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只要稍微与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外资金融机构有点“瓜葛”，中资银行的“安危”就让市场忧心。近日，外资“解禁潮”越刮越猛，即是一例。
战略投资者受经济金融形势左右存在不稳定性
2008年12月31日，瑞银在3年锁定期满首日即售罄全部中行股份，成为首个出售所持中国主要银行股权的境外战略投资者。2009年1月初，美国银行又步后尘，减持中资银行股巨额套现。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抛售行为，使引资者陷入被动，股价和经营受到一定的影响。
随着本年外资银行所持中资银行股份迎来解禁高峰，蝴蝶效应带来隐忧。
揣测外资股东的出售动机，无非以下两种。
一是随着金融、经济双危机掀起狂风巨浪，而且恶化程度不断超出市场预期，国际大型银行流动性紧张，不得已而为之。
继次贷之后，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银行业的非次贷业务领域资产也出现了劣化的征兆。截至2008年10月，信用卡债务已接近1万亿美元，美国每个家庭平均负债逾1.2万美元。由于违约率上升，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银行均面临信用卡业务的困境，流动性和资本金不足情况显得非常严峻。
而欧洲主要银行的杠杆比率比美国更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更脆弱，遭受损失更严重(见表1)。其中，瑞银集团为欧洲乃至全球受损最为严重的银行之一。2007年下半年以来连续5个季度的亏损直接导致了集团各盈利指标的大幅恶化(见表2)。截至2008年12月21日，瑞士银行资产减记已近490亿美元，规模居于欧洲首位，全球位列花旗银行和美林集团之后。
二是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银行业估值不断走低，相比之下，我国银行业，虽然受次贷影响直接损失较小，但实体经济倒灌的风险加大，前景不容乐观。因此，虽然目前股价处于低迷状态，但股价远远超过其当初的购买价格时，外资银行在股权锁定期满后，选择出售股票获利。
其实，在中国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类似事件已不新鲜。中国石化(7.14,-0.11,-1.52%,吧)、中石油(10.17,-0.32,-3.05%,吧)、中国铝业(6.37,-0.29,-4.35%,吧)等的境外战略投资方限售期满后均全部抛光，拿走数十亿真金白银。
资本的天然逐利性使得这些跨国巨头“熙熙即为利来，攘攘即为利往”。所谓“形势比人强”，形势好时的大量进入、形势不好时或有风险隐患、风险增大时的退出都在所难免。
正确解读“战略投资者”
“适当时机”的抛售，虽无可厚非，却反映一个重要问题：战略投资者不一定是长期投资者。在短期利益诱惑下，战略投资者们必然采取套现了结的机会主义行为。
“战略投资者”的称呼来源于国外证券市场，是指能与引资方长期“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机构投资者。也就是说，双方在经营发展战略上保持一致性。名副其实的战略投资者意在长期的战略投资，跟引资方在管理、业务、人员、信息等诸多方面寻求深层次合作。实际上，“战略投资者”称谓中体现更多的是投资方的“战略”。引进的外资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不决定于引资方的评判标准，而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或策略选择。
2005年以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2.94,-0.06,-2.00%,吧)业的投资参与已经覆盖了整个商业银行的三个层次，即以国有商业银行为龙头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间层次的跨区域银行和以城市商业银行为第三梯队的区域性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行为也引发国内“贱卖论”等激烈争锋。其实，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其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加盟后，直接提升了资本市场对我国银行改革发展的信心，顺利上市，从而抓住了有利的经济上升周期时机，规模、利润均实现增长跳跃。而境外投资者从中获得巨额IPO承销收入以及不菲分红，已实现双赢。
但寄希望于用股权换机制、换管理、换技术，则往往只是一厢情愿。战略投资者存在蜕变为战略投机者的潜在风险。一些“战略”投资者表现为财务投资者占主导的投资集团，“战略”可能只是更好地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作、开拓中国金融市场而已。
以中国银行的参股对象为例，苏格兰皇家银行伊始就极力要求不购买太高比例的股权或进一步增持股票，并选择了与美林和李嘉诚共同投资的“变通之道”，并且通过出售所持有的西班牙桑坦德银行2.2%股权获得入股中行的16亿美元，而没有动用自身的资本金；淡马锡集团、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获取中国银行的成长收益的投资意图。与中国银行类似，参股中国工商银行(3.54,-0.08,-2.21%,吧)的高盛集团是一家以套利为目的的投资银行，且其一开始就与工商银行在谅解备忘录中就“高盛退出”达成了相关协议。
中国银行业引资格局中战略投资者演变为战略投机者或财务投资者、战略合作转化成战略冲突的态势，可能会愈加清晰。
其实，称战略投资者也好，称战略投机者也罢，回归客观，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战略投资者制度本身，关键是中国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想要什么。
引资上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商业银行改革的最终力量和主体仍在银行内部。关键在于机制设计和改造是否是神似而非形似。令人担忧的是，引资上市后，银行改革中一些至关紧要的改制匆匆过场，流于形式，宛如美容手术，忽视了实质内涵。比如，董事会制度方面的建设就尚未真正落实。 作为现代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必须真正发挥其权力，履行其职责，并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利。与之相应的是用人机制改革的缺失。仍然是官本位至上，忽视了现代商业银行必不可少的专业管理领导才能。这也是外资娴熟资本运作叹为观止、而我们的海外投资却鲜有成功案例的原因之一。
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是中国商业银行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战略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巨大利益损失。首先，应积极培育国内战略投资者，改变重境外、轻境内的局面，形成一个稳定的均衡。其次，引资下一步可尝试换股或交叉持股等多种形式，增强中外资银行间战略合作的稳定性。再次，国内银行自身应该加强研究和完善境外投资者的退出机制，减轻资金抽离可能对国内银行造成的冲击。可参考三点原则：(1)“撤资阶段性”原则，即在规定比例以上的投资必须实行分阶段退出；(2)“合作延续性”原则，即资金撤出在先，而业务合作和技术支援应该延续一段时间；(3)“受让合规性”原则，即如果采取的是协议转让，则股权的受让方必须具备同等或更高的合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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