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前言 在历史教科书里，汉、唐无疑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推崇的强大帝国，而这些历史学家却不热心于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距今七、八百年的元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与国家力量唯一比肩于世界的辉煌时期，尽管元朝只有短短的百年左右的时间。 打碎民族沙文主义的假面有时需要付出一点点勇气，承担一点点骂名。但是学习历史的人只有抛弃一种自欺而欺不了人的历史观，才会真正为我们的历史抑或还有现实找回荣誉与自尊。 当我们扼腕叹息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相对水平江河日下之时，我们实在应该回味、反思一下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元朝的历史往事，并且严肃地质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汉、唐帝国的光环在罗马与阿拉伯帝国的映衬下显得有些褪色，而元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远胜过足以引起我们自豪的汉、唐，这一点教科书是否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的读者？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西方人也称之为蒙古帝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好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威镇世界的三次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东部、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的四大汗国。早期的四大汗国虽然是附属于蒙古大汗的“诸侯”，然而后来它们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并且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吞入游牧民族版图的基础上建立的。名义上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忽必烈，也是蒙古大汗的继承者，并且基本上与上述汗国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15年，其父为成吉思汗四子拖雷。1260年，忽必烈自称大汗，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命名都城为大都；1276夺取南宋都城临安，推翻南宋政权；1279年彻底剿灭南宋残余的抵抗力量，统一中国。1294年，忽必烈辞世，后人奉其庙号为（元）世祖。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考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正月，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等人被朝廷派往元营谈判投降事宜，被扣留。二月，南宋皇帝递交投降书，政治中心临安易主，官员及军兵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至此，南宋政权实际上已经灭亡。南宋政权灭亡后，元军将文天祥北解，不久文在押解途中寻机南逃。次年，文天祥组织的抗元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部队多为临时拼凑的民兵武装，来不及进行必要的训练，作战能力远不及元军，故一路溃败之势不可逆转，而且文天祥之妻亦被元军俘获。于是文天祥等人南下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在元军发起的海、陆联合进攻下，文天祥终不能支，溃退至五坡岭被元军俘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九个月的押解行程，文天祥抵达元大都，在狱中又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方针正确，以及广为招降纳叛；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武备松弛，以及重用贾似道之类的误国奸佞。此外，元军在战争的某些时段，在攻克拒绝投降的城池之后所采取的野蛮的屠城政策，对南宋抵抗的一方造成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除了大量的汉人将卒之外，其实非蒙古的中亚突厥人，乃至波斯与阿拉伯人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的“西域亲军”，参加战争者数以万计，他们许多人是研究与制造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1273年，当元军围攻襄阳五年不克，调来威力巨大的“回回砲”时，这座城防坚固的城池顷刻之间即遭易手。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彭湖）、琉球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势力范围之内。其中一些地方例如西藏、台湾部分岛屿等是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中国版图。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当然，《元史》对元朝西界的描述有夸大的成分，因为西面察合台汗国的地盘并不在元的直接控制之下。 二、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当然，在这个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战争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例如人口减员与土地荒芜，也是很严重的。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汉人之中…… 元朝在政治制度与行政管理体制上，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或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四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与蒙古人。“色目”，意思是“各色各目”，表示其来源繁杂，故色目人也称诸国人，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级制度大体是根据归附蒙古征服者的时间先后建立的，先归附者其政治、法律地位较高，后归附者则较低。第三等级的汉人是指蒙古灭金以后获得的人口，包括生活在这一区域里的汉人和契丹与女真等人，第四等级的南人，主要指南宋灭亡以后生活在原南宋疆域内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事实上，在四个等级中是存在着不同的集团的。例如，汉人地主同蒙古统治者的根本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而普通汉人同蒙古平民则共同处于同被压迫的境地。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继续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与协调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市舶司”。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唐代与两宋时期。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就像现在的埃及人同样为古老的金字塔感到自豪。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 彼时，先进的阿拉伯与波斯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能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即穆斯林。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的天文学、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带来及翻译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除了继承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体系之外，元廷1271还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这些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与札马剌丁有关的就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之多。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非常先进的，传入中土，意义非同寻常。研究科学史的英国人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西方现存最古的地球仪，是马廷·海贝姆于1492年所制，现存德国纽伦堡国家博物馆，而札马剌丁的地球仪要比马廷·海贝姆的早二百多年（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思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時，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郭守敬与王恂等合作，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制作仪器及资料整理，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接触到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的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铁块是元初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可谓现在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数字实物例证，有一块陈列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元代《秘书监志》中记载的一份外来藏书目录，其中数学（/天文）部分有13种，即：①《四擘算法段数》15部，②《允解算法段目》三部，③《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④《造司天仪式》15部，⑤《诀断诸般灾福》，⑥《占卜法度》，⑦《灾福正义》，⑧《穷历法段数》七部，⑨《诸般算法》八部，⑩《积尺诸家历》48部，以及《星纂》四部、《造浑仪香漏》八部、《诸般法度纂要》12部。这种现象在元代之前或之后是不曾有过的。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明代带到中国的（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即前文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方豪，《中西交通史》）。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的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波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波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一带的历史据说约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可·波罗曾经赞扬元大都说：“城是如此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他了!”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 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以及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和基督教堂。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忽必烈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在《大都赋》中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5）、刺桐港――“东方第一港” 古代的泉州因环城大量种植由海外引进的刺桐树而得名“刺桐港”。历史上泉州的丝绸、瓷器与铜铁制品工艺先进，质量上乘，享誉海外。公元684年（唐嗣圣元年）该地开始立州建置，名曰武荣州，公元711年（景云二年）改称为泉州。 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至北宋后期，海外已有31个国家和地区与泉州进行通商贸易，南宋则有58个；而到了元代，泉州与海外的通商贸易已涉足近百个国家与地区，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在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元政府不但曾经在泉州设置行省，以加强和巩固该地政治和军事地位，而且在1281年元政府还做出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这一极富开放性的政策使得泉州对于四海商贾颇具感召力，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泉州的繁荣昌盛，泉州也在此时赢得“东方第一港”之赞誉。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 《泉州府志·城池》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即《东方闻见录》)中写到：“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 （6）农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 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在进入黄河流域的初期，曾经尝试用自己原先擅长的畜牧业代替农业生产，后经耶律楚材的劝阻而收敛。这是一种倒退现象。 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国，基本平定全境之后，自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政府禁止圈占农田为牧场，并派遣官员清理被侵占为牧场的民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设立专管农业的机构，派人到地方检查农业生产，甚至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五事”的前两个，便是“户口增、田野辟”；招集流民，鼓励垦荒，并且免税一年，第二年税收减半；组织军民屯田；中央与地方分别设都水监与河渠司，建设水利，整治黄、淮水系（当时黄河经淮河入海，经常引起下游地区严重水患，元中央政府征调各地人力物力大力加以整治，从而免除了水患）。另外，在通惠河开凿之前，元世祖已经下诏命官员组织财力与人力凿通通河，以改变隋代大运河的水陆并用、迂回曲折的不合理走向。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有三部著名的农书贡献于世，即《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 《农桑辑要》成书于1273年（至元十年），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是在元中央政府主管农业机构的组织下编写的，作者有孟祺、张文谦、畅师文、苗好谦等，他们都是农业专家。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该书成书于1313年以前。作者王祯（山东东平人）曾经在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和信州永丰县（今江西省广丰县）两地任县尹。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 《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 1314年（仁宗延祐元年），又有一本重要的月令体农书――《农桑衣食撮要》问世。作者畏兀儿（即维吾尔）人鲁明善，曾经在数地任职，政绩显赫，《农桑衣食撮要》就是他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职时撰写的。 在中国农业史上向来有“宋元四大家”（陈旉、孟祺、王祯、鲁明善）的说法，其实这四大家除了陈旉是南宋时期之外，其他三家都是元人。 元时中国棉花种植区域扩大，尤其是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创新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无疑对解决穿衣问题至关重要。 （7）、文学艺术、活版印刷术的改进、其他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火不思、胡琴）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另外，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并且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不可兑换纸币。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与中外交往及地理 元朝时期，不仅阿拉伯与波斯等中东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欧洲与中国出现了重要的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与阿拉伯穆斯林伊本·白图泰。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马可·波罗行纪》。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细致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还提到了欧洲人不曾认识的黑色燃料――煤。例如书中写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这里）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但是也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认为这部书可能是根据“道听途说”而整理的。事实上，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是没有关于长城与大运河的记载的，也没有介绍中国的印刷术，这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如此规模的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欧洲，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伊本·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长期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关于泉州，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其实，伊本·白图泰所看到的泉州，不仅是沿海的通商巨埠，而且是一座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在居住泉州的人口之中，除了原有的中国人之外，还有大量来自海外的商人、传教士、僧侣、旅行家、王公贵族和使节，他们至少也有数万之众，其中尤以中东或北非的穆斯林为多，至今尚存完好的阿拉伯人墓碑便是明证。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30～1334年和1337～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他是第一个到过坦桑尼亚和继唐代杜环之后第二个去过摩洛哥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更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四、元朝的结束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元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与货币发行不当造成的经济崩溃，以及等级制度的存在，更成为人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首先是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军事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尔逃往蒙古草原。 五、结束语 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自我。当我们面庞虚肿得必须要照镜子时，复习元朝的一段历史可以矫枉而不过正。 对于中国的历史，纯粹的文人教授已经玩儿的够多了。历史在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骄傲与自豪。 可是这种近乎封闭的崇拜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似乎忽视原本并非“异类”的元朝的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并未为一些人在意，可是抱定一种自以为是的历史观终于让全体中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没有崇拜，也没有骄傲与自豪的欧洲人，用坚船利炮为我们狠狠地上了一课。试问我们的同胞，这一课究竟让我们长了多少记性？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向世界开放的元朝历史，否则不但我们对历史的学习，就会变成如同是在研磨粉饰女子皮肤的脂粉，而且假如我们继续闭关锁国，那么就离被开除地球球籍的日子不远了。 在草民山呼万岁的年代，写历史是要冒头拱地危险的。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向来有用史官的头颅进行祭奠的习俗。虽然司马迁的传世名作《史记》没让这位刚直不阿的史官人头落地，但是由于他没有把汉武帝写得比匈奴人高大生猛许多，因此司马迁最终难逃生不如死的命运。 真实的历史记录者越杀越少，剩下的便成为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的匍匐文人，所以按统治者的意志歌功颂德的段子就成了我们历史的主旨。 …… 好好写历史吧，同时愿我们的读者在怀疑之中好好学习历史。本文旨在于此。 （作者：赵达明，2002年6月初稿，2006年夏校稿） ~~~~~~~~~~~~~~~~~~~~·华丽的分界线~~~~~~~~~~~~~~~~~~~~~~~~~ 偶是转的。。。请嘴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