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自己是比较幸运的,被收容了十多次,居然没有死掉,而有的人,如孙志刚,进去了一次就再也没能出来"当我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收容遣送已经废除五年了,我们这些要办暂住证的人应该感谢像孙志刚那样的人,是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加速收容遣送这个制度的废除,我们应该感谢温家宝总理,是他亲自废除了我们早就盼望废除的这个制度,使我们走在大街上或者睡在房间里,不再担心因没有一纸的暂住证被人家收容教育几个月。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在九一年我读了九年的书之后,因为没有钱读高中,于是在县城和省城因为有人给我提供工作的情况下,凭从家里带来的二块钱便从我们那个小山村到了深圳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第一份工作是养猪,后来换工作时没有找到不说,倒先进了收容站.
我从坑梓到布吉,打算换一份工作,当时我什么证件也没有,仅仅有一张团员证,到了布吉以后人生地熟我都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晚上又没钱住旅馆,就到布吉汽车站去睡,在我睡得正香时确被人摇醒过来查证件了,这一次我开始了我第一次被收容遣送的生活,收容站据说是比较糟的地方,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交通四通八达,工厂林立,市场上也是一片繁荣。我心里想:"好的地方不错.糟糕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呢?能去看一看也不错”.
刚开始时被装上小警车,只是感觉有些闷,没有在外面那么好玩,生平第一次被警察抓,我的心里并不慌,因为是人民警察嘛,自小被灌输都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之类的,说不定他们还可以帮我找一份可以支撑我的学习工作呢!
然而事实上确不是这样,我们被从小警车叫下车,然后再装上大警车,于是车就往惠东向而去(只是听车上的人说,我并不知道),到了车上我的眼泪就趴嗒趴嗒地掉,还不停地呜咽,旁边的人就说:“小家伙,哭什么呀,一点出息什么没有!”我把"壮志未酬"的想法和他一说,他说:“不要紧的,你有钱明天就可以自保出来了”我说:“我没钱”他说:“没钱你就多呆一段时间吧!"
车到了惠东,分进了号房,因为我小,又带了很多书,(我来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抓好学习,因而走到哪就把书带到哪)没有人为难我,据说里面打架很凶的,第二天有人来说:"你们没有申报户口被抓到这个地方来了,每个人交二百块钱就可以出去了,没有钱也可以两个人担保一个人,放一个出去拿钱来保你们,我两样都不具备,自然不能出来了,我才知道两百块钱居然那么重要,没有它,你就得付出暂时失去自由这么沉重的代价.
我转念一想:在里面也不错,不用找工作,也有饭吃,可以好好地抓学习了,然而这种想法维持不到一天就破灭了,因为肚子实在饿,刚开始看到带萝卜条的饭就反胃口,后来把饭全部吃光了还是觉得饿,我再也没有精力抓学习了.
呆了二天实在难受,我就给收容站写了一封信,讲述我的一些经历,没想到倒让他们感动了,过了几天转人时没把我转走,而是把我和另外几个人一起放了,这次被关的时间只有五天,我才感到自由是那么的珍贵,拥有它时并不在意,放出来我总想:一定珍惜我拥有自由,一定要抓好学习,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命运这个构想,为人民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九五年二月中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练习电脑打字碰到了查暂住证,我当然什么证件也没有,保安随既朝我的双脚打了一棍,喝道:"蹲下!"我终于又开始了一次被收容遣送的旅程.其实在被抓以前我曾去咨询过办暂住证的手续,回答说要用人单位才能办理,我在工地挖土,工头自己都没有,我哪会办得到呢?
在我被叫蹲下之后陆陆续续有踩单车的、拉泔水的、送货的都因为没有一纸的暂住证而被叫蹲下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从一辆小车走下来两个人,一个出示了身份证,而另一个则什么都没有出示,有身份证的人对保安道:"证件在车上"他们当然没有再去开车门拿证件,保安还是给他们放行,要是对方不是有车人士,保安肯定公事公办,没有暂住证或者本地身份证是过不了关的(查证件的顺序是先查身份证,本地的当然无需办暂住证了,外地的出示了身份证之后还要出示暂住证,否则就只有收容了)
过了没有多久,蹲了一大堆人,保安说:"可以了,可以了"把我们带到治安办,我以为问明情况之后放我们走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等一会警车过来了,把我们送到派出所,我以为在派出所拿不出可以留置我们的证据会放我们的,我又错了.
派出所根本没有给我们任何辩解的机会,一个人填了一张<<收容遣送登记表>>,中途还有人趁机逃跑,但终究给抓回来了,还被打了一顿让人家解气.填完表之后就送到银湖,其实虽然是初春,天气还是蛮冷的,在一间铁窗、铁门的房间里我同许多人一样被关了起来,虽然每人发了一张毛毯但还是冷得发抖.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
因为有了惠东收容站的经历,我在想,说不定我交了钱我又可以出去了.果然没有多久,有人来叫了,说有钱到另一边去排队,要交七十块钱,“七十块钱?这么便宜!”我的身上还有九十块钱,我心里想交了七十块钱还有二十块钱可以回到我干的那个工地了.不料交了钱确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人念我的名字叫我出去不说,还有人打饭来给我们吃,后来我想我们交的七十块钱是三费(车费,生活费,管理费)交了钱哪能出去呢?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呀。一闻萝卜条的味道我就想离饭远一点,更不必说去吃了(这当然是刚进收容站反应,后来日子一久,这饭全吃完都没有感到吃饱),吃过饭之后便点名上车.
车路过泥岗,经洪湖立交,我转回身一望,这座雨后的城市更加秀丽,只不过她没法容下我们这些没有办到暂住证的民工罢了.车驶出布吉检查站,不少人都惊呼:"完了,完了"因为被收容到派出所时派出所把他们的边防证撕掉了,而没有边防证是进不了关的,车路过布吉,穿过平湖,塘厦等等的地方,直奔樟木头,樟木头收容站的房子从外观上看比银湖收容站还漂亮,但因为是收容站的缘故,里面的布置都差不多.
一下车,迎着初春小雨的我冷得发抖,管教(后来我才知道)大声吆喝"某某省的,某某省的,站出来"有经验的说是分区了,分区之后管教开始叫我们填表,填完表之后便对我们说:“是‘三无’一个人交了一百块钱就可以出去了,没钱赶快发电报或者打电话叫人保释出去,我万万没想到因为我没法交这一百块钱,也没有人来保我,便付出被关了一百多天这种惨重的代价(当然这是后话了),接下的日子当然给我老乡发电报之后等他们来保了,于是我开始了每天的期盼,幻想在一大堆保单中有一个名字是自己的,每天早上没有我的名字,就盼下午,下午没有出现盼第二天早上,过了十多天之后,幻想终于破灭了,因为杨村收容站的车来接我们来了.
杨村是那些被收容人员谈之而色变的地方,其实杨村是个好地方,那里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鸟有鱼,当然杨村收容站另当别论。因为在杨在那个地方将会劳动教育或者收容教育三个月,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在深圳的收容遣送怎么到了杨村就变成收容教育?
在樟木头的日子里,每天我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墙,没有看到一丝的绿意,杨村的车来接我们时我们终于可以看到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了,虽然只是被关了十多天,我确感觉被关了很久很久,我想人的生命中是不是少不了绿色的陪伴呢?车离开樟木头,穿过惠州,在傍晚时分驶入一个人依山傍水,风景迷人的小村庄,村庄里有几栋房子,门前挂了两块牌子,一块是收容站的,另一块则是派出所的牌子。
车进入杨村收容站,还没有停稳,仓里面的人全都兴奋得大叫了起来,其实被收容生活实在太单调了,太过于艰辛了,而且进去一批人就可以放一批人出来,在放的人当中就可能有自己,难怪这些人这么兴奋了,其实我们进去以后我依然如此,"新兵进仓,老兵走光"是我们最高兴的.
下车以后先吃饭,那菜确有一股霉味,我没尝几口就算吃完了,杨村的伙食比樟木头稍好一些,不用吃萝卜条,不过因为没有油的缘故吃两碗都吃不饱,当然收容站就这伙食,谁也无法埋怨。
吃完饭之后就是训话,那个人还非常客气对我们道:“同志们(多崇高的称呼呀,只不过我们这些被称为同志的人每天完不成任务额要被打,饭也只能吃病号饭)都是全国各地,大家要团结友爱,不要打架,吵架,你们要好好接受教育,有人来保(或者寄钱过来保)马上就可以出去了,没人保三个月以后也可以出去了,不会再转到别的地方了,你们只是违法:有的卖淫,有的吸毒,有的小偷小摸,大部分都是没有报户口,没有犯罪,你们问题的性质仍然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了,你们在这个地方将会学一些法律法规,参加“适当”的劳动,你们在这里的生活不会记入你们的档案,对你们以后的升学,就业等不会构成影响"
训完话就分仓了,我被分到人数最多的仓,因为我们问题性质是“三无”比较轻(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问题性质定得多么荒唐,只不过把一些没有暂住证的人强制让人家白白劳动几个月,如此而已)所以要担负外劳任务,有过被收容经历的人都说:"外劳是比较自由的(相对于内劳而言,内劳则在仓里,只有吃饭里才可以出来排一下队)"刚进仓,仓霸便下令道:"掌声"于是掌声便有节凑地响起来,"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不禁有些感动,跟着胡乱地拍掌,这之后便教我们填表,拍掌,背仓规,谁有一些不如他们的的意,便遭到拳打脚踢,于是有人去投诉,管教便把那些打人的人拿去关小号,(大号空间大一些都不自由,小号只容一个人就更不自由了),邻仓又有人叫道:"新兵到,老兵进小号".
做完这一切之后就有人帮我们冲凉,(就是用碗打水过来淋在我们身上)初春的天气冷水淋在身上透气都透不过来,在有人帮我们冲凉的同时,就有人去搜我们的衣服,好一些的话就给他们拿走了,我衣服一向都是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人看中,但鞋子还是给人家拿走了,我只能光脚板,我和一个一同去的人小声地说了一句话,不料一个仓霸重重地朝我的胸口踢了一脚,我好久都没法喘过气来.我想无证被收容对我们就是一大侵害了,没想到还遭到这么多的人身攻击.很多旁观者会说我们这些农民素质低,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可农民中的个人或者一部分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一个不对称的两者之间,弱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第二天有一个仓霸叫我到他的上铺给他擦床铺,我确看到上面的墙上依稀刻着一副对联,对联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下联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我当时的心情真的太需要这副对联来激励了,我正看得出神时仓霸对我吼道:"看什么看,赶完擦完赶快给我滚下去!”
刚擦完铺,管教来开门我们出去外劳,出仓时点人数,出仓后领了工具又点人数,领了工具到农场后又点人数,然后开始干农活了,第一天是种甘蔗,我刚挖下第一锄头管教便挥着拳头对我道:“挖好一点,挖不好小心我揍你”
忙了一个上午,我想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小便,被仓霸找到了被揍了一顿,他们说我想逃跑,管教在旁看着也不吱声,在他们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这种事发生倒还不正常了。虽然我们是外劳仓,但回仓以后还是有内劳任务,因为不熟练没有完成内劳又被揍了一顿,理由是:“人家都能做完,你为什么不能做完,是不是不想接受改造”
终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重获自由的日子,“90、89、88、87……”每过十天我们都会庆祝一下,还有某某天就可以出去了。
收容的生活是单调,没有音乐,每个月开一次会,每一次只能听重复放的一首歌《男儿当自强》,居然成了一种奢侈,在里面不能看书,不能看报,不能写文章,好多当时的感受没法写出来,现在再回头去写时就没有当时的那种感觉了。
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有一次外劳,我才感到头非常的痛,连在樟木头被关的十多天算在一起,我被关的时间已经有二个月了,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么一被关起来,伙食又差,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其实在那种地方做事一点不敢慢下来,而且尽量快一点(因为做慢了就要挨打)而我实在顶不住了,就和管教说,管教让我和中队长说,中队长倒没有为难我,叫我找一个地方阴凉的地方躺了一会
躺了一会好了一些,我坐起来看大伙干活,中队长过来和我聊了一会,我问他道:“为什么我们这些无证的人要和那些偷呀,抢呀,卖淫,吸毒等等的人关一样久,干嘛不能区别对待呢?”他道:“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关你们这么久,我们是按照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制订的条例,广东省制定的地方法规执行的,我们也没办法”我被放出来去查了很多资料,就是没查到收容遣送变成收容教育三个月的法律,中队长说“说句良心话,当地公安部门不应该把你们送到收容站,没报户口,罚点钱,补办就可以了嘛!干吗要送过来呢?”我当时还说:“关也可以,不用关这么久呀,为什么不能区别对待呢?”中队长和我聊天时其他管教也过来了,他们用白话对中队长说我这个人表现不错,他们还在打听有没有人愿意保我出去给人家养鱼。其中一个阿姨经常问我“想不想出去呀?”我回答当然是想呀,出了收容站工资多少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伙食比收容站好多了,可以吃饱饭。阿姨经过打听后,碰到我进婉惜地说:“没人愿意来保,以前他们来保的人出去以后一天的活也不干就走了,现在没人敢来保啦!”虽然她的帮助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对她表示感谢,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能帮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和中队长聊天时曾说要是放人的话就和上级领导说把我放掉算了,因此每次放人我都多了一些期盼,可每次放人都没有我的名字,希望也就落空,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终于好一些,(我生病回来以后管内劳的阿姨曾对仓霸说我的内劳没有任务,照样有劳动饭吃,所以我很是闲了一段时间,再说生病了什么都做不了)。
身体好一些后还是强烈要求出去外劳,因为整天呆在仓里实在太闷,外劳每天就是挖土,挑水,种树,我的感觉我的身体就像一棵稻草,风一吹就会倒,还好,总算没有倒下。
在被关一百多天日子里,唯一能吃饱的一次饭我们去外劳我们去帮人家打混凝土,本来有一些防护用品的,但我们都没有了,为了可以吃饱饭,我们都在拼命做,到晚上终于可以吃我被关一百多天中最好的伙食,肉随便吃,饭可以吃饱,(其实真正有东西吃时也吃不了多少,没有东西吃时就觉得很饿)还可以喝酒,临走每个人分了一包烟,我烟酒都不沾的,不过还是拿了一包烟的,收容站的里好多人烟瘾都很大,收容站里发劳动烟一个人五支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我拿回来后转给他们。
在我被关七十多天之后终于有人来念我的名字,大家都以为放我了或者是有人来保我了,我走出收容站才知道两者都不是,我被调到医院去照顾病人了,对于病人的护理我一点都不在行,到了医院呆了一个上午,一点都不习惯,反而还倒习兴奋习惯了在收容站的日子,我和管教说调一个过来换我回去,他们当然不同意了,他们笑着对我说:“人家想出来都不能出来,你出来倒还想回去,里面有什么好嘛,饭都吃不饱”。其实在医院呆真的没有在收容站那么自由,每天都被关在房间里,唯一的自由是每天可以出来倒一次马桶和打一次热水给病人和我冲凉,吃饭则是有一个人给我和病人送过去,伙食比收容站好多了。
在医院照顾了十多天的病人终于放我了,想起来应该感谢杨村收容站,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了我,如果不是先到医院休息半个月而是关够时间才放我出来,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从医院到杨村收容站,有一个人来问我“阿姨让你到她那里去做,你去不去?”我问:“哪个阿姨?”他说管内劳的阿姨,我才想起来,她在我生病时曾经对那些仓霸说让他们不要为难我。
而且在我开始时外劳的前几天还和她聊过一次,我我问她道:“我们这些人没有报户口为什么要被关三个月呢?”她说:“运气不好吧,有的人在这里被关了几个月才放出去,出去没几天又被捉回来关了,怎么说呢?”(现在回过头去看,被关和运气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因为有收容遣送这个制度的缘故)也许她也担心我运气不好吧,所以收容站一决定放我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工作。
可我的书和我写的文章都在深圳,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那些书和文章还在不在?我真的很担心它们的下落,再说到深圳有一个好处,就是去图书馆看书非常方便。我于是对那个人说:“你回去告诉她,谢谢她,我不去”。过了一会那个人再回来对我说:“阿姨让你再好好想一想,六百块钱一个月(当时这个工资不能算低了)你去不去”阿姨也许会认为我嫌工资低,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看重工资的高低,我一直认为能把学习搞下去就可以了。我还是回绝了,那个人终于去回复去了。
收容站把我和那些一同被关的人叫到了一起,在下午一起放我们出来,其中放一个老人出来进他还不肯出来,他说他无家可归,就想在收容站养老算了,收容站当然不接受了。
到了下午,终于上了放我们出来的车,车来樟木头接我们时,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怕我们跑了,出来时一切都太随意了,门窗都不再上锁。我们坐在车上,收容站的一些人也来向我们不停地挥手,车上的人也不住地回应。我心里道:“生命中的一百多天耗在收容站里(银湖、樟木头、杨村)对我来说并没有意义。”
车把我们带到惠州火车站,一个人发了十块钱我们就下车各奔东西了,我用一块钱买了一块面包,一块钱坐车到惠州汽车站,再用八块钱坐车到距我的老乡不远的一个小镇,然后走路到他们那里,我才知道我的妹妹已经出来打工了,就和我的老乡在一个厂,她看我刚出来狼狈的样子,还拿了五十块钱给我用。我的老乡都劝我在他们附近找一份工作算了,而我则坚定对他们说:“明天我到深圳(市区)去”
第二天我回到了深圳,回到了我干的那个工地,东西都丢光了,而大部分的书因为一个叫杨四文的工友在大伙瓜分我的东西时帮我抢救了一部分没有丢完,然而就是这些我被关一百多天都没有丢的书和文章,在七年后我生活依然动荡,托一个记者保管时居然被人家当废纸卖掉了!出来后工友都笑我:“学电脑怎么学到收容站去了”。然而他们没有笑我多久,在我回到工地一个多月后,我们在早上没有起床时又被人家到工棚收容了一次,还好因为是在工棚被收容的,工头过二天把我们全都保出来了,要不然那年我可得有半年多都在收容站里呆了。
九六年应该是比较幸运的,只被巡警查了一次,而且因为我的身体太差,他们把我装上车以后不能适应车里环境,他们还把我送医院看病以后就把我放了,放我走时还给我十块钱做路费。(这也应该警察违法了,没有严格执法)
相对九六的幸运来说,九七年则是最糟糕的,那时正值香港回归,我在九六年在一家酒楼做时办了暂住证,在暂住证过期以前,我曾拿我的暂住去申报户口,我到了申报户口的地方问了才知道,申报暂住户口要边防证,而我的暂住证只能拿去办暂住证而不能申报户口,而那时为了迎香港回归,边防证也停办了,办暂住证我又拿不出么多钱。
倒霉的是派出所本来不知道我在的那个工地位置的,甚至不知道有那个工地,我一去报户口倒让他们知道了,警察对我说:“回去给工头说,叫他过来报户口,否则过几天我们去清查)”真是弄巧成拙,本来怕被收容才去申报户口,结果户口没报上不说反而让警察知道我在的那个工地。这和后来我托人家帮我保管我的书和文章是多么的像,本来怕那些东西丢了才托人家保管,没曾想人家倒给我当废纸卖掉了(当然保管的人和卖的人不是同一个人)我回来和工头说后工头对我说:“我们都办暂住证了还报什么户口?”于是不理我。
于是我开始过担惊受怕的日子,怕再一次被收容,我真的没有再被关一百多天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了,于是在工地干的同时又通过介绍所为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到一家餐馆做杂工,我以为可以避免被收容这种威协了,后来我才知道该来还是来,根本没法躲得过。
姑且不说在餐馆还是有人来查暂住证,仅就餐馆的工作时间而言根本就没法做下来,早上九点开始干活,晚上一二点甚至三四点才可以睡觉,这样干了一个星期,我实在太累了,早上被老板叫起来时实在起不来,老板说:“要么起来,要么滚蛋”。我火了:“滚蛋就滚蛋,我还怕呀!”他继续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打工,打工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干活”。我说:“好,我走,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干活的人”。当然只有收拾东西走路了。从那餐馆出来,远远地看道有人在清查暂住证,我只有铙道走,到了介绍所,我在那个地方睡了一觉,(因为我多次到那个地方找工作,熟悉以后他们没在我睡觉时赶我走)。睡了一觉之后当然继续找工作,可实在没有什么招工信息。我只有打工头的电话,问能不能再次回到他们那个地方做,工头起初不愿意,我说我实在没有地方去时,他才同意我回去.
也该是我倒霉,我离开那个工地那么久都没有人清查,当天我回到工地时确被人清查了,当时睡得蒙蒙胧胧,确被人叫醒了要出示证件,我拿了过期的暂住证给他们看,当然没有用了,我于是把我的书一本
一本往袋子里装,那些保安道:“这么多书呀!”有的在不停地催我:“快点,快点”。警察也过来了对我道:“有没有暂住证呀,有暂住证就不用啦,”我说:“以前办的过期了,现在又没有钱办!”警察道:“没钱办不行,快点收拾东西上车”在旁的人都劝我不要带那么多书去,因为留不住的,其实收拾那些东西只是做给那些人看,证明我这个人并不坏,希望他们放过我,我看这一招没有用,只好放弃,把那些书放在那里跟他们上车(在此之前我已经托一个有暂住证的工友在我被收容后帮我保管我的书)。
上了警车之后填了一张表,表都是他们填好的,只不过强制我们在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罢了,我本来是苗族的,他们确写上汉族,我不得不己纠正。在派出所呆了没有多久被送到银湖,终于开始了再一次被收容的生活,我真的没有再被关一百多天这种承受能力了,真的想一死了之,我说过把消灭贫穷作为自己为之而奋斗终身的目标,可贫穷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它拥有很多的仆人,它在精神上控制了很多人,如一个人的贪婪、冷漠、麻木、自私等,而我确很孤独,没有一个愿以贫穷为己任的朋友,甚至连一个可以坦诚相交朋友都没有,于是去撞墙,撞当然没撞死,只是全身没法动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好在头脑还算清醒。
第二天他们来叫我出去时,我当然没法动了,于是叫两个人把我拖了出去,收容站有时也讲人道主义,管教对拖我的人道:“把他抬起来,不要拖”。于是有人抬我的头,有人捉我的脚,把我抬到大家都蹲着等念名字上车的地方。那些管教和医生都说:“这个人装死装得蛮像的嘛!”于是拿了一种十分呛人的药水的插进的我的鼻孔,我顿时眼泪直流,可我连一点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些管教路过都过来踢我几脚,这之后就是点名上车了,点到我的名字我没反应,等把把所有的人都叫上车以后就只有我了,医生最后过来踢我几脚:“装什么装,在这里装死也不能出去,你去别的收容站交几百块钱就可以出来了,你是不是呆在收容站不想走了”。
看还是没反应,叫几个人把我抬上车,到车上时有几个女孩子也许因为第一次被收容的缘故吧,一直哭哭啼啼,管教在旁道:“不要哭了,到樟木头交点钱马上就可以出来了”那些女孩道:“我们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那人道:“谁叫你不带暂住证呀,你的脸上又没刻‘好人’两个字,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人家脸上没有刻‘好人’两个字,但也没有刻‘坏人’两个字呀!多荒唐的逻辑!很多农民为了摆脱农村那种繁重的、高强度的而又低廉收入的农活,才到城里来谋生,而在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笑脸,而是冰冷的铁窗,曾经有一个服刑出来后和我一同被收容的人员说,收容站里条件要比监狱里差得多,我总是想,既然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为什么还要“享受”比那些犯罪的人员还差的待遇呢?
车过一段时间的行驶,终于到了樟木头,大家都下车进仓去了,只有我被抬下车,樟木头的人道:“这个人送过来干嘛,送到太平间就可以了”看威协没起作用,又过来踢我几脚,樟木头收容站对于把我送过去十分不满,送我的人道:“上车还好好的,谁知道呢?”樟木头的人把我拖起来往外拉,然后对我道:“快走啊,我们这里不要你了”送我去的人也道:“上车吧,上车吧,我们回梅林去了”。(回银湖经过梅林检查站),而我哪还有力气走路,他一松手我马上倒在地下了,他们实在无奈,把我拖进收容站,有人用水来泼我,将浑身淋透,我还是没反应过来,于是樟木头的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又吩咐那些在里面打杂的被收容人员把她给我的开的药给拿回去,然而把我拖进劳动仓。(劳动仓比其它仓要好一些)
吃了药以后在仓里昏昏沉沉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稍好一些,我走过去问管教能不能帮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我以前的一个同事,请她代我报名参加自考,如果不能报考,又得耽搁一个学期了,管教说他帮我打要收十块钱的电话费,我于是给了他十块钱,不知道他帮我打成什么样子,有一个管教对我道:“看你也可怜,你就在我们这里劳动吧,劳动一个月以后就走”一个月以后自考报名已经过了,得浪费一个学期的时间,但只能面对现实,在樟木头被关一个月要比在杨村被关三个月要强一些。
然而没有过几天,又开始把在樟木头收容站的没有人保的人送到别的收容站去,把那些转走的人关在一个仓,前几天还说我可怜的管教对我道:“你也要打一碗饭和他们一起吃”那时我正在给旁人分水,分饭,要等他们吃完我们才能吃。(其中有一个被收容人员曾对管教说:“这里的伙食太差,吃不饱呀!”管教就说:“伙食太差,你以为是住宾馆呀,这伙食标准是国家规定的”。)我和管教道:“前几天你不是说给我机会么?”他说:“不可能的,谁给你机会呀,我们电话也给你打了,他不来保我们也没办法,你必须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这么一说我顿时晕了过去,分水的碗也丢在半边,我终于又一次倒下了。
另外一个管教道:“起来,起来,不送你了,去劳动去”我没能力回应,管教又道:“你不能死呀,你死了我还要去坐牢呢,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呢?”我终于有力气说话了,眼泪汪汪对他道:“打水”他对我说:“那你就去打水吧!”听到这话,我努力使自己爬起来,可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又过来扶我,我才踉踉跄跄地走到打水的地方时,大家都打完了,我于是去洗碗,从此以后没有再被转到别的收容站。
有一次被一个管教带出去外劳,在途中管教对我道:“你就是装死的那个吧,你装死装得好像,我们都怕你,不敢把你送走”我说:“不是装死,我真的受不了被关几个月这个打击,一被关起来好多事都没法做了”。他道:“送到别的地方不就劳动几个月就放出来了嘛,你怎么这么怕劳动?”我心里想:“要是平白无故让你劳动几个月你又会怎么想?”我又问他“既然收容遣送为什么不把我们送回家,而是关几个月就放出来”他说:“送你们回家,国家哪有那么多钱呀!又不是我们叫你们来广东的,为什么要我们送你们回去?”我道:“不送我们回去,为什么要把我们捉起来呢?”他说:“谁叫你不报户口呀!”他和另外许多人哪知道民工生存之艰难呢?后来他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钱掉出来后飞到地上,我在后面叫道:“钱掉了!”他回身把钱捡起来,看了我一眼道:“我们那里有很多鞋子,你怎么不换一双?”(为了避免被收容人员打架时踢人踢得比较重,所以被收容人员进仓都被叫把鞋子脱了,而很多被保出去的或者转到别的收容站的都没穿鞋,所以他们那间放鞋的屋子就堆了一大堆)我淡淡道:“鞋子再坏也是我的,不是我的东西再好我也不要”管教顿了一会首:“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好!”
过了几天,正值香港回归,普天同庆,收容站也加了餐,不用吃萝卜条了,饭也可以吃饱,有人道:“香港回归,普天同庆,我们确在呆在这里发霉”这些被收容人员多么看重这个日子,我倒不怎么样在乎的,因为贫穷我们不得不到别人的城市谋生,可每每人家举杯同庆,歌舞升平的日子就是我们在遭罪的日子,这种日子有什么在乎的呢?
又过了十多天,收容站进来一个满身狼疮的人,之前我并不知道,那时我正在扫地,管教道:“傻B,过来”我在扫地都不知道他叫谁呢?这个称呼适用于所有的人.
有人过来对我道:“叫你呢?你怎么不过去?”我抬眼一看,管教正向我招手,我走过去,管教指着一个人对我道:“扶他上车”我才看到一个满身是疮,发出臭味的人坐在那里,有一个管教拿一碗饭放在他面前,对他道:“吃吧,吃了好送你去看病".那人道:“吃不下”于是我扶那人上车,我以为会是什么车呢,原来还是警察用来装人的那种车,那人比我重得多,我费了好多劲才把他推上车,我以为他上车以后我就可以回仓了,管教又道:“去,你也上车”
于是我上车去扶那个人,到医院后扶那人下车,扶他去挂号,抽血,检查,医生都道:“怎么这么重才送过来?"我道:“是收容站送过来的,只要不死人就万事大吉,谁还管你重不重?”在旁的管教瞪了我一眼。
管教以为打了一针,开一些药就可以回去的,不料医生道:“这么重的病要马上住院,回去了出了问题谁负责”。管教只得让病人住院。我们正要走时医生又道:“你们要留一人来照顾他,他病这么重,我们的人又忙不过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管教当然不会留下来照顾病人了,管教对我道:“你留下来照顾他,他病好以后你回去我们就放你”我于是又开始了再一次护理的病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