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为何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败得那么惨？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那次事件引发比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失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列强割地、赔款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蒙受了近代以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曾有过的屈辱和不幸；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则不但曾使中国长期作为国家实体几乎名存实亡，像是为日本赔款而存在，中华民族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还应当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极影响至今尚存，台湾问题和针对中国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即为例证。中国决不能使类似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历史重演，也决不能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失败，而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对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有明确、深刻的认识。160多年来，我们总结失败的原因不外乎敌人船坚炮利、单兵军事素质高，我方武器落后、上层腐败无能、指挥部署不当等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输掉战争的主因。 那么，中国究竟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败得那么惨呢？随着对这两场战争研究的深入，现在的结论是：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勇气是输掉战争的主要原因。中国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当代人把勇气定义为：人们面对未知事物、困难、危险、灾难、强权、敌对力量等种种不利因素和挑战，勇于接近和认知，敢于战胜或消除的精神状态。一个人勇气的大小，除一定的先天因素外，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主要是人所处国家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大环境”，以及学习、工作、生活的 “小环境”等各种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战争能够直接反映人的勇气，也能直接证明勇气对战局和战争结果的巨大影响。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当时的情况看，与其说是战争双方国力、武器装备和兵员的比拼，不如说是战争双方勇气的较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区区4000多人的英国军队，竟敢远涉重洋攻打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清帝国，这是何等的勇气。历史的真相是，从兵力对比看，中方当时处于绝对优势。清军的总兵力大约在80万左右，在战争中调集并先后投入战争的兵力超过10万。尽管后来英军增至2万人，但并不构成对双方兵力对比的根本改变，何况此时主要战事已基本结束。从军事上看，英国赢得战争的几率几乎为零。英军劳师远袭，就算以印度为其补给点，也嫌补给线过长。而且入侵部队不过是一支舰队，兵力充其量只能作沿海袭扰，根本不足以发动对一个大国的全面进攻。从武器装备看，清军同英军相比是有很大差距，但英军有枪有炮，清朝当时也有火器、火枪营，且海防、江防炮台遍布，双方均为前装滑膛枪炮，只不过英军的枪炮质量好，射速也高一些，但并不存在“代差”，清军根本没到无法作战的程度。此外，战争初期中国的掌权者也不是什么投降派，主战派占着上风，道光皇帝还早就预见到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不断发出谕旨，督令沿海、沿江各地严加防范。可以说，当时中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是为什么不该输的战争却输了呢？答案是，清军缺乏勇气是输掉鸦片战争的主因。 战争自有战争的规律，一旦两军开战，短兵相接，在战场上人的因素亦即前线官兵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将上升到第一位，体制、机制等个体之外的因素并不直接影响战斗或战役进程。这里需要明确，勇气不是“誓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和豪迈，“死守阵地”在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处于守势，并不能给敌人以真正的心理威慑。勇气是建立在对敌人的蔑视和必胜信念基础上的无畏气概，故古人云：“勇，天下之凶德也”，敌人不怕顽强的对手，但畏惧凶猛的敌人。“勇”的本质特征是攻击，是主动寻歼敌人；“勇志之所以敢也”，勇者“知死不避”，且“勇而多艺”，能够想象并实施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进而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英军的“坚船利炮”首先打掉了清军从上到下本来就缺乏的勇气，继而摧毁了朝廷的信心和战争意志。没有勇气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尽管也有大角、沙角和虎门之战中清军的奋勇抵抗，但这场战争中清军更多的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许多炮台的官兵甚至未放一炮便逃之夭夭。尤其荒唐的是，大战正酣，朝廷不但不奖赏抗敌有功者，设法鼓舞士气，却因“求和”心切对“主战派”进行“清算”，甚至朝廷和地方官员还演出了一幕幕带着大量猪羊鸡鸭作礼物向英军乞降的丑剧，加紧安排“割地赔款”事宜。值得深思的是，当钦差大臣伊里布厚颜无耻地差人带着酒、肉到英国军舰上馈赠，向侵略者讨好，并为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被革职的事向英人“祝贺”时，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喝令其住嘴，严肃地说道：“林公是中国的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连侵略者都不许羞辱中国的“勇者”，且为中国的民族英雄抱打不平，可见中国朝廷腐败无能到了何种程度，哪有一丁点勇气可言。 那么有了坚船利炮是否就一定能够战胜外敌呢？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又给中国人上了永世难忘的一课。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中国的整个国势并不比日本弱，北洋水师则堪称亚洲第一，舰队的规模和舰艇的防护能力、火力及航速等均超过日本舰队，“镇远”、“定远”两艘战舰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铁甲舰。此外，这支舰队在其建立之初即参照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其组织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非常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十分刻苦，而且官兵完全按英国海军训练标准进行训练并长期由英国人琅威理任“总教习”，甚至“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以确保充分发挥军舰的作战效能和舰队指挥的有效性、准确性。战前李鸿章还校阅北洋海军后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可是，就是这样一支由30多艘舰艇组成的强大舰队，被日本舰队全歼。而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是，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没有一艘军舰被击沉，开了“零伤亡”之先河。一百多年来，学界、军界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还是围绕腐败无能、军费挪用、体制障碍、机制不灵、指挥失误等“人”之外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无以复加，结论基本上都是“这是一支还没开炮就已经全军覆没的海军”。当然，腐败等问题是造成北洋水师覆灭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北洋水师官兵普遍缺乏勇气。如黄海海战是一场典型的海上遭遇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遭遇战往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尽管有邓世昌等少数“管带”率水兵奋勇战斗并将负伤的军舰全速撞向敌舰的壮举，但大多数舰艇上的官兵，只听过训练时自己军舰上的炮响，没见过敌人的炮弹在自己的甲板上近距离爆炸，这是海战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北洋舰队官兵却不能承受，本来不足的勇气此时便所剩无几。接下来北洋舰队阵脚大乱，舰队无法统一指挥，不能发挥整体效能，出现了各自为战或竞相逃跑的致命危险，此时日本舰队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围歼或追杀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在后来的威海卫之战中，战事基本上是日本舰艇拼命冲杀，北洋水师舰艇拼命逃跑。如“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甲午战争充分说明了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人如果没有勇气，即便是训练有素，再先进的武器也发挥不出效用。对战场上的官兵来说是这样，对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城府极深、精通为官之道的李鸿章等也是这样，他的怯战思想和情绪不但直接动摇了朝廷的战争信心和意志，也像瘟疫一样在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传染，以致到了战时绝大多数官兵都毫无斗志，数量庞大的北洋舰队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当时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也使整个清朝军队完全丧失了勇气，空前的、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款和台湾等地的割让，不但使中国国力元气大伤，还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投下了至今挥之不去的阴影，民族自卑被深深植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吉林大学教授李晓博士在2004年曾说：“当时的（110年前）日本人对中国还有一种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在甲午战争后荡然无存。在这之后，‘支那人’彻底变成了一种污辱性称号。” 甲午战争后还出现了仅2000人的八国联军，未等后续部队到达就敢面对十数万清军的围追堵截，从天津租界向中国首都北京攻击前进的“咄咄怪事”。而这种“怪事”一直延续到抗战初期，没有勇气的中国人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勇气对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说：“勇气是一切天赋中最好的天赋，它先于一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增强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军官兵的勇气，作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一环常抓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