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给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打击”！真长见识了[转贴]

（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蘑菇云）这年年底，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各重要关口基本突破，也就是说前面已经没有了拦路虎，可以转入试验准备。因此，在12月5日，根据周恩来所提意见，中央专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从中央专委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型会议。每次会议的议题会前都有充分准备，会议开起来内容充实，有议有决，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共有26个部（院）、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核试验攻关。如果没有专委会居中协调，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据专委会办公室的人说，除了前三次会议，一般情况下，专委会会议是三个月开一次，也就是说准备会议的材料和议题就需要三个月。要解决急迫的问题，中间穿插一些小会。会议的议题并不是闭门造车，都是第一线反映上来的情况。大家看到的，是周恩来在作决断，岂不知二机部及相关部门一摞一摞的报告，周恩来都会无一遗漏地看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的办事风格：事必躬亲。会前的议题也要由他来定。且不说国务院千头万绪的其他工作，仅中央专委的工作，要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就不是能用时间概念来衡量的，“鞠躬尽瘁”恐怕都难以尽述，那是在燃烧自己，付出生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直至周恩来去世，他又主持召开了若干次中央专委会会议。这期间又有“文革”十年的艰难岁月，再加上专委会的职能、任务和人员都进一步扩大，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张爱萍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钱学森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这些都是当事者的知人之论，绝不是旁观者的想当然之说。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此前的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合格的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最后一道关键性技术试验问题已然解决。周恩来专门写信祝贺。由此，他在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中央常委派骨干到现场，试验时间也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他要求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９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比原订计划提前了9天。随时可以启动试验程序，只待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确定试验时间了。 这时专委会的工作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周恩来自然更为忙碌。 尽管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工程是高度保密的，但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并多次派出U2高空侦察机刺探中国核试验的进展情况。8、9月份，美国人根据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大军忽然沉寂下来的现象，判断中国的第一次核爆炸已经准备就绪。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研究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形象的说法是“外科手术式打击”，或“摘除扁桃腺”。 因此，中央专委除了要考虑试验时间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的打击，避免核试验被外力中断。９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相关问题。 9月16日下午3时，中央专委会听取刘西尧依据９月９日由他和张爱萍署名上报的《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的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所作的汇报。 汇报之后，就开始讨论。周恩来说，要做两手准备，今年如果不试验，那原子弹放在哪里，会不会被人炸掉，有没有直接进行空爆试验的可能？要多考虑几个方案。用塔式的，用空投的，还是搞两弹结合，我们不妨都考虑考虑。到5点半的时候，因为周恩来晚上另有要事，讨论中断。他说，明天上午10点继续讨论。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先听取了刘杰和赵尔陆关于核武器近期发展和调整核工业战略布局问题的汇报，然后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时机和近期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设想等问题。会上，对核试验的时机问题存在早试晚试两种意见。 早试是指不管美国要干什么，现在就试。罗瑞卿就说我们今年试也好，明年试也好，后年试也好，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引起一番骚动而已。晚试就是要等到三线建设好以后再试，好处是不仅第二套核方案也准备好了，而且到时候各种试验方式，塔爆、空投、“两弹”结合，都可以集中试一试。 但关键的问题依然是有没有响的把握。周恩来说，假设我们试的时候没有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下一次怎么样搞法。他特别提出，即使敌人要破坏，我们第二套核的东西，能不能直接上。 会议结束之后两天，即９月２０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汇报了原子弹、控制和测试、安全防护、气象、指挥保障、生活保障、参试人员思想状况等准备情况，并说可以在10月进行正式试验。21日，周恩来在罗瑞卿的请示报告后，附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上说，周恩来写道，要今年试验的话呢，在国庆节以前可以做好准备。核爆炸“时间以不迟于（10月）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如决定明年4、５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请示报告和附信，很快转交在外地的毛泽东。 ９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早试与晚试两个方案，并研究了罗瑞卿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这样，会议就确定了１０月份早试的方案。 紧接着，在９月23日下午４点40分，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郑汉涛、刘杰、刘西尧、刘柏罗等人开了一个特别秘密的小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首次核爆炸试验做了具体部署。 周恩来考虑得很细致，他说，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 在会议的最后，他交待说，张爱萍去核试验场后的工作，由罗瑞卿直接抓，刘杰留京工作。今晚就要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出来，便于前后方联络。周恩来善抓大事，但小事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