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名主持谈中国社会

德国名主持谈中国社会 　　德国电视二台晚间新闻栏目“今日报道”的主持人玛丽埃塔·斯洛姆卡（Marietta Slomka）今年5月底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采访报道。报道播出后，中国的人权现状再次成为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还有一些观众质疑，不会说汉语对中国缺乏背景了解的斯洛姆卡是否能在两周之内对一个陌生的国度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斯洛姆卡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谈到她此次中国行的感想和体会。 　　德国之声：您在去中国之前有没有制定一个具体的报道计划? 　　斯洛姆卡：我不是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启程了，去中国前我想了一个报道方案。我和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一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也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阅读了有关中国的资料，进行了很多思考。我找到了一个在中国留学过汉语非常流利而且很熟悉中国情况的德国人当翻译和向导。我对他说，我想在中国寻找每个人身边都可以遇到的平实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作为报道对象，我不打算报道社会名人、政治家，我想认识了解的是普通的中学生、普通的社会青年之类的老百姓。对我来说，这一组中国报道不能走向极端。很多情况下，记者们寻找两类中国人，一类是特别富有的，另一类是极端贫困的，然后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对照起来。而这正是我要避免的。 　　德国之声：在这次中国之行当中，您觉得最美好的经历是什么？ 　　斯洛姆卡：我在中国经历了许多令我感动高兴的事。最令我感动的经历是认识了一户家里的孩子正在读初中的人家。在五集中国行报道当中有一集介绍的就是这个初中生和他的家庭在北京的生活。这一家人超乎想像得热情。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不算富裕的地区，为了招待我们这些客人，他们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盛情款待我们。女主人怕我们挨饿，还专门包了饺子送到我们住的饭店，我觉得特别感动。 　　德国之声：您到了中国之后，觉得这个国家符合您对它的想象吗？ 　　斯洛姆卡：我得说，我并不是对这个国家不持任何看法就跑去了，因为去之前我读了许多相关的资料，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在中国的两个星期，我所看到的经历过的许多东西都可以和之前头脑中对中国的印象对应起来，但是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还是会让我常常产生新奇惊讶甚至诧异的感觉。特别是北京城市现代化的程度让我印象深刻，年轻人的着装，满街的商店，让人感觉就像身处纽约、拉斯维加斯或者柏林。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给外来者一个十分西化的印象，但是当表面的一层面纱被慢慢揭掉之后，人们也会注意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体制同西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德国之声：您报道了一位姓岳的老人进京上访，控告当地政府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就对私宅强行拆迁的故事。当时您的拍摄小组在驱车前往老岳家的路上，被中国安全局和警察拦截了近3个小时。这3个小时您在想些什么？当时觉得害怕吗？ 　　斯洛姆卡：当时有5辆安全局的车和5辆警车围绕着我们。我们只是采访一个中国老人，很显然，当地政府很害怕他们腐败堕落的丑闻被泄露出去。我自己倒是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只是担心如果拦截的时间太长，天黑了在偏僻的地方行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还担心当地政府有可能会找老岳的麻烦。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位律师，帮助他尽可能地通过地方政府对拆迁不给补偿这件事一个合理的解决。我们故意让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知道，我们每天都给老岳打电话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 　　德国之声：安全局的人和警察开的都是奥迪车或者大众车，您会不会觉得很幽默？ 　　斯洛姆卡：一开始我感到很惊讶。后来我的翻译解释说，在中国开黑色奥迪A6，车窗是深色的会被立刻想到是安全局的车。这同之前我对贸易促转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想象截然不同。 　　德国之声：您制作的5集报道内容包括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是看起来德国其它媒体似乎对您同中国国家安全局打交道的经历更感兴趣。您觉得原因何在？ 　　斯洛姆卡：媒体总是首先对那些不同寻常的消息感兴趣。在选择报道题材时习惯寻找那些负面现象或者是可以大写特写的题材进行报道。但是我在做这个系列报道时有意识地没有去这样做。和中国国安打交道的内容也没有放在节目的第一集播出。我在报道中选取了许多不同的角度，也展示了中国进步光彩的一面，避免了一味批评中国人权现状的单一报道形式。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当然，北京奥运会临近，有关中国人权现状这样的内容尤其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例如，中国怎样对待人权问题，改善中国人权的希望是否能够和奥运会联系在一起等等。而且也正是因为目前很难报道到中国人权问题，所以媒体才会更加关注。我之前也没有预料到能够采访报道老岳的遭遇，他是我们偶然间碰到的。 　　德国之声：此前您在接受德国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说过，您在中国经历的文化休克是，您发现在一个专制国家竟然出售劳力士、香奈尔、Gucci等品牌的奢侈品。您认为中国在结束毛泽东时代30年后的今天依旧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吗？ 　　斯洛姆卡：我没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历。现在我只能从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德国人的讲述谈我的印象和看法。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显著惊人。现在的中国肯定和毛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依旧是一种专制的政体。人们不能自由地讲述自己的意见看法，媒体缺乏自由，批评者被投入监狱，地方腐败现象严重，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党，一种世界观，没有权力制衡。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专制的标志。 　　德国之声：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人权现状以及解决社会冲突的策略方法不符合或者说还不符合欧洲的标准。这是说，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太慢，还是西方缺少耐心？ 　　斯洛姆卡：在中国我向一个德语教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对于中国的变化应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在欧洲也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现在的人权标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速度。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时我也认为，不能由此就让欧洲的标准打了折扣。我不能看到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关进监狱却说"没关系"。或者简单地说"好，那我们等上300年，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一些人权标准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且不能围绕这些标准讨价还价。 　　德国之声：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因为批评性报道"3.14"拉萨骚乱而在网上遭到中国网民的人身威胁。不少中国人似乎很不乐于接受西方媒体的批评意见。您可以理解这些中国人的想法吗？ 　　斯洛姆卡：我当然不能钻到中国人的脑子里看个究竟，但是我猜测他们的反应是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在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下的自由媒体，有一些误解不能得到报道，一般的公众都不知情。当他们看到或者听说西方的报道时，他们在惊讶之余会想，"西方媒体只是想给中国脸上抹黑，西方媒体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另外我觉得这也属于正常的情绪反应。人们大都不喜欢被批评，特别是不愿意被陌生人指责。所以我认为，提出批评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表述的方式方法，不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受到伤害。 　　德国之声：您的报道播出之后，德国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和观众对您提出批评。他们认为一个不会说汉语对当地情况又缺乏了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短短两周时间内无法对中国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您怎样看待这些批评意见？ 　　斯洛姆卡：是有一些批评家，他们不喜欢这个系列报道，他们觉得应该由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驻站记者报道。我觉得这种批评没什么道理。首先，我们经常会遇到报道一些我们并不太熟悉更没有长时间在那生活的国家的情况，即便是驻站记者也会经历刚刚开始在"客座国"工作的阶段。我们也会向世界上突然发生冲突的地区紧急派遣报道记者。印刷媒体、广播也是这样工作的。现在拿我的例子做"靶子"，我觉得很可笑。另外，在报道的时候我特意选用了第一人称，以此避免给观众留下一个我什么都知道的印象。而且在节目中我一直强调，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观和印象，我不确定这些印象是不是就是准确的。我不是在向观众传授什么知识或者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带领观众一同观察中国体会中国。再者，在担任演播室节目主持人之前我也当过很多年的记者和通讯员。 　　说到客观报道，我觉得完全的客观是很难达到的标准。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记者，都难以避免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者文化背景对看待一件事物产生的影响。当然新闻工作人员不应该让人觉得，只有他们才完完全全地掌握了真相，他们无所不知。新闻人必须以事实为准则，自己听说的看到的经历过的都按照真实的原则进行报道，而不是对其大加渲染或者是隐藏真相。这些是我对客观公正报道的理解。对记者来说，引导教育受众是很容易的，困难的是自我提出质疑。 　　德国之声：现在您对中国的看法同去中国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斯洛姆卡：现在我对中国的看法包含了我个人的感情在内。我在那里认识了令我感动的人，让我为他们感到担忧的人，比如说老岳。我亲自看到了中国，经历了中国，看待中国的方法和态度肯定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