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赫鲁晓夫眼中的中国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180度转变的对苏联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的齐心协力，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们脸上无光。 且不说苏联人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说穿了，赫鲁晓夫不赞成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也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的。”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段时间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仍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的威望，成为攻击赫鲁晓夫政策的口实。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于是，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批评了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且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30年前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 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彭德怀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失人失德”，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社科院一位前苏联研究者所说：“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包括“睡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军事对抗。” 历史证明，赫鲁晓夫是正确的，若站在前苏联的角度，提醒也未必不适当。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这一错误延续成为更大的“文革”灾难，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更加重大的损失。 时至今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都被视为是中国的一场空前灾难。中国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西方资料显示的非自然死亡人数大约为35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有人为因素参与的“大饥荒”。并且也是“文革”的起因和导火索。从此，中国进入以意识形态“革命”代替“法制”的“内乱”（胡绵涛语）时期，直至1976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