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一来，企业老总们在盼望营商环境怎何时迎来转机的同时，却“意外”收到一份法律“大礼”，今天看到广州日报的一则奇文“广东检察院：企业老总涉一般犯罪可不拘捕”，草民一看到这个标题，就一阵眼晕，不知道是记者在提炼标题的时候是不是放大了“广东检察院”诸公的本意。就标题的逻辑来分析，是不是说“可不拘捕”意味着对所谓“一般犯罪”原来是应该拘捕的，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就“可不拘捕”了。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既然已经涉及到“拘捕”的层面了，那么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开“可不”的口子，因为这样一来，法律就成了一个有弹性孔眼的网，有人的身段“苗条”，就可以从里头钻出来。
普通人看到此消息，恐怕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古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说，但是，有学者考证此说并非指贵族阶级犯了罪可以不“刑”而是指：“刑法不加重于大夫，礼制不减轻于庶人。”，也即是说对刑法和礼制知道与否，并不能影响罪刑的轻重，不因此而增一分或减一分。“大夫”们懂得刑法，但不追究其“知法犯法”，“下人”们不懂得“礼制”，但犯罪了也决不轻饶。其实按照这种解说，当中还是偏袒了“大夫”们的，“知法犯法”当然恶劣一些。然而，事到如今。已经有现实版的“刑不上老总”一说了。
那么，“可不拘捕”的背景是什么呢，看来是金融风暴，因为“广东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言下之意即是说眼下经济不景气，老板犯法一旦被“拘捕”，企业就生产经营“停顿”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就会不正常，工人就会失业。而这句“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说得尤其精妙，原来工人们吃饭，还得指望着法律对老板们“网开一面”这个“根本”。
而且，从广东检察院如此郑重其事地公开发布这“十条意见”来看，能否对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做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群体中有“一般犯罪”行为的太多了，以至于不来一个“可不拘捕”的大赦政策，就会令“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泡汤。否则，如果只是少数、极少数的老总们有“一般犯罪”行为，怎么用得着劳广东省高检这样层级的执法机关出面呵护呢？
这种差别执法的理念，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就“一般犯罪”而言，比如驾车撞死了一个行人然后又逃逸的行为，以量刑的刑期标准看，确乎比较“一般”，一个“老总”撞人跑了和一个打工的司机撞人跑了，照道理都应该拘捕，这回“老总”可以放宽心地继续招摇了，如果案件追究下去，保不定哪天法院也出一个“N条意见”，说“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老总”赔点钱算了。再比如，活跃在车站、闹市的扒手们、盗割电线的蟊贼们，根据法律，偷盗1000元以上不满2500元的，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六个月或单处罚金；2500元以上不满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4000元以上不满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7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这算是“一般犯罪”了吧，公安破案，检察院肯定会起诉，绝不手软，因为这些扒手、蟊贼不会涉及“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的大局。而“老总”们如果干一些偷漏税款、假冒伪劣、行贿的勾当，如果数量属于“一般罪行”的话，也可以享受“可不拘捕”的待遇了。
广东检察院貌似追求“公允”地规定：
【查办职务犯罪特别是涉及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慎重对待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五个正确区分”，即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正确区分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的界限，正确区分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的界限，正确区分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界限，正确区分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努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那么是不是会给人以一个印象，在此次“十条意见”发布之前，有大量“涉及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没有“准确区分”，许多“老总”被“委屈”了，所以，需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什么“五个正确区分”。然而，草民以为，一说“准确区分”，看似在追求更高的执法标准，却留下了更多的弹性空间。不知道这“五个正确区分”有没有量化标准，如果没有量化，或者如果没有细化，那么，执法者会不会来一个“裁量权”，本来可以算经济犯罪的，往经济纠纷那边偏一点、本来可以算贪污、受贿的，往“合法收入”那边偏一点，本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可以向“资金合理流动”那边偏一点，本来是非法集资的，可以向“依法融资”那边偏一点。结果呢，一地鸡毛，“准确性”根本无法把握。结果极有可能是不合法的“合法”了，这比那个“可不拘捕”又深入了一步，老总们顿时会觉得“海阔天空”的。
而且，草民发觉，“五个准确区分”中，除去“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和“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条与所谓“中小企业”有些关系外，像“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三条，像是为掌握国有资产的国企老总们量身定做的。比如“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事实上极有可能被国有企业的老总利用，把企业因为其渎职遭受的损失算在“改革探索中的失误”身上。比如，国有企业老总可以在账面、薪酬制度上做手脚，把国家、企业的钱，变成自己的“合法收入”，逃脱“贪污、受贿”的追究。比如，“资金合理流动”就很模糊，国企老总要想把资金转移出去，有太多的路子，比如向企业的子公司、孙子公司拨钱，反正都是老总自己说了算。
而且，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明明白白告诉社会、公众，以前所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首先由裁判员——检察院来打破了，只要有恰当的借口，比如“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那么被视为调整社会公众行为的底线——法律，是可以不遵守或者说可以变通的，但是，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是“企业老总”。然而，既然第一条底线被突破了，那其它的底线也令人担心了，比如所谓“一般犯罪”的约束条件，也极有被变通掉的可能存在。在这种氛围下，“老总”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暗示，会愈发狂放起来，从“小”的、“一般”的罪行不被依法追究而发展到大的，不一般的坏事也敢干，到时候因为“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事实上，以所谓“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来放松对“老总”们的违法犯罪的追究尺度，是一个和他荒唐的理由，如果一个社会“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要依靠“企业老总涉一般犯罪可不拘捕”这样的举措来维持，那合法经营就会成为空话。是对法制社会的法律体系的践踏。是对整个社会、对绝大多数守法人民群众的蔑视和侮辱。
检察院是国家执法机器三大部分之一，检察院是全体社会群体维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义的公器，检察院不应该特别眷顾某一个利益群体，因为检察院不是“企业老总”们雇佣的。不应该给人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错觉。
云淡水暖
普通人看到此消息，恐怕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古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说，但是，有学者考证此说并非指贵族阶级犯了罪可以不“刑”而是指：“刑法不加重于大夫，礼制不减轻于庶人。”，也即是说对刑法和礼制知道与否，并不能影响罪刑的轻重，不因此而增一分或减一分。“大夫”们懂得刑法，但不追究其“知法犯法”，“下人”们不懂得“礼制”，但犯罪了也决不轻饶。其实按照这种解说，当中还是偏袒了“大夫”们的，“知法犯法”当然恶劣一些。然而，事到如今。已经有现实版的“刑不上老总”一说了。
那么，“可不拘捕”的背景是什么呢，看来是金融风暴，因为“广东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言下之意即是说眼下经济不景气，老板犯法一旦被“拘捕”，企业就生产经营“停顿”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就会不正常，工人就会失业。而这句“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说得尤其精妙，原来工人们吃饭，还得指望着法律对老板们“网开一面”这个“根本”。
而且，从广东检察院如此郑重其事地公开发布这“十条意见”来看，能否对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做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群体中有“一般犯罪”行为的太多了，以至于不来一个“可不拘捕”的大赦政策，就会令“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泡汤。否则，如果只是少数、极少数的老总们有“一般犯罪”行为，怎么用得着劳广东省高检这样层级的执法机关出面呵护呢？
这种差别执法的理念，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就“一般犯罪”而言，比如驾车撞死了一个行人然后又逃逸的行为，以量刑的刑期标准看，确乎比较“一般”，一个“老总”撞人跑了和一个打工的司机撞人跑了，照道理都应该拘捕，这回“老总”可以放宽心地继续招摇了，如果案件追究下去，保不定哪天法院也出一个“N条意见”，说“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老总”赔点钱算了。再比如，活跃在车站、闹市的扒手们、盗割电线的蟊贼们，根据法律，偷盗1000元以上不满2500元的，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六个月或单处罚金；2500元以上不满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4000元以上不满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7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这算是“一般犯罪”了吧，公安破案，检察院肯定会起诉，绝不手软，因为这些扒手、蟊贼不会涉及“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的大局。而“老总”们如果干一些偷漏税款、假冒伪劣、行贿的勾当，如果数量属于“一般罪行”的话，也可以享受“可不拘捕”的待遇了。
广东检察院貌似追求“公允”地规定：
【查办职务犯罪特别是涉及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慎重对待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五个正确区分”，即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正确区分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的界限，正确区分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的界限，正确区分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界限，正确区分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努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那么是不是会给人以一个印象，在此次“十条意见”发布之前，有大量“涉及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没有“准确区分”，许多“老总”被“委屈”了，所以，需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什么“五个正确区分”。然而，草民以为，一说“准确区分”，看似在追求更高的执法标准，却留下了更多的弹性空间。不知道这“五个正确区分”有没有量化标准，如果没有量化，或者如果没有细化，那么，执法者会不会来一个“裁量权”，本来可以算经济犯罪的，往经济纠纷那边偏一点、本来可以算贪污、受贿的，往“合法收入”那边偏一点，本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可以向“资金合理流动”那边偏一点，本来是非法集资的，可以向“依法融资”那边偏一点。结果呢，一地鸡毛，“准确性”根本无法把握。结果极有可能是不合法的“合法”了，这比那个“可不拘捕”又深入了一步，老总们顿时会觉得“海阔天空”的。
而且，草民发觉，“五个准确区分”中，除去“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和“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条与所谓“中小企业”有些关系外，像“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三条，像是为掌握国有资产的国企老总们量身定做的。比如“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事实上极有可能被国有企业的老总利用，把企业因为其渎职遭受的损失算在“改革探索中的失误”身上。比如，国有企业老总可以在账面、薪酬制度上做手脚，把国家、企业的钱，变成自己的“合法收入”，逃脱“贪污、受贿”的追究。比如，“资金合理流动”就很模糊，国企老总要想把资金转移出去，有太多的路子，比如向企业的子公司、孙子公司拨钱，反正都是老总自己说了算。
而且，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明明白白告诉社会、公众，以前所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首先由裁判员——检察院来打破了，只要有恰当的借口，比如“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那么被视为调整社会公众行为的底线——法律，是可以不遵守或者说可以变通的，但是，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是“企业老总”。然而，既然第一条底线被突破了，那其它的底线也令人担心了，比如所谓“一般犯罪”的约束条件，也极有被变通掉的可能存在。在这种氛围下，“老总”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暗示，会愈发狂放起来，从“小”的、“一般”的罪行不被依法追究而发展到大的，不一般的坏事也敢干，到时候因为“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事实上，以所谓“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来放松对“老总”们的违法犯罪的追究尺度，是一个和他荒唐的理由，如果一个社会“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要依靠“企业老总涉一般犯罪可不拘捕”这样的举措来维持，那合法经营就会成为空话。是对法制社会的法律体系的践踏。是对整个社会、对绝大多数守法人民群众的蔑视和侮辱。
检察院是国家执法机器三大部分之一，检察院是全体社会群体维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义的公器，检察院不应该特别眷顾某一个利益群体，因为检察院不是“企业老总”们雇佣的。不应该给人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错觉。
云淡水暖
0票
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