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国文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国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所以我不妨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国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
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ＢＢＫ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银行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型公司，同时还具有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并且由于以往银行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银行的前提基础上，在对储户的关系上，赋予了银行经济、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垄断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权。银行可以规定储户取款，钱少了不管，钱多了问罪；银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对门前道路实行部分“宵禁”，甚至银行直接与国家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国家名义宣布实行负利率。在目前这种银行兼具国家管理功能的条件下由外资控股，等于是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外资银行的私人保安（外资银行大都是私人银行）。
在此，也许有人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这些人想要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国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国是再出一个毛泽东，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
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这种财富转移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越来越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即西方国家用中国人的钱贿赂中国官员，收买中国买办，培养美国鹦鹉，训练分裂势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国社会。
中国平安老总原来只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小车司机，公司由国有金融机构变成外资金融机构以后，老总原地未动便成为年薪超过6千万元的新型富豪（还不包括天文数字的股份），这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型富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国所有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宣告：只有把你管辖的一切变成西方财产，你个人的经济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无论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墙有多深，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远再难回头，只能一直走到心灵地狱的最后尽头。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国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国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国人打入地狱，把中国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国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国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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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闻讯后，开始精心组织力量反驳，先有2008年6月中旬，建行董秘陈彩虹以“公开合资前与外资博弈秘闻”方式，细说“外商增持真相”，后有7月上旬，中国银行业协会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通过联合举办“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组织强大专家阵容，广邀国内媒体，试图再次形成强大声势，力挺金融改革举措，以正视听。
陈彩虹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所透露的真相是，“建行（曾）试图（在国内）引进发起人股东，向国家电网、宝钢、长江电力、中海油、中国人寿等发出过参股要约。后来，中海油、中国人寿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出了……入股建行，美国银行也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美国银行入股的消息一宣布，（它的）股价也应声而落，它能冒险并最终获利良多，根植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对中国银行业素质的判断……美银赚了，但我们的国有股东赚了更多，按照去年年底的算法，美银每赚1元，我们赢利8元。若无美银的帮助，双赢局面不会出现，（因为），如果当时没有美银介入，H股能否上市成功，不敢想象”。
建行“公开真相”后，张宏良在其博客上，对建行这一声称“不得不透露的真相”进行了一一反驳，并在文章结尾“也透露了一个真相”——此次答记者问的董秘陈彩虹，“曾于2003年12月至2007年7任建行首尔分行总经理。在此期间，他违反规定，向多家韩国企业发放贷款，迄今已造成1900万美元的损失，超过建行全部海外机构一年盈利总额的半数以上。当有关审计机构前往审计时，他又违反规定，隐瞒不报。在此之后，陈彩虹不但没被追究，还在2007年8月被任命为建行董秘，位居高管之列”。
当天晚上，一位学者将人民网上的直播文字转发到了我的邮箱，从头到尾看完后，我也出离愤怒了！忍不住拍案而起！
因为，2008年的世界形势，已大大不同于2005年，如果2005年关于“金融开放”的说辞，还可以被最大宽容地理解为对“发展路径主张不同”、低价交易“是为改革所支付的一种成本”的话，那么，2007年底就已经初现端倪的次贷危机，已经证实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金融创新和市场自由”的新古典经济理念，让此前一些学者所担忧的发展隐患变成了铁的事实。在市场自由的环境下支持金融创新，已使金融成为了吞噬实物经济发展成果的最佳场所，并由此扭曲一个经济体，乃至世界市场的财富走向和经济基本面。正如
在中国如火如荼进行金融改革的2006年，已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全球经济的龙头——美国国内的经济，包括货币供应已极不正常，在格林斯潘连续第12次加息后,我在“天涯社区”国际板块看到一个网友转发的、
在我看来，格林斯潘的连续加息，加息加到利息超过经济增长这种不正常的、理论上“不干活比干活拿得更稳妥也更多”的程度，只能意味着，美国经济基本面或货币供应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而美国的这种不正常，一旦突破了本国资本的承受能力，也必然会通过现存的金融体系（美元货币和金融市场）向全球扩散风险和危机。成为“一个更大的、全球无法回避的新威胁”。
在2006年有关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向的语境里，这还是一个无法与社会形成对话和交流的观点——它与主流社会接受和传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逻辑预设严重冲突。当然，也与彼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金融开放”举措冲突。
但是，2008年，一切不一样了，危机爆发了，而且正在扩散，更严重的是还没人能判断出它的终点究竟是在哪里，基于危机，美国已公开了将“严控外商对本国企业的投资比例”这一政策，并开始着手修改有关审查外商投资本国产业方面的法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随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动向或呼声，在这种局势下，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行业领导，或学术研究人员，都应该正视这种变化，并对此作出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思考本国产业政策、对策。
但是，这次诡异的研讨会的大多数参与者，却根本无视这种变化，依然在力挺金融业“继续扩大开放”，尤其是论坛主持人李扬和银行业协会副主席杨再平，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让人看不明白、不正常的亢奋。这种态度，等于他们不但在“热烈支持”既成事实的银行业大规模引进海外战略伙伴之举，也在支持银监会已于
在已经可以清楚看到的危机面前，依然如此狂热地为既有可能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扩大金融开放”叫好，我实在无法理解杨再平、李扬们语出何意。因为，即使是一个在国内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者，也可能在这种事关整个民族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嘎然而止，起而维护民族利益，中外历史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抗日期间，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的蒋介石，也最终同意了“停止内战，一直对外”的提议。可是，这些身居要职，对金融改革进程举足轻重的“学者”，面对火烧得越来越旺的金融危机，依然在使出吃奶的劲把整个民族推向深不可测的金融陷阱。
看来，刀，又必须再一次出手了！
在出手前，我详细查阅了一遍一百多年前清朝战败后和列强签订的、至今依然被所有中国人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屈辱”的一系列条约：《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这些条约，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都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
于是，第二天，我提笔写了一篇题为“谁给了他们做俯卧撑的勇气”的文章，放到了我的博客和天涯社区。
谁给了他们做俯卧撑的勇气（有删节）
虽然自2005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的说辞充满问责，但金融界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顿，自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等国内银行以不同方式大规模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后。
由于这笔庞大的获利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也看不出中国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战略利益”，所以刚公开就引致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看不懂”。有良知的学者或撰文、或开研讨会，谴责这一罕见的“卖国行当”，以及即将正式实施的可能让“外国机构有机会参股中国银行超过25%”的政策（注：即《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同时，这些学者还以美国 “投资审查委员会”近期成立特别小组、“严格审查外国资本参与本国产业经营”为据，呼吁中国应该放弃“扩大开放”这一提法，实行理性的“对等开放”应对国际时局、以保障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指出此前中国金融界诸多以“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为名进行的资产交易，实际是在“贱卖本国战略资源”，属于“卖国交易”。沸沸扬扬中，一份由中央民族大学
鉴于民间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一直在对金融改革的做法和提法穷追猛打，
参与者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
在舆论的风头浪尖，针对国内一片质疑，就“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事宜搞个新闻发布会来做些解释说明工作，本来完全有必要也值得尊重，但偏偏这个自称要对此举“给出解释和说明”的会并非什么“新闻发布会”，而是一个“学术研讨会”，这就让这个会看上实在有些诡异——这到底是一个研讨会还是一个说明会？从会议人员构成和整个发言看，这个被精心运作和包装的会议，堪称“拉虎皮做大旗”的典范：明明是一个“学术研讨”却叫嚣着要“以正视听”，明明是一个“民间类别的会”却一再强调自己的“权威角色”，明明有多人当场质疑却依然大言不惭地把“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是（银行业）成功的一个契机”当作本次会议一致性取得的结论，明明如美国一样的自由经济体，都已在目前的局势下成立了投资审查委员会专门小组严格限制外国投资，以保证本经济安全，他们却依然向公众端出“引进来是为了走出去”这一道原因与结果并无多大实质关系的菜，如此狂妄、荒唐、鲁莽！李杨意欲何为？王国刚意欲何为？杨再平意欲何为？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辜胜阻意欲何为？尤其是辜胜阻先生，到底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所在的工作单位来参会的？如果是代表自己工作单位来参会的，那么辜胜阻先生发言表达的意见是经过哪一级会议讨论通过的？在主题如此重大、矛盾如此交错的公开研讨会上，身为人大常委这样敏感的身份，这是个不该被遮遮掩掩而应首先得以明确的问题。
为什么银行业必须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按照研讨会上杨再平的说法，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已悄然成为中国经济埋下的定时炸弹，很不稳定、很不安全”，他用97年《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来证明这个的观点——据97年《新闻周刊》报道称：当时中国银行的“坏帐是20%” ，按照当时的资本金，“中国的银行业，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应该已经死了三次，就是已经破产三次了。此外，一本早被海内外学者广泛斥为具有反华性质的书——《中国即将崩溃》里面阐述的“中国银行是中国即将崩溃的因素”，也是他主张的“银行业需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的一大依据。
杨再平在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明白：中国银行业已经是一个定时炸弹了，只有请来外国人才能排除这个定时炸弹，或者，按照经济学术语是：寻找国外战略合作伙伴是最优选择。
那么我们不妨来对这一说法进行进一步分解——在杨再平们眼里，外国战略合作伙伴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主要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带来行业管理的经验，二是带来资金。
不可否认，中国的银行业确实急需引进成套的管理经验，进行脱胎换骨的结构治理，甚至也急需新的资本进入分摊风险，但是，行业管理经验是否一定需要通过参股的方式才能获得？在中国开始金融改革的时候，中国是否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任何行业的管理经验，都能够、也必须通过学习和引进人才来获取，而并不需要额外支付“参股”、尤其是“低价参股”这个怎么看怎么莫名其妙的代价。就像一些学者所说，其实不用看外国的银行，中国自己的银行中就有这样榜样，比如招商银行。它并没有通过已低价寻求战略合作伙伴的方式，来获得所谓的行业管理经验，但却经营得很好，而且已经成功在美国开设了分行。
此外，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出现流动性过剩，我记得2004年现任建行行长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专门提到过这个流动性过剩，说“大约有2.6万亿人民币”。而且，国内认购建行股票的时候，这个流动性过剩也得到了很好的显示，当时，认购建行股票的资金超过2万亿。这种情况下，将国内的这个流动性过剩导入银行业，不但可以一定程度抑制流动性过剩在国内经济领域兴风作浪，而且也能使国内剩余资本获得良好的投资渠道和收益——既解决了银行业的资金短缺，也能“肥水不流外人田”，还能良化我们的经济基本面。而从国外引资，则不但让国内资本损失了这一优质投资渠道，而且将进一步加剧国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过剩。
对大众而言，杨再平们在“研讨过程”一再提及的理由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武器是“金融引进外国战略合作者的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银行业的背水一战”。
这句话的重点是前半句，言外之意，谁敢反对就是在反对党中央、国务院，这个谎就撒得实在太大了——我怎么记得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的政治局近几个月来一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怎么觉得这个主张才真正符合了中华民族眼下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个主张才是洞察了世界最新变化（如美国新近成立“投资审查委员会特别小组”的举动）、真正在与时俱进，甚至还在含蓄否定大规模“引进国外战略合作伙伴”这一举措呢？而且，难道金融界最近几年是在月球办公？没看见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频频提倡“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而不是让外国人来领导我们创新，也该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原则！
杨再平们（主要是清华大学的
杨再平们的价值观可能更合乎会计学的统计方式，而缺失战略价值和战略制衡观念，但是，在一个经济体中，金融业更大程度在扮演的，正是后一种角色，这个角色让金融业在某些时刻、某些环境里，必须作出牺牲自身利益换取整个经济体良性发展的决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这样的功能来实现某些宏观调控。
所幸，这个研讨会也并非一边倒，在杨再平发完言后，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就用近年来国内银行翔实的盈利数据，以及通过阐述银行之于一个经济体安全的关系，不动声色地反击了杨再平慷慨激昂的胡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通过阐述韩国、俄罗斯的金融改革得失，强调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金融隐患具有长期潜伏，突然爆发的特征——这种特征使金融业收益的计算方式不完全适合以传统的会计学统计数据来获取结论。
简单而言，中国金融业需要继续改革，以符合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这个改革路径不应被仅仅定向为一定要“引进国外战略合作者”，而应满足国家经济安全需求，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原则。中国绝对不能容忍在没有被谁击败的情况下，接受比一个战败国更为屈辱的金融开放政策取向！！！如果金融界依然有人一意孤行地觉得“银行业已是一个定时炸弹，必须让外国人进来排雷才安全”，那么，这些人是否可以慎重考虑一下下台让贤？
一个叫苏文洋的学者，随后也在《北京晚报》上撰文，感叹一些研讨会学者在“研讨过程”透露出来的某些非常人能解的价值取向，
并进一步认为，“美国鹦鹉已经控制了国内一些重大决策的信息源……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失误，都与这种‘决策信息定向化’有很大关系……目前的决策信息定向化（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给中国导致了惊人的财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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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金融扩大开放过程中，银监会的态度最为值得咀嚼和深思。
银监会，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简称，从“
曾于1984年至1987年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任职，并于此期间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刘明康。在银监会成立后，就任主席一职，从此成为中国银行业中，与央行行长影响力并驾齐驱的重要人物。
正如2004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在回顾新桥入主深发展一事时所说，“银监会一直在努力为外资的进入铺垫平台”，这种“意图”和“努力”，一直持续至今。
2005年，在外商不满足此前“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的行规时，银监会迅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重新评估”现行外资持股中资银行上限政策，
2006年1月，银监会发出当年的第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导致2006年金融资产大量流向外资怀抱，一年之后，由于非议众多，“第2号令”才被取消，但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金融股权外流。但是，美国人不干了——松开的口子怎么能随便就填上呢？于是，美国国会随后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开放。
这段看起来前后矛盾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明康所谓的“金融自由”，还不仅仅是西方自由资本条件下的金融自由，而是有庄家托盘的“金融自由”。西方的金融自由，风险由资本和市场自我承担，这是“金融自由”取得“入市资格”的一个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市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自我实现自我调节，并最终形成最优的机制选择和成本供应，简单说，最优的博弈结果。这就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会围绕“救市”还是“不救市”爆发举世瞩目的争论，并在最终决定“救市”后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的原因，因为，正如后来一些国际评论所说，美国此举，意味着它在意识形态上，一定程度地接受了它此前一直在努力排斥甚至一直在努力妖魔化的“社会主义”理念。
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熟悉有关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可能都熟悉，“资本主义”的价值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就是建立在“资本自由”和“市场自由”的基础之上，认为给予市场和资本以“自由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应的社会机制是最合理、也最合乎人性的一种社会形式。但是，在自由带来的危机面前，“救市”举动实际就意味着，“自由的资本”和“自由的市场”，并不具有它取得自身合法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能力，而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
而那些试图揭开这个逻辑悖论并找到彻底解决危机办法的人，则不得不与一个人迎面相遇，这个人，就是洞悉了资本权利和秘密的马克思。
所以，西方舆论对美国悍然决定“救市”后“一片惊呼”，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救市就意味着否定了资本和市场取得“自由”的前提假设，而如果要保持这种否定的逻辑一致性，就得在未来政府的政策中限制“市场”和“资本”的自由——这种举措，最终可能让所在社会具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色彩。
刘明康看起来前后矛盾的说法，是用很简单，也确实“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对社会价值而言带有本质选择的问题。
他的这段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给予市场以最充分的开放度，让资本实现自由博弈，而自由博弈的资本在出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没事，这时就该政府出手相救了。并把它理解为是“社会的职责，监管机构的职责”。
在这个推断里，从逻辑上而言，不但政府沦为了维护资本利用市场对整个社会进行财富掠夺的保障性工具。而且社会也有扮演好“资本逐利场所”的“责任”。
反倒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对“金融自由”有了足够的警觉，也感觉到了这个市场模型中存在着让人困窘的逻辑矛盾。
在同一个会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马斯金的发言，对刘明康的观点而言有着绝对的讽刺意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二人的发言简直具有针锋相对的味道，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发言中，并不讳言“金融自由”的假设与“政府救市”之间，存在着机制上的尴尬甚至道德上的矛盾，他认为，如果银行知道政府可以出手兜底的话，他们就可能在改善业绩方面没有积极性，这与它取得自由的假设形成悖论，此外，政府兜底的举措，还牵扯到所谓“道德问题”这样的传统理论。以及软预算因素所预设的一些问题。这就意味着，政府在下保证时，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机制上的设计问题。
“他们就可能在改善业绩方面没有积极性”，这个温文尔雅的说法背后实际包含了所有经营角度的“负面可能”，比如决策随意、滥用人力、开支无度、为谋求私利而进行关联交易、非法交易等等，而“极度自由”的规则设计，则为上述行为提供了安全的机制保障。
参与这一会议报道的所有记者，都没有对这个细节进行深入解读，实际上，这二人的发言，完全有着时代层面的象征意味——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顶尖学者，开始谨慎怀疑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和所内含的道德悖论，而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员，却在以势不可挡的决心坚持“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价值”。
刘明康的这段发言，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银监会自成立以来，会坚定不移地与资本、乃至国外资本站在一起的立场——这与他所信奉的价值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刘明康那番话中所依据的价值，让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另一段话，这段话来自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一书，在中国学术界有着相当高的引用率，实际上，它也精确概括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持的观点——
繁荣的要领，在于洞悉资本的秘密，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这不仅仅是一个为资产颁发所有权凭证和记录、绘制资产情况的系统。它首先是一个法治框架，一个思维工具。
把这段学术味道很浓的话“翻译”成日常用语就是：一个社会想要繁荣，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就需要资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而为了便于资本参与，就得在社会建立资本进入机制，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则，规章，法律保障资本的权利和活动空间，最好让社会的一切资源都可以畅通流向资本，变成资本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并在社会中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人生观。
我估计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已经对这段话的精要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因为它就是最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所致力推销的“市场经济”所依托的价值，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否定国企具有经济学层面的意义、认为政府有责任全面退出经济领域的理由。有证据显示，这种推销已经在中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据
这也是银监会一直以来态度强硬地否定外界对金融改革的指控的原因。在刘明康
四个理由中，“整体实力得到提升”是银监会最能拿得出手、也常在不同场合津津乐道的理由，其他三个方面的功劳，也从这个理由中得到了坚实的支撑。
在这个环节，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价值判断取舍问题：
如果认同“繁荣的要领，在于洞悉资本的秘密，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这样的价值观，那么银监会这些年的举措，除了“股权的外销价格”这一条尚可争议外，其余确实并无大错。从纯粹资本的角度来衡量金融改革的结果，银监会此举确实增强了银行的实力、提高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而如果对“繁荣的要领，在于洞悉资本的秘密，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这套说辞抱以怀疑，问题就更不简单了——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评价90年代后，以此为价值依据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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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银监会真的被误解了？
当然不是。事实上，刘明康和蒋定之有关金融改革的说辞，由于“所据之理与最近2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发展的观念一致，由此产生的结果却又让让一般人感到了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实际意味着：从正常的逻辑和科学发展角度判断，整个社会已经、正在和将要承受的“改革损失”，远比金融引进战略伙伴所带来的结果严重得多。
从财务角度而言，改制后的国内银行，在除了高管收益短期内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企业结构、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统计数据所显示出来的银行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明显增强，不过是“引进战略合作”和“上市”两个因素所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
合作者购买股份，增加了购买企业的自有资金，它的一个自然结果就体现为提高了银行的“核心资本率和资本充足率”。
此外，“上市“则意味着所在企业通过金融市场成功销售了自己的“战略价值”和“盈利预期”，从而将自自己的净资产放大了N倍，这也增强企业的实力，并迅速拉高自己的盈利能力。
曾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遭到国内左、中、右一致讨伐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更将一干银行以略高于净资产的价格引进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属于“贱卖国家战略资源”行为暴露无遗。
为什么一个纵横全球的老牌企业，会出如此高的价格收购汇源？
道理很简单，也几乎是一个常识，一个企业的价值，尤其是一个在行业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价值，在正常情况下，它的真实的市场价格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个要素：净资产＋资产规模＋品牌价值＋网络价值＋行业价值＋管理团队＋盈利能力。“股价”虽然已经包含了一个企业被资本市场认可的盈利预期，但往往也并不能将这个企业的真实价值体现充分，这就是可口可乐愿意出如此高的价格购买汇源的原因。
而且，就是这么一桩中国企业身价得以倍增、买卖双方都很“满意”的交易，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对民族利益的关注的氛围下，几乎遭致了中国人的一致反对，至今仍没获得允许。
从汇源收购事件反观金融行业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合作”交易，则让人陡生不解——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很难想象属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核心产业的股权交易，价码是如此的低。
建行的交易价格，仅为净资产的1.2倍左右，而按正常的商业标准衡量，建行仅品牌价值就可能超过其净资产，更遑论其在国内金融领域的战略地位，庞大的网络价值和数十年积淀的客户价值、人力资源价值了。
与汇源比较，广发行的交易则显得更不可思议——长期名列全球银行业500强的广发行，卖出的价竟然远不如区区一个民营饮料企业——花旗只用了约9亿美元，就拿下了广发行36%的股份，并取得了相对控股权，出任广发行董事长一职。按照这个交易价格，66%的股权市值约16.5亿美元，比可口可乐给汇源开出的24亿美元少了7.5亿美元。
而金融之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战略性，远非完全市场化了的低端产业——饮料业所能比拟。
与国内金融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积极进行金融开放的时候，属于典型“自由经济”的美国，却在加强外资对本国产业投资的控制。如同
此外，美国还在2000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来严格审查美国市场来自中国方面的投资，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一年一度的国会报告显示出，它“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戒备、敌视、甚至恶意”。这种戒备和敌意，导致2002年香港和记黄埔图谋收购美国环球电讯股份、2005年中海油图谋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2008年华为公司收购美国网络技术公司3Com时，都不得不因为被该委员会认为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而最终放弃。
也就是说，事实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近年来致力推销的所谓“市场经济”，其“自由度”即使和欧美现行市场制度比较，也有很大的跨越——市场已经自由到了“拒绝承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否定国企的价值和政府发展甚至调控经济的功能”这种程度，所以这个理论其实不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发达国家依据本国大财团利益提出、自己并未实施而要求第三世界执行、并已在世界范围衍生出亚洲金融风暴、南美危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毕业于北大的刘振，是国内较早从事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学者之一，作为国内某著名理论刊物的执行主编，他曾主持翻译、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分析新自由主义学理矛盾，介绍新自由主义给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发展陷阱和经济灾难、甚至民族灾难的书：《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出于一种理性的警觉，他担忧深陷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和价值中的中国，将会在未来某一天为此支付昂贵的代价，这在第三世界已有很多先例，如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东南亚以及解体后的东欧。
据称，几年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在中国讲学期间，曾非常有意与有关主管高层交流自己对中国经济政策配置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苗头的担忧，但遭到冷遇，负责接待他的一个部委负责人很简单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新自由主义”，这一事件，被一些学者理解为是“其后一些改革派学者在针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指责时，敢于理直气壮地反问‘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背后原因。
2007年国内流行的一本外来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更从一个一系列不寻常的国际并购事件亲历者的角度，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大资本谋略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这本据称“出版第一星期就荣登了美国最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广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在美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畅销书，讲的是一个表面是“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的成功商人的故事，这个“成功商人”的真实身份，是扰乱、掠夺、摧毁他国经济的“经济杀手”。
在序言里，作者约翰·帕金斯写道，“这是一个属于你和我的共同的世界的故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的故事，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影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关心并努力改变它的进程，才能避免它以危害全人类的悲剧告终”。
这本书引起很多中国人的兴趣的地方，也许不在于美国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个惊天阴谋，而是，经济杀手所使用的那一套游说目标国的价值观，对国人而言实在是太熟悉了，在中国转型过程，几乎都打上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外资进入将对我们快速提升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带来帮助”等诸如此类的烙印。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中国和美国的待遇也颇引人深思，该书在美国出版后，虽然“出版第一星期就荣登了美国最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但却遭到了由大资本控制的媒体的一致冷遇，该书中译本序言称，“（美国）主流媒体一反喜欢跟踪炒作热门话题以扩大影响的常规，对这样一本受到空前欢迎的畅销书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而中国的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则干脆斥这本在网上引起了长期热议的畅销书为“臆想之作”、“拙劣的阴谋论的排泄物”。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在于，中国一些改革举措与“经济杀手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在金融行业的改革和具体业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国金融投资机构在给美国黑石公司投完巨资后，又允许该公司参与对国内行业排行榜上的企业的收购……
无论以引进战略伙伴为主旨的金融改革是出于何种初衷，它之于已因改革而产生了巨大裂痕和诸多社会问题的中国，都还产生了这样一个客观结果：让中国按照“全球化”的逻辑和价值要求，更广泛地陷入各种国际资本的渗透和控制中，从而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局势复杂化，甚至，如同一些爱国学者所担忧的那样——最终达到“用经济手段肢解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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