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降薪才是抑制通胀的有效手段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我国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以五大举措应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点，“从短期政策来看……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务工人员收入很高吗？他们的收入有公务人员高吗？为什么不提“调整理顺公务人员与普通大众的收入比价关系”？局长大人真是高瞻远瞩，可是看得太远了是不是会看不清“眼下”的实情呢？抑制通胀从调整收入着手未必没有道理，可是在“务工人员”与“公务人员”之间，显然更应该调整的是“公务人员”的收入。 　　首先，公务员是政府工作人员，政府部门是非营利机构，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公务员的收入却必然来自于社会财富，那么这部分财富所占比例越高，社会财富直接用于经济发展的部分就越小，社会其他成员从自身创造的财富中所获得的部分也就越少。一个服务于社会的群体，在其服务对象的收入并未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利用权利不断地增加自身的收入，这显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分配秩序。另外，通胀用比较极端和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理解为货币发行增速大于社会实际财富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下降低公务员收入可以直接减少货币发行量，从而直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 　　为什么要调整公务员的收入？或者说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调整公务员的收入？因为公务员和其所在的政府部门是服务于社会的，是有责任通过自身的服务职能来促进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有责任让全社会的合法公民过上安定生活的。当物价快速上涨接近甚至已经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可以认为公务员这一整体的工作存在不足，降薪既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鞭策，更显示了分配制度的公平性。在当今几乎所有健康发展的企业中，薪酬都是与业绩挂钩而且是双向浮动的，而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公务员的收入是一个不断上涨的单向浮动。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社会财富的增长有多有少，企业和社会其他群体的收入有增有减，可是为什么公务员的薪酬例来只能单向地向上浮动呢？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惯例。 　　公务员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那么公务员的整体收入水平应该同这个群体整体的服务水平相适应，全社会绝大多数合法公民的生活质量应当成为衡量公务员业绩的重要标准。所以，如果公务员这一整体的平均收入水平超过了这个社会中其他合法公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甚至超出太多，那就应该看作是不正常的现象。需要注意的还有这个“平均”的方法，其实即使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来看，当前公务员的平均收入也是高于其他“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而事实上，这个“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中并没有包含大量客观存在的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现实中未能达到这一“平均工资”的人远比统计值要多，如果把他们都统计进来，那么这个平均工资还不知道要往下再降多少呢。 　　以当前公务员的整体收入水平，这个群体的购买力在工薪阶层中是明显偏高的，在很多地方已经远远高于当地其他工薪阶层的平均购买力水平，成为当地楼市和车市以及其他享受型消费的“主力军”，适当降薪可以抑制这个群体过高的购买力水平，对平抑物价特别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曾经有人认为不断提高公务员的收入可以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而事实上，高薪之后并未尽廉。“高薪”未必都能“养廉”，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贪污腐败的公务员没有哪一个是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他们无不是利欲熏心所至，所以，对“贪官”来说，再高的高薪也难以填满这些人的欲壑，防止贪污腐败并不能靠“高薪”，而应当靠完善的法律制度，完善监督机制，避免权利高度集中……如果这一切机制不够建全，“高薪养廉”恐怕难免变成“高薪养贪”。 　　说了这么多理由，我知道一定会有公务员要说：“干吗总盯着我们公务员？还有那么多垄断企业的收入，特别是企业高管的收入远比我们公务员要高、要不合理，你为什么不说？”不错，垄断企业的高收入更是应当降下来的，不过我不想为这些废口舌，第一，我在这说的“公务员”并非特指某一位、某一群，而是公务员这个群体；第二，对垄断企业管理和监督本来就是部分公务员的份内之事，你们自己没有管好已经是失职了，没资格出来喊冤；第三，如果真觉得不公平，我相信只要公务员当中有人真的想管，垄断企业是一定能够被管好的。 　　论高度，我等草民远不及谢大局长位高权重，更不及谢大局长目光长远，所以我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很多公务人员拿着高收入、住着商品房、开着私家车、吃着洋面包，而务工人员则是生怕被欠薪、住着破工棚、出门靠走路、难得吃顿肉，二者如此天壤之别，“务工人员”和“公务人员”究竟应该调整的是谁的收入呢？ 　　对不起，我现在才刚刚想起来，我们的谢大局长本人也是公务人员，请恕我这个务工人员以小人之心揣测一下，大约谢大局长“身在此山中”所以才“不识真面目”，因而把调整的矛头指向了务工人员。而像我这样的务工人员同样“身在此山中”，所以说到调整收入，我首先看到的是谢大局长身后的公务人员。从这一点上说，我和谢大局长是带着同样的心态站在了对立的两面，不同的是谢大局长有话语权，而我没有。于是，当通胀的警报拉响时，我只好幻想着谢大局长及他身后的一群公务人员，能够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不要再盯着我们这些务工人员原本已经非常可怜的钱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