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作协会员：我认识的王兆山人不错

山东作协会员：我认识的王兆山人不错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词二首”出来以后，舆论一片哗然，网上甚至有人发起“人肉搜索”，誓要将其揪出来“以谢天下”。还有人不屑与之为伍，声称要退出山东省作协。 　本人恰巧也是山东省作协会员，还担着山东某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样一个空头职务（实际身份为公司职员），与王兆山有些交往，愿意就此事件说几句。在现实生活里，我喊他王主席，现在直呼其名，只是为了少些口水战的麻烦。相信比我更了解王兆山的大有人在，但没见有谁出来说话，只好我把话筒接过来。 首先说我接触的王兆山其人。 有一说一，我不晓得王兆山在别人眼里如何，但他待我实在不错。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偏僻小县的一家炼油厂上班，因为发表了几篇东西，接到了王兆山主动打来的电话。当时，他还是山东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我跟他并不认识。王兆山在电话里将我表扬和鼓励了一番，我觉着这是他的工作，是作协笼络年轻作者的手段，因此并没有什么感动。只是觉着他很热情。后来，我又参加了省作协组织的青创会，在这个会上得以结识了很多写作的朋友，印象中有诗人岩鹰、雪松、长征、江非、韩青、寒烟、柏明文，小说家刘照如、刘玉栋、赵月斌，评论家施战军、张清华、吴义勤等。这个参会的名单，主要也是王兆山定的。再后来，王兆山力主推荐我的小说集《去小姨家》参与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的评选，并最终通过、出版。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集。又后来，我获得山东省第二届齐鲁文学奖、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也都跟王兆山的支持不无关系。尽管如此，我跟他的交往也只停留在一个作者同本省作协副主席这样一种关系，并无任何私交。 我还没有幼稚到把这些官方芝麻大的奖赏当回事的地步，但人只要了解到现在一个纯文学作者靠写小说生存有多难，不花钱出一本书有多难，就应不会苛责一个写作者接受这些官方的施惠。对我这样的穷人来说，两千块钱的奖金够我生活一个月，鲁迅文学院提供的几个月的免费住宿，可以帮我省下一笔不小的房租。何乐而不为？我觉着这是作协应该做的，我受之无愧，我永远不会因此感恩戴德，也不会为此有丝毫不安，更不会因此写一句违背自己良心和审美趣味的文字。 　综上所述，单就我个人的感觉，王兆山作为作协体制的一个执行官，还是很称职的。他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也将铭记在心。此乃人之常情。而且据我所知，至少山东省内很多作者，也都得到过他工作上的帮助。 　我想说的是，拘泥于个人的道德评判，实在不靠谱，恰好忽略了事件本身的深层意义。归根到底，这个人人品到底是好是坏，跟整个事件并无太大关系。相对于体制的庞大固埃，个人算个毛？不去清理垃圾山，盯着上面一团塑料袋不放，有什么鸟意义？ 　好了，该说说王兆山的词了。有人评论说，王兆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两首词，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络红人。我也深以为是。据说，这两首词发表之前曾由王兆山本人在一场“抗震救灾”朗诵会上朗诵过，博得在场一片掌声，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为什么一旦有人把它搬到网上，效果却截然相反呢？而且我注意到，在新华网和天涯两个风格不同的论坛，网友的态度也有着微妙的差异。 　道理说穿了很简单——这里面存在一个“鸡同鸭讲”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体制内和民间社会使用着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制内的话语以革命时代的“毛语体”为基础，多年不断修修补补，形成了鲜明而又模糊的语言特色。突出特点是：无体温，无个体，水泥化、软体动物化，SM但不性感。而民间社会的说话方式，则是近取诸身，随物赋形，生机勃勃而又泥沙俱下，性感但不SM。体制内话语高度意识形态化，民间话语高度反意识形态化。日常生活里，谁要拿着开会做报告的腔调说话，不被人骂死也被人笑死。而网络，因其虚拟、快捷、互动，自然成为民间新语言的滥觞和渊薮。 　回到王兆山的话题，我以为他写那词不见得事先就怀有多么“可耻”的动机，只是多年体制操控的语言惯性使然。从这点来看，他也是“受害者”。犹太人有句谚语，叫做“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中国最近的情况是：官员一说话，网民就发笑。比如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机构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沙祖康“好五倍”的惊世妙语，教育部长周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论断，还有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自己给铁路春运打90分等等，都相继沦为互联网上的笑谈。这些都丝毫不比王兆山的词可爱到哪里。 　其实，我觉着这些官员说话时都很真诚。他们说的这些话，也都是发自内心的，可网民为什么就不相信呢？可恨！ 　道理还是很简单——语言是心灵的居所，心灵却常为语言蒙蔽。语言出了问题，心灵慢慢也病了。而讲着不同语言的人，怎么能够交流对话，遑论信任和理解？谁在国土之中建造了巴别塔？ 　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找到一种体制和民间社会都能接受的话语方式。这种共同的话语方式，过去曾经有过，它是与传统文化共生的，饮食男女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互为依托，只是后来被革命连根革除了。坚硬与肉麻本是一对双头胎，什么时候去除了坚硬的话语，肉麻也就自然而然没有了，心灵才能回归真实和自由。古今中外所有的盛世，都是生活的时代，而非革命的时代。当此今日盛世，革命的话语，也该与时俱进地改变一些了，更人性一些，更务实一些，否则只会惹来越来越多的笑声，也免得再有新的王兆山这样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