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全面性严重后果?这种改革为什么能够基本完成?所谓的“主流学者”是如何像俄罗斯同行那样搞洋教条的?应从苏东剧变中汲取哪些教训?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显然有助于认识“主流学者”论点的实质和危害,搞好当前这场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 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全面性严重后果 转自 　　 什么是私有化？俄罗斯的所有制法明确规定，就是“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王正泉，《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国家》第317页）。 　　 对于私有化改革的步骤，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主编的《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一书说：“俄罗斯的私有化从1992年开始实施，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指商业、服务业企业及小型工业和运输业的私有化，已于1993年基本完成。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其途径基本上是实行企业股份化。大私有化的实施又分为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和个案私有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1992年7月到1998年底先后也已基本完成。”这就是说，国有企业70%私有化的目标，已经实现。同时，“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的私营部门创造了不下于70%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库钦斯，《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21页）。 　　 这场私有化改革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主要有： 　　 （一）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私有化收入只有5%上缴给了国家财政，95%的私有化计划收入不翼而飞。价值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500家大企业实现的私有化收入只有72亿美元。”（李新，《上海经济报》1998年4月8日） （二）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前总统雇问亚列明科说：“十月革命前贫富差距为50倍，现在最上层的1-2%的富人的收入同贫穷人的收入差距，己经比革命前高了很多。”（吴易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期）“因为确保就业、医疗保健、住房补贴及其他更多福利的苏联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在市场改革的压力下土崩瓦解，过去的十年对于千百万俄罗斯人来说毫无疑问是痛苦的”（[美]库钦斯，《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3页）。 　　（三）搞乱了经济秩序。《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6）》讲，俄罗斯1991年—1996年的物价上涨了6188倍，其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赤字严重。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2年高达18%。”美国著名学者库钦斯指出，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再分配环境怂恿对资产的巧取豪夺、盗用行为，使资本流失、投资率低、进入市场障碍重重”（《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1页） 　　（四）恶化了“三农”困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农村损失3000亿卢布”。“1998年农业产值相当于1986—1990年平均水平的54.8%”。“现在俄罗斯食品进口为42%”，使农业受到很大打击。（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44、 　　（五）浪费了很多宝贵资源。“基本生产资料受到很大损耗，程度达60—80%；产品中高科技产品的份额下降到0.3%；国民生产总值中82%系通过野蛮方式得到的自然地租；一切利润（如果有利润的话）都来自对自然资源的毫无吝惜的开采。”（马也，《历史是谁的朋友》第586页）“改革年代投资量减少了75%。现在年投资量大大低于基金的年磨损量。这意味着吃掉以前几代苏联人创造的生产潜力。”（[俄]谢维鲁哈，《俄罗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第二节） 　　（六）流失了大批优秀人才。“根据俄罗斯科技政策部的统计，1989—1991年，俄罗斯流失20万高级专家”。“根据欧洲教育委员会的预测，在近期内，俄罗斯由于流失脑力劳动者造成的无形损失每年将达500—600亿美元。”（张捷，《当代思潮》1997年第6期） 　　（七）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俄罗斯一家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娜杰日达说：“那些改革派们天天喊改革，天天讲民主、讲自由。人民失去了政权，谁也管不了他们了。他们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抢劫国家财产了，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把我们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拿走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却一天一天地穷下去。如果我们不穷，哪里会出现那些‘新俄罗斯人’呢？”她的话，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175页） 　　（八）导致了经济的大滑坡。连最积极推行私有化者之一的俄罗斯前总统会议成员沙塔林都不得不承认：“原以为私有化的企业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国有企业，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吴易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期）“1998年卢布贬值的确使亏损企业数量减少了，但仅此而已，仍有40%%的企业亏损”（[美]克利福德，《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54页）。再加上其他原因，“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经济倒退了近20年。”（《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6）》第69页） 　　（九）助长了消极腐败之风。美国学者利亚在谈到俄罗斯的消极腐败现象时强调两点：一是“为了创造外表效率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行为方式”；二是“部分官僚腐化堕落、丧失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精神萎靡、士气低落以及搞破坏的危险”（《俄罗斯在崛起吗？》第81页）。 　　 （十）腐蚀了社会肌体。“社会笼罩在一般犯罪、有组织犯罪、吸毒、卖淫之中。蓄意杀人者比苏联时代多一倍。400多万人吸毒。”（《俄罗斯真理报》2001年12月28日）“现在，每三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人心理有问题，这在十年中增加了50%”。“俄罗斯监狱的犯人是世界上最多的，每四个俄罗斯成人中就有一个人或其家中有一人蹲监狱。”（[美]特威格，（《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67、168页） 　　 （十一）损害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安全。“俄罗斯的实力和在世界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比现代世界和平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衰退都更快、更猛。”军用机场破损40%，水陆两用装甲运兵车破损度为60—70%。“俄罗斯的防务预算只有80亿美元，而美国的防务预算为3000亿美元。”（[美]德米特里，《 俄罗斯在崛起吗？》第210页）（十二）埋下了继续发生灾难的祸根。例如，人口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分离主义倾向的增强，社会矛盾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民族工业被西方国家所控制，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等等，都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和危机。 　　对于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库钦斯等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工业产量增长变化中大约80%可以‘解释’为仅仅是因为石油价格的变化。”俄罗斯“除了维持中速增长外并无更大作为”（《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40页）。 　　 这种私有化改革为什么能基本完成？　　 在苏联这样一个GCD执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达70多年的国家里，为什么党垮台、国解体、搞私有化改革等等，都能在总体上和平地进行？这是值得深深反思的。以下几条，尤其值得注意。 ——全盘否定过去，严重损害了GCD和社会主义的形象。 在戈尔巴乔夫大搞“彻底的公开性”后，以敌对阶级为核心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狂潮能够成为主流，显示出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古人云，欲夺其志，必先去其史。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看来，否定过去就意味着颠覆。这样放手让人家诬蔑和丑化GCD和社会主义，自然会带来严重后果。——极力美化西方，使不少人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天堂”的幻想。否定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安德烈耶娃在被戈尔巴夫集团斥为“反对改革”的名文《我不能放弃原则》中说：“他们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来取代工人阶级集体主义价值观，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神化了，所以才把我国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对所取得的成就闭口不谈。”反过来说，否定苏联的成就，也正是为了搞“资”。经过这两方面的反复夹攻，终于使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使俄罗斯更强大，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不少人上了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当。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克洛茨沃格说：“先是理论骗子，然后是政治骗子，说在全民所有制下，人民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当时提出要实行‘非国有化’。人们听了，似乎有道理。后来他们提出，要使人民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真正所有者和主人，唯一合理的方案是让每一个人同等地占有一份国有资产，给每一个人发一张证券。应该说，当时俄罗斯人接受了这一方案”。但是，“都不知道证券有什么用。这时，跟政府官员联系密切并能从银行借款的人，开始低价收购这种证券，票面面值是一万卢布，收购价最低时是一瓶白洒的价格。等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之后，政府才宣布大企业实行股份化，人们可以用这种证券购买股票。曾被一瓶白酒晕糊过的人这时完全清醒了，认清理论骗子和政治骗子的面目了。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第575页） ——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渐被放弃。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舆论工具起了很坏的作用。戈尔巴乔夫集团的第2号人物雅可夫列夫把媒体称为“改革的支柱”。他们“对报刊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安排一些自由派人士担任某些报刊的主编，使《星火画报》等一大批报刊和电视成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先锋喉舌。”（张捷，《当代思潮》1996年第5期） ——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洋教条。一些人把西方的新自??这些人逐渐成为“主流学者”，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伊凡捷尔说：“笨拙地把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和萨克斯教条用于俄罗斯，结果都一样，都等于零。”（吴易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期）例如他们搞的“休克疗法”，就使经济陷入混乱之中。 ——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搞右倾机会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他们极力淡化、虚置、否定的基本原理之一。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说过：“当苏联领导人真正愿意放弃阶级斗争观念时，他们是否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苏联解体亲历记》第49页） ——用假社会主义搞乱了真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不仅强调“卢布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和“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而且向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扬，苏联比美国更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可见他搞的实质上是一种挂社会主义“羊头”卖经济主义“狗肉”的“经济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背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些假社会主义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葬送真正的社会主义。 ——不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使问题越积越多。例如，在国有企业长期实行“一长制”，阻碍了经济民主建设，挫伤了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逐渐丧失了政治优势；忽视对原有体制中的弊端进行合理的改革，使市场调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轻视农业及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争霸世界拼命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等等。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仅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且会为经济上的和平演变创造条件。 ——有相当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所有制虽然变更了，政权虽然在我们手里，但是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还广泛存在。所以戈尔巴乔夫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大危险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艰险性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去认识的左倾幼稚病，确实也会葬送社会主义，必须像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那样，坚决防止。 ——大部分党员成了顺应主义者。“党员不是根据思想、信念入党，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入党的。党员心理近似日本公务员。”“大部分党员是顺应主义者。当改革成为当局的正式路线时，就顺应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日]裤田茂树，《苏联解体之谜》第39页） ——相当一部分干部埋头业务，不讲政治。1985年尼克松考察苏东以后认为，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他果然言中，几年后便真的发生了这场大悲剧。这时在一些事务主义者看来，“既然国家变色了，政权易手了，‘上头’以国家名义来推行私有化——资本主义，自己不搞就会落入悲惨境地，去看大门、扫大街（原苏联的许多部长、局长、校长现在当守门人、清洁工），‘与其让别人当资本家，不如由我来当资本家’。”（喻权域，《对外学术交流情况》1998年第16期） ——不少党员干部把革命导师关于生产力的一些论断当成了教条。实际上，不仅马克思讲过这些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国救民。这些党员干部不看这些，硬是把经济因素绝对化、庸俗化为任何条件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应该的，因而便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 ——人民群众不再把苏共看作代表自己利益的党了。“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当时的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黄苇町，《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这样在苏共垮台时，怎么能谈得上人民像以前那样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 ——人民群众缺乏政治民主权利。既然连党内民主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使许多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员干部屡遭打击迫Hai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那么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无疑更得不到保障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科兹所说：“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经济大论战》第4集，第355页）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尝试导致形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它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新兴的企业家阶级”，二是“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三是“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是中央政治经济管理部委中的一些领导集团”。（李振城，《苏联兴亡的沉思》第274页）这个集团中最危险的，“是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他们的代表。据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这十万左右的人中，“76，7%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由于他们掌握着权力，所以尽管“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这些人还是使党垮台、国解体，葬送了社会主义。（[美]科茨，《中国经济大论战》第4集，第353页）他们为什么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科茨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答曰，这是因为“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写道：“极权主义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应当通过极权主义的党来摧毁它，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之所以能篡夺领导权，在于都是“变色龙”。雅可夫列夫在1992年回答宪法法院讯问时不得不供认：“我们过去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在进行幕后活动的时候又是一套，我们传染上了虚伪和其他毛病。”（张捷，《当代思潮》1996年第5期）这就告诉我们，他们是苏联人民反和平演变斗争中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连西方政治家都看出来了。美国的布热津斯基1989年在《大失败》一书中判断：“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释放出来的力量，很可能造成历史的中断，而不是历史的延续。”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