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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实在的法官:不能否认部分人欲收养孤儿有趋利心理[转贴]
对话动机
北川县法院是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灾害最重的法院,人员伤亡惨重,在职43人近三分之二遇难,其中包括院长,幸存的16人中重伤3人;法院审判办公楼被埋,办公设备、案件卷宗、档案尽毁。
灾区的建筑需要重建,司法工作秩序的尽快恢复,同样不能忽视,孤儿收养的法律问题也亟待解决。
近日,本报记者和暂时主持北川县法院工作的副院长桂勇进行了对话。
□本报记者 孙旭阳 四川安县报道
对话人物
桂勇 北川县法院副院长
地震以来,北川县法院副院长桂勇,坐着上级法院援助的警车,穿着朋友接济的衣服,奔波在北川县法院临时办公点和灾民安置点之间。
6月10日,建在安县安昌镇一个驾校内的北川法院临时办公楼竣工,在地震中幸存的法官可以搬离帐篷,进入两层活动板房办公了。
遭受重创
18日将挂北川县法院新牌
新京报:中央一直强调灾区的稳定和法律秩序。你们法院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审判和调解工作了?
桂勇(以下简称“桂”):我们刚刚(15日)从四川省高院拿回了北川县法院的新牌子,准备6月18日在法院临时办公点挂牌。6月30日将开始受理各种诉讼。
目前上级已经给法院派了一名党组书记和一名主管组织工作的副院长。
新京报:地震中,北川一共有400多名公职人员遇难,县法院的情况怎么样?
桂:一共有27名同事遇难,其中包括院长。地震后,上级就让我暂时主持院里的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北川法院的损失这么惨重?
桂:我们法院的大楼在半山腰上,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砖混结构。地震引起山体滑坡,把整个大楼推了五六百米远,完全粉碎,连块完整的砖都找不到了。
新京报:此前,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法院所处地形的危险性?
桂:意识到了。地震前,县里给我们划了一块3亩大的地,给了600万元,我们计划6月中旬开工呢,没想到遇到了地震。
新京报:地震发生时,你在哪儿?
桂:说来也巧,我当时正在县政府的大楼里,找发改局审批法院新大楼建设招投标的事情。我在这边办新大楼的手续,那边旧大楼就被震没了,砸死了我那么多同事。我现在不敢想这些,一想就难受。
新京报:那天如果你没去县政府的话,是不是也会在法院里?
桂:那肯定了。我们是两点半上班,一般提前十分钟大家都会到岗。那天要是我先去单位,你也就见不到我了。要是另外的同事去办审批手续,死的就是我。所以也可以说,有人替我死了。
新京报:据说,北川县几乎是家家有哭声。
桂:完全是实情。可以说,即使小家庭没有死难者,大家族也肯定会有。拿我来说,我妻子头部和肋骨受伤,女儿在成都读书逃过一劫,一家三口看起来比较幸运,但是,我父母,还有我弟弟一家三口都全部遇难了。
审理工作
卷宗丢失可能“疑罪从无”
新京报:地震时,北川法院一共正在审批多少件案子?
桂:民事诉讼150多起,还有一起刑事公诉的,是一起抢劫案。审都审过了,还没判呢。
新京报:这些案子的卷宗和证据都已经丢失,怎么办?
桂:按规定,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死亡的话,案子自动终结;证据丢失的,需要择日再诉,重新举证。而对于那起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其属于自首,又不会被判处重罪,北川看守所在地震后,按照临时政策,就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先放他回家救灾了。
新京报:他抢劫的物证已经丢失,证人如果再死亡的话,证据链无法衔接,怎么办?
桂:我们不能逼人自证其罪。真要那样的话,只能是疑罪从无释放了。据我所知,灾区各公检法系统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给最高院打了报告,汇报此事。
新京报:那150多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没有过来询问情况的?
桂:没有,现在大家能吃上热饭都很不容易了,谁还会想起打官司呀。
校舍安全
倒塌教学楼被封闭,不存在证据灭失危险
新京报:地震后,公众对灾区中小学校舍的倒塌很关注,有人怀疑有“豆腐渣”工程存在。你怎么看?
桂:从专业角度来讲,有无“豆腐渣”的问题,不是法院可以提前介入的。等法院各项工作恢复后,遇难学生家属只要有明确的被告、充足的证据和具体的法律依据,到法院提起诉讼,我们会依法受理的。
事实上,被教学楼砸死的学生,很多也是官员的子女。像你刚才见到的那个同志,他叫祝继红,是北川法院刑庭的庭长,他8岁的儿子在曲山小学上三年级,这次也没有能出来。
儿子死后,夫妻俩天天抱头痛哭。也没哭几天,上级又组织干部们救灾,他爱人原本在下面乡镇的信用社工作,就回当地安置灾民了。夫妻俩现在见个面都很难。
新京报:有人曾表示等政府救灾后再彻查。还有人表示,必须尽快追究涉嫌“豆腐渣”校舍的人员法律责任。你怎么看?
桂:我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评论员。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现在灾区最重要的问题是吃饭、居住和防疫。政府现在确实腾不出手查“豆腐渣”。从法律的技术角度看,那些倒塌的教学楼废墟现在被封闭起来,不存在证据灭失的危险。所以,这个问题不必操之过急。
我们也开了会,要求安抚灾民情绪。我想,除了安排好他们吃喝外,法律救援和矛盾疏导工作也要做到位。
收养问题
不能否认部分人的趋利心理
新京报:地震产生的孤儿收养问题,是个不小的问题,你认为其中会牵扯到哪些法律问题?
桂:这个具体由民政部门负责。不过,在实际中也会产生不少法律纠纷。
现在问题是,如何界定孤儿的身份,亲人暂时的失散可能会导致误判;法律规定父母双亡为孤儿,爷爷奶奶等亲属如果要抚养的话,是不是优先考虑,等等,都必须结合实际。
新京报:你们现在实际中接触到此类问题了吗?
桂:就拿我们法院来说,这次产生了5个孤儿。其中有一个孤儿,12岁了,现在被接到了老家。他有好几个伯伯,都要收养他。前几天,县里补发上个月工资,老家就来几个人,都想要那1500多块钱。我当时说了,你们领这钱可以,不过先得协商好这个孩子的抚养人,要不钱不能给你们。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协商好呢。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桂:我们不否认大多数人收养孤儿是出于爱心,可是也不能否认部分人的趋利心理。孤儿的家是毁了,可父母的存款、残存的遗物、国家的抚恤金和抚养费,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一旦领了钱,却对孩子不好,那怎么办?
所以说,孤儿收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新京报: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找法院的人,比找民政局的人都多?
桂: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人生思考
好好活着多做点好事
新京报:经过这场灾难,你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桂:我说我感受最深的吧。以前,我们天天号召“为人民服务”,可是很多时候停留在口号上。这次地震后,那些死伤的灾民,悲惨的家庭,会让你从直观上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责任重于一切。
我们这些吃公家饭的,其实也是灾民呀,不能说地震可以要老百姓的命,就要不了当官的人的命。经过这场灾难,至少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都变得更加尽心尽力。
新京报:地震后,有没有人生无常的幻灭感?
桂:幻灭谈不上吧。不过,面对大自然,人的渺小和脆弱,超出了我的想象。人类可以应对自然灾害,但自然灾害何时发生,发生得多大,我们丝毫没有决定权。
穷人、富人,当官的、老百姓……地震一来,它不管你钱多还是权大。北川县城的人死的死了,伤员和幸存者也都一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新京报:所以要珍惜生命。
桂:好好活着,多做点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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