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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 东是怎样刹住腐 败的?[图][转贴][图]

毛.泽-东是怎样刹住腐.败.的? 在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今天,回顾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刹住腐.败.的,很有意义。 一,打预防针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戒全党,革命要从农村转到城市,我们的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愧英雄的称号,可能有的人会经不住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从西伯坡往北.京的路上,又告戒党的领导人,这是上北.京赶考,我们务必不要学习李自成。   这些告戒象警钟一样,一再在人民共和国的上空震响,因为事实正如毛.泽-东所料,和平的考验同样是严峻的。 二,净化社会环境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污泥浊水的滋生腐.败.的环境,特别是刚解放的城市,那是娼妓遍地,赌毒不禁。革命当然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遂以掩耳不及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几乎是一夜之间禁绝娼毒,治愈了这个旧社会永远不可能治愈的社会顽症。 三,树立先进榜样   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打破了敌人的军事防线,可是又进入了资产阶级毒雾香风的包围之中。新的“战争”是意志的较量,南京路上好八连,在这场“战争”中照样不愧光荣的称号。好八连就是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反腐.败.的榜样。就是这种保持革命纯洁性的革命精神,革命终于打破了资产阶级腐.败.精神的防线,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共.产.党在城市站不住脚的预言。革命不仅在城市站住了脚跟,而且迅速开展了改造城市的工作。 四,依靠群众和群众运动,一次次掀起围剿腐.败.的“人民战争”   解放以后,群众运动隔几年一次,成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特别是教育干部的有效形式,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觉悟是怎么来的?是党多年教育的结果。这个教育不仅仅是指一般的开会学习,更主要是指群众运动的教育。群众运动在教育干部,净化社会环境,保持人民政权政治清明方面功不可没。   土改运动是反封建腐.败.,土改运动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里开展的群众运动,因此,土改曾经被老百姓直接称作“群运”,不仅是土地分给了农民,更重要的是农民受到的革命精神的教育。   “三反五反”运动是第一次城市工商界经济反腐.败.运动,惩治了少数奸商,教育了广大的工商业者,投机倒把行为得到了十分有效的遏止,投机倒把真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臭不可闻,直到现在似乎又不臭了,经过正名以后,美其名曰经商下海先富起来。 五,严惩腐.败.,用反面典型教育干部群众   天津最高领导人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腐.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从人民英雄革命领导堕落成了和人民的敌人沆瀣一气侵吞人民财产的大罪犯,说明解放初期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是非常厉害的,也不亚于现在的势头,只是毛.泽-东铁碗治腐,力度大,全方位,就和现在的效果决然不同。那真是,杀了一个刘青山,教育干部千千万,政治清明几十年。嗣后,在毛.泽-东时代党的干部里再也没有发现一个大贪污犯。   57年左右出现过一个反面的忘本典型——刘介梅,通过大张旗鼓的忆苦思甜教育,教育了刘介梅,也教育了广大群众。群众运动重在思想教育,慎在人的处理。正面的作用远大于负面的作用。 六,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如果发展私有制,私有财产膨胀,私心被合理化被纵容,个人主义必然成为万恶之首,私字是腐.败.的总根。革命者不贪财色,才能大公无私,两袖清风;当官老想着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又容易取得又不被追究,则咸能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所以毛.泽-东就从根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成为公有制的主体;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和赎买政策,压缩了私有空间,最后基本上只保留了资本家资产的利息;农业合作化,农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集体经济成为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改造对腐.败.是断根的改造,干部想腐.败.,拿钱都没处花。那时侯,“懒,谗,占,贪,变”是腐.败.五字诀,最多也就是多吃多占,那就是贪,那就是变了,变成人民的敌人,成为专政对象了,几千几万的大腐.败.根本成为不可能。 七,干部参加劳动,拿和工人差不多的工资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还是革命的老传统,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可能允许先富起来,先合理享受生活,先过体面生活。劳动是必须参加的,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是一种光荣,改造思想是一种自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被批判的是可耻的,不敢见群众的干部绝无仅有。保证了干部不能做群众的人上人,只能做群众的带头人。那时候实行低工资广就业,不能有闲人,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按劳取酬是大致的,更重要的是各尽所能。工人四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工作的工资,八级工的工资接近于厂长矿长的工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元,也就三四块手表,三四辆自行车的价钱。人们手中少有钱,但是四海无闲田,厂矿少停产,全国无闲人。 八,全国一盘棋,政令统一,上下同欲   那时侯提倡全国一盘棋,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是全国一盘棋上的棋子,各安职守,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当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一句话很流行,“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你在人生暮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无谓的伤感而惭愧,因为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无比壮丽的是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向雷锋同志学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螺丝钉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行行出状元,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就有了中央的不可替代和动摇的权威,就有了政令统一上下同欲。开展公开的斗争,但少有暗中的勾心斗角,个人的利益少,共同的利益多,因此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多,出现坏人坏事,可疑人可疑事,少有不管闲事的,人人都争先恐后见义勇为。使得一切都在人民雪亮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使一切社会丑恶无所逞其能,而只能遁之于无形。 九,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反腐.败.的根本保证   人无完人,物无全纯。毛.泽-东对腐.败.的综合治理也有疏漏也有不足也有失误也有冤假错案,但治理腐.败.的效果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是不可磨灭的。但有人说,那是以经济的低效率为代价,这不符合逻辑。和西方比没有西方富裕就闭眼胡说我们经济效率低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时代反腐.败.卓有成效最根本的保证就是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极大发展,没有这一点,不可能有反腐.败.的辉煌成果。反腐.败.的辉煌成果正好反证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辉煌。黑子掩盖不了太阳的光辉,一切对毛.泽-东时代的污蔑都掩盖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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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 作者:崔一平 2007-07-12 22:20:55 标签: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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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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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6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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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此文提到中央,让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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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是不敢腐败;现在的一些干部是不甘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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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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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差距就是腐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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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热爱毛主席,因为他是人民的领袖 贪官污吏牛鬼蛇神咒骂毛主席,因为他是他们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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