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作为诗人,毛泽东同样有资格享用“伟大”一词。他的诗词(特别是旧体诗词)中的恢宏、磅礴、雄奇在唐宋诗词中也难得一见。而在毛泽东诗词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被捕脱险后写词
1927年秋天是腥风血雨的时节,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从上海到南昌,从武汉到长沙,从城市到乡村,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白色恐怖达到极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秘密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秋收暴动。他首先在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随后又改编了工农革命军。就在他奔走于浏阳、安源,动员矿工组建起义军的途中,被地主民团武装抓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
国民党民团怎么也想不到,在抓捕的这队“共产分子”中,竟有毛泽东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不久,这些民团士兵奉命将毛泽东等人押到总部,然后处死,士兵们已经脱下了毛泽东的鞋。因为按民间的迷信说法,处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可以免得将来被打入地狱的鬼魂追寻报复。然而,毛泽东却大难不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那时候,民团奉命要把我们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贿赂押送的人释放了我。然后又躲过士兵们的追捕,天黑之后,我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2个铜板了。”
不久,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挺进湖南东部时,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6年,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部分时,引用了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下的《七律·长征》。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长征》成为与世界上众多读者最早见面的毛泽东诗词。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长征前夕,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军权,还患了一次很重的病。这次患病,使毛泽东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
1934年,毛泽东从会昌病休回到瑞金后,仍无权过问军事,有关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之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时,中央却要毛泽东离开瑞金去于都。
毛泽东为什么在重要时刻,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当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是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的一座县城,离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梅坑)有180里路。毛泽东去于都的任务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的疟疾开始复发,因此走得很艰难。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达于都,召集区、乡、村干部和工人及贫雇农开了两个座谈会后,即病倒了。
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马上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报告了赣南省军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马上打电话给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张闻天又迅速给中央红色医院的傅连璋挂了电话。傅连璋借来一头骡子,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时赶到了于都。
这时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人瘦得颧骨也突了出来。傅连璋赶快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一量,体温高达摄氏41度,腹部有点胀,头痛得厉害。
凭着十几年的医疗经验,傅连璋断定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于是,他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
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他对傅连璋说:“傅医生,我限你3天治好!”一连几天,傅连璋就守候在毛泽东的床侧,不断地为他降温、打针、服药。到第3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恢复到37摄氏度。“好啊!”毛泽东笑着用湖南腔对傅连璋说:“你真是神医啊,果真3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做出了红军主力西征的决定。当时,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批准。
一开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但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随军北上,幸好毛泽东在部队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则,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让毛泽东留下。
10月18日傍晚,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紧随中央纵队,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用《水调歌头·游泳》手迹换“三五牌”香烟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9月23日、24日,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时,两人之间曾发生一则有关“三五牌”香烟与诗词《水调歌头》的有趣故事。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蒙哥马利并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
蒙哥马利趁机向毛泽东打听:“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很清楚,是刘少奇。”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蒙哥马利又继续追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知道这是在套他的话,因此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这次谈话,从下午2时30分一直到下午5时,之后,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乘船看他在长江游泳。毛泽东那天游了近1个小时,之后,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两人又谈了近1个小时。分别时,毛泽东把事先写好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上阕的手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作为对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谢。
蒙哥马利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盒“三五牌”香烟居然能换来一幅毛泽东珍贵的诗词墨迹……
为“李进”照片所题的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的一首七绝。毛泽东所写的“李进”,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化名。那张照片则是江青1959年上庐山时拍摄的。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际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而在国内,经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诗句,可谓毛泽东当年情怀的真实写照。
应该说,在毛泽东这首诗发表之前,江青并没有登上政坛,她也没有政治资本。但江青的野心从未泯灭,她一直在等待着政治上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下这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后,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和她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这个特殊时期的毛泽东需要她在政治上给予帮助的信号。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来北京访问。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在第二版相当次要的地方,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小幅照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青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却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这其实是把江青推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时写了“赠李进”,一开始,江青没有公开这个秘密,但当她从这张照片中捞到了政治资本时,便显得迫不及待了。1973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时,喜形于色地送给日本芭蕾舞团的领队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幅著名的照片: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这个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日本代表团,人们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
(据《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 史一帆/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