一经公布，即刻得到了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广大人民及上层爱国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可是，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在英、美、印等国家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与唆使下，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决定于不顾，企图以武力阻止和平解放西藏。中共中央被迫命令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昌都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和锐不可挡之威，一举消灭了西藏地方武装的主力。 1950年11月14日，年龄不足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十四世达赖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和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权力的最高执行者。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在他成长过程中，上层分裂主义分子不断给未成年的达赖灌输分裂主义思想。这种恶劣污秽的环境，在客观上决定了达赖必然走向与祖国和人民离心离德的歧途。 　　1950年底，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达赖率一批上层高官出走亚东（位于西藏与印度交界处），并在亚东设立了临时机构“亚东噶厦”（噶厦：官署名,藏语音译,即西藏原地方政府,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解散），伺机逃往国外以求得到英、美及印度的支持。而这些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便公开出面支持达赖的分裂行为而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在这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绝望情况下，达赖一行才不得不决定暂时安身亚东，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要求，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在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藏各阶层人民纷纷表示欢迎和拥护。但达赖迟迟不对《十七条协议》表态。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经过张经武与达赖及其他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多次交谈、沟通和耐心解释，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才决定离开亚东返回拉萨。10月24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的五个月之后，达赖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 1954年5月，中央政府为了争取达赖，邀请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从成都经西安到北京，受到了沿途各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达赖和班禅。当毛泽东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时，达赖当即表示拥护。1955年2月24日，达赖、班禅在北京举行藏历木羊年新年庆祝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向达赖、班禅祝贺，向西藏人民祝贺。当毛泽东向达赖、班禅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工作方针时，达赖当即向毛泽东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3月8日，达赖离京返藏前，毛泽东亲自到达赖住处去看望他，与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再次宣示中央对西藏的工作方针。当时达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毛主席的突然到来，我象是在做梦。经过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帮互助，共同努力工作。”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达赖、班禅举行送行宴会，宴会上达赖再次表示：“通过（在京期间）这一切事实，不仅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祖国，是强有力、热爱和平、不怕任何侵略的，同时体验到祖国各兄弟民族间，特别是汉藏民族间及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更加热爱祖国。” 　　然而，达赖在返藏途中却违背诺言，出尔反尔，将其在北京的一切承诺抛在了脑后，肆无忌惮地从事煽动闹事及图谋“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他及随行人员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信口雌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以更大范围的骚乱抵制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如达赖在拉卜楞寺违背事实、用心极其险恶地说到：“从各方面看，（解放后）年轻喇嘛减少了，政府对宗教保护是表面的，在塔尔寺已反对宗教，今后在牧区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把军队开来，强迫不叫念经信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改造，从思想上取掉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共产党，就是死也不动摇” ；“我是宗教最高喇嘛，下了命令你们要积极地宣传。希望你们按自己的意愿一样地来完成我寄托的任务。”这些言行表明达赖是个言而无信的伪君子，已经走上了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相背离的危险歧途。 1955年前后，西藏周边其他省的藏族聚居区相继进行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江东地区（四川金沙江以东）民主改革的进行，引起了西藏农奴主阶级、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赖为首的一些人的极大不安与恐慌，惧怕他们赖以剥削、压榨农奴的基础和手段被剥夺。一部分农奴主们借题发挥，在昌都制造了叛乱武装杀害21名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血案，试图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进而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1956年4月间，达赖对江东藏族聚居区的武装叛乱表示支持。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1956年9月4日作出“六年不改”（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承诺。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却以为他们获得了胜利，把中央的这一政策错误地看成是软弱可欺。他们甚至公开叫嚣：“我们的目的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不改。”一语道破了达赖及其三大领主的代表们企图永远维持封建农奴制的梦想。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动。在滞留印度的近三个月里，达赖不仅从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分裂祖国、投靠外敌、“西藏独立”等反动思想和观念，这些反动势力也从达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和授意，使他们在此后的活动中有了方向和动力。达赖在到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接受他们的煽动与教唆。如印度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同达赖的私下密谈时，就给达赖许诺：“自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措施超出协议范围后使西藏感到困难时，印度政府愿意给西藏提供帮助。”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达赖接触，共谋“西藏独立”进而分裂中国的伎俩，甚至公然喊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去”的口号。 1957年4月初，周恩来总理借访问印度之机，亲自做达赖的工作，达赖才从印度经日喀则、羊八井回到拉萨。但在归途中，他以宗教活动为遮羞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旨在维持“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鼓动和宣传，极力散布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袒护其内部的亲帝分裂分子。 　　1957年5月，从四川藏族聚居区窜到拉萨的民族分裂分子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指西藏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所有藏族聚居区）。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同时呈送给达赖一份报告，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宝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这样，达赖就将西藏和其他省藏族聚居区的反动势力连结了起来，并统一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从此，西藏境内及其周边的其他省藏族聚居区的局部叛乱此起彼伏，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给驻藏人民解放军及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失和威胁。有鉴于此，张经武、张国华于 1958年7月18日约见达赖，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及部分地区武装叛乱等问题的既定方针，要求噶厦纠正对叛乱采取纵容态度的错误做法，切实担负起维持西藏社会稳定的责任，达赖则搪塞应付。 1959年3月初，达赖对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提出想到军区去看戏的要求，后经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和噶厦多次协商，确定了看戏的具体日期和时间（3月10日下午3时）。西藏军区为了迎接达赖看戏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准备。然而，等到原先双方商定的日期到来时，达赖却躲起来不露面。分裂主义分子随即散布谣言，谎称达赖被解放军扣留。一时间，整个拉萨市被反动武装搅得天昏地暗。至此，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全面爆发。事后证实，看戏之事完全是达赖这位阴谋家与其幕僚导演的一出闹剧。 　　为了表示中央对达赖始终如一的诚意及了解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从3月10日到3月15日，谭冠三将军曾托人给达赖转去三封信，达赖也给谭冠三回了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极尽欺骗之能事，骗取了中央和西藏工委的信任，赢得了进行武装叛乱及叛逃国外的时间。3月16日，叛乱头目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发去密电，声称藏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3月17日凌晨，达赖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率噶厦大部官员及亲信向山南方向逃去。达赖逃跑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公开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 　　达赖及其随行于3月24日逃到山南后，他立即接见了盘踞在该地的叛乱武装，临走时还带走了在此地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报务员和电台，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无线电保持密切的联系。3月26日，达赖在山南隆子宗公开宣布西藏已经“独立”，并在此地成立了“临时政府”，决定隆子宗为“临时国都”，妄图继续维持三大领主对西藏的统治权。3月31日，达赖一伙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控区，走上了叛国投敌的流亡生涯。 如果支持本文观点,请投一下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