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立:为什么中国知识精英堕落成“民主恐怖分子”？
本文网址：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9/1/19/25900.html
发轫于美国的互联网，成为了全世界孙悟空打倒“天兵天将”的一个天大的擂台，在一个全球尺度的视野内，无数偶像和权威原来都是些经看不经用的银洋腊枪头，大到疯迷世界的“美国梦”，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话，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师泰斗，纷纷被山寨版的“齐天大圣”们打下擂台，这不仅出乎话语权垄断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自然也打开和延伸了中国学术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门背后的讲台，然而，使我们这些民间草根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仇视。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哪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 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不管是东晋士子的佛玄归流，还是宋明的“ 心学”、“实学”，不管是清朝的考据训诂，还是“五四”时候的启蒙救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目前的中国知识精英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堕落成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和最缺乏时代方向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自甘沦丧的“伪知识分子” 阶层，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这种被整体蔑视的产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时期的思想钳制，也不是“嗡嗡嗡”时期的刻意丑化，而是产生在社会地位尊崇、研究经费充裕、思想领域相对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现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索。
知识精英阶层的“仇恨”来自于何处？
第一，可以说，中国目前知识精英阶层对当局的仇恨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上溯到1978年以前，那个使整个知识阶层颜面扫地的年代，从批判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到“反右运动”，从专家教授打入牛棚，到教师集体虐待为“臭老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全面蒙受极大羞辱，其程度之严重虽是元朝满清亦不能比也。这一个非常历史时期的悲惨际遇，让许多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知识分子，在心中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耻辱和集体仇恨，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看法犹如天上地下不可调和。
在寻找悲剧根源的时候，知识阶层痛定思痛，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1978年以前的集权制度上，为了自己不再承受这种羞辱，为了民族不再继续这种痛苦，所以，嗡嗡嗡后历经数次思想反思，他们认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用“民主选举”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但是，在知识精英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顽固认为，1978年以后的历届政权，继承、延续甚至强化了原有的专制集权，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在这些后来的政权身上，延续和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仇恨，“民主”和“人权”成了知识精英奋斗的目标，也成了他们批判的工具甚至武器。另外，社会主义阵营经过1990年后的溃败，西方世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这更坚定了知识精英阶层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个时候，对“民主”、“宪政”的探索，逐渐演变成一种漠视国家民族未来的“颜色革命”，演变成一场自我寻找尊严的“复仇之战”。
从今天来看，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中，知识精英又不知不觉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的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们认识不到，目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专制主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集权性质逐渐淡化的权威主义，其封建色彩已逐渐淡化，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却在渐渐浓厚，即使在基层政权中仍然存在极大的官本位意识，贪腐行为也呈洪水猛兽之势，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中国社会的矛盾还远没有激化到需要改变政权性质的程度。另外，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抹去几千年留下的历史印记，这本身就没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知识精英们坚决不承认、更不接受这一点，他们用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来掩盖自己其实是社会制度破坏者的事实，他们顽固地站在所有社会管理行为的对立面，无论对错与否、不管青红皂白的反对心理，已经变成了知识精英们潜意识中一种如同排泄反射一般的本能。
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强力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一个权威家长和一个青春期反叛少年之间的关系，家长大权独揽，行事强迫，少年则叛逆不服，敢怒不敢言，二者之间自然处于一种隐蔽的斗争状态。父亲让儿子苦练钢琴，儿子偏偏不学，但在棍棒下又不得不练，于是懒洋洋消极怠工，还要悄悄用小刀划烂钢琴的漆面。这种破坏性为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罚，而惩罚则让儿子更加痛恨钢琴，在他眼里，钢琴就是专制的象征，只有一有机会，他绝对会把钢琴一把火烧成灰。
但是，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知识精英阶层对权力集中的不满，已慢慢从为民请命的立场，转化为财富分配方式的诉求，知识精英不满于国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希望用“民主 ”和“选举”来分得权力甚至是夺取权力，但是，这个阶层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幼稚的管理观点和偏激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官方的顺应和民众的广泛支持，精英阶层就把这一切归咎为专制制度和专职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们坚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战，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强加到大学的讲台上去，灌输到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中去。
精英们向中国所有有价值的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支撑了集权的存在，所以，传统文化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们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实只是用来砸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观念与道德，都会被他们拿来进行阉割和切除。
精英们认为被洗脑的愚民支撑了集权的统治，因此，这些愚民又被咒骂为“义和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弱阶层，成为了他们攻击权力的“板砖”，但这些“板砖”扔完之后，他们又称之为“无法带入现代化”。所以，厉以宁才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所以，复旦教授朱学勤才会气急败坏，把一场夺取几万人生命的地震，诅咒为对本民族的“天遣”。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所以，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至于那个叫李银河的具有强烈窥视欲的干瘪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颂成了一个翻天复地的伟大革命。
因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阻挡了美国大兵的军靴，所以，精英们又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用“人权”来撕开中国国家的大门，建立起一个欢迎“皇军进村”的“人权维持会”。
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为集权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于是，茅于轼才会代表美国人民来抗议中国的土地保护政策，他认为中国应当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可如果买不到粮食，那就说明中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迟迟没有到来的中国社会动荡，茅于轼心急如焚，已经是只管宣传目标，不顾逻辑通顺。
说穿了，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至于说“夺权”以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有的各种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及，他们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来充当所有答案，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问题，这许多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涂的“低能儿”，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能力来领导社会、指引人民。他们无视这个世界上国际斗争之间的弱肉强食，他们无视中国国内的具体国情，他们无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会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便陷入了一种“逢共必反”的偏执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们的眼睛，使他们心中只装满了对权力的“恨”，却失去了对民众最基本的人文之 “爱”，他们将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的愤恨迁怒于全民族，以“民主”为凶器，巴不得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破坏殆尽。
这些失去了大脑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会说是民主还不够彻底；倘若搞到国家崩溃，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庞大本身就基于专制的大一统传统，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而最后出现民族毁灭，他们更会冷酷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就因为中国实行不了知识精英们需要的的那种政治体制，所以，他们便对整个民族进行一种集体惩罚式的诅咒。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
然而，在没有实现用“宪政”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之后，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们，又反过来投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争先恐后加入了各种以前他们口诛笔伐的腐败链条，但同时还念念不忘把各种理论光环呆在自己头上，所以，才会有人赤裸裸地宣称自己“为富人说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知识精英阶层的种种恶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权威，使大众更难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权和制衡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说，知识精英实际上起到了 “反民主”的恶劣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来实行拔苗助长式的“民主选举”，中国的结局不会好于韩国和泰国，甚至不会好过菲律宾，这种“民主”给中国人带来的命运，只会是一种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复仇和清算，绝不是什么“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识精英们在推崇美国“科技文明”的时候，恰恰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他们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霸主地位，冲淡和稀释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颠覆了他们正用来误导我们的价值标准，这是精英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互联网确实把世界变成了平的，一切思想都要在这个时代再次进行价值重估和价值再建。
全世界的“雷锋塔”都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这个时代的“礼崩乐坏”，却使中国意想不到地进入了新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2008年“5·12”那天开始，已经在天际熠熠生辉。
发轫于美国的互联网，成为了全世界孙悟空打倒“天兵天将”的一个天大的擂台，在一个全球尺度的视野内，无数偶像和权威原来都是些经看不经用的银洋腊枪头，大到疯迷世界的“美国梦”，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话，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师泰斗，纷纷被山寨版的“齐天大圣”们打下擂台，这不仅出乎话语权垄断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自然也打开和延伸了中国学术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门背后的讲台，然而，使我们这些民间草根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仇视。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哪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 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不管是东晋士子的佛玄归流，还是宋明的“ 心学”、“实学”，不管是清朝的考据训诂，还是“五四”时候的启蒙救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目前的中国知识精英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堕落成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和最缺乏时代方向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自甘沦丧的“伪知识分子” 阶层，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这种被整体蔑视的产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时期的思想钳制，也不是“嗡嗡嗡”时期的刻意丑化，而是产生在社会地位尊崇、研究经费充裕、思想领域相对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现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索。
知识精英阶层的“仇恨”来自于何处？
第一，可以说，中国目前知识精英阶层对当局的仇恨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上溯到1978年以前，那个使整个知识阶层颜面扫地的年代，从批判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到“反右运动”，从专家教授打入牛棚，到教师集体虐待为“臭老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全面蒙受极大羞辱，其程度之严重虽是元朝满清亦不能比也。这一个非常历史时期的悲惨际遇，让许多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知识分子，在心中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耻辱和集体仇恨，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看法犹如天上地下不可调和。
在寻找悲剧根源的时候，知识阶层痛定思痛，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1978年以前的集权制度上，为了自己不再承受这种羞辱，为了民族不再继续这种痛苦，所以，嗡嗡嗡后历经数次思想反思，他们认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用“民主选举”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但是，在知识精英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顽固认为，1978年以后的历届政权，继承、延续甚至强化了原有的专制集权，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在这些后来的政权身上，延续和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仇恨，“民主”和“人权”成了知识精英奋斗的目标，也成了他们批判的工具甚至武器。另外，社会主义阵营经过1990年后的溃败，西方世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这更坚定了知识精英阶层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个时候，对“民主”、“宪政”的探索，逐渐演变成一种漠视国家民族未来的“颜色革命”，演变成一场自我寻找尊严的“复仇之战”。
从今天来看，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中，知识精英又不知不觉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的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们认识不到，目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专制主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集权性质逐渐淡化的权威主义，其封建色彩已逐渐淡化，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却在渐渐浓厚，即使在基层政权中仍然存在极大的官本位意识，贪腐行为也呈洪水猛兽之势，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中国社会的矛盾还远没有激化到需要改变政权性质的程度。另外，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抹去几千年留下的历史印记，这本身就没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知识精英们坚决不承认、更不接受这一点，他们用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来掩盖自己其实是社会制度破坏者的事实，他们顽固地站在所有社会管理行为的对立面，无论对错与否、不管青红皂白的反对心理，已经变成了知识精英们潜意识中一种如同排泄反射一般的本能。
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强力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一个权威家长和一个青春期反叛少年之间的关系，家长大权独揽，行事强迫，少年则叛逆不服，敢怒不敢言，二者之间自然处于一种隐蔽的斗争状态。父亲让儿子苦练钢琴，儿子偏偏不学，但在棍棒下又不得不练，于是懒洋洋消极怠工，还要悄悄用小刀划烂钢琴的漆面。这种破坏性为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罚，而惩罚则让儿子更加痛恨钢琴，在他眼里，钢琴就是专制的象征，只有一有机会，他绝对会把钢琴一把火烧成灰。
但是，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知识精英阶层对权力集中的不满，已慢慢从为民请命的立场，转化为财富分配方式的诉求，知识精英不满于国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希望用“民主 ”和“选举”来分得权力甚至是夺取权力，但是，这个阶层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幼稚的管理观点和偏激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官方的顺应和民众的广泛支持，精英阶层就把这一切归咎为专制制度和专职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们坚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战，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强加到大学的讲台上去，灌输到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中去。
精英们向中国所有有价值的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支撑了集权的存在，所以，传统文化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们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实只是用来砸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观念与道德，都会被他们拿来进行阉割和切除。
精英们认为被洗脑的愚民支撑了集权的统治，因此，这些愚民又被咒骂为“义和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弱阶层，成为了他们攻击权力的“板砖”，但这些“板砖”扔完之后，他们又称之为“无法带入现代化”。所以，厉以宁才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所以，复旦教授朱学勤才会气急败坏，把一场夺取几万人生命的地震，诅咒为对本民族的“天遣”。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所以，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至于那个叫李银河的具有强烈窥视欲的干瘪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颂成了一个翻天复地的伟大革命。
因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阻挡了美国大兵的军靴，所以，精英们又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用“人权”来撕开中国国家的大门，建立起一个欢迎“皇军进村”的“人权维持会”。
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为集权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于是，茅于轼才会代表美国人民来抗议中国的土地保护政策，他认为中国应当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可如果买不到粮食，那就说明中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迟迟没有到来的中国社会动荡，茅于轼心急如焚，已经是只管宣传目标，不顾逻辑通顺。
说穿了，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至于说“夺权”以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有的各种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及，他们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来充当所有答案，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问题，这许多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涂的“低能儿”，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能力来领导社会、指引人民。他们无视这个世界上国际斗争之间的弱肉强食，他们无视中国国内的具体国情，他们无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会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便陷入了一种“逢共必反”的偏执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们的眼睛，使他们心中只装满了对权力的“恨”，却失去了对民众最基本的人文之 “爱”，他们将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的愤恨迁怒于全民族，以“民主”为凶器，巴不得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破坏殆尽。
这些失去了大脑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会说是民主还不够彻底；倘若搞到国家崩溃，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庞大本身就基于专制的大一统传统，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而最后出现民族毁灭，他们更会冷酷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就因为中国实行不了知识精英们需要的的那种政治体制，所以，他们便对整个民族进行一种集体惩罚式的诅咒。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
然而，在没有实现用“宪政”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之后，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们，又反过来投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争先恐后加入了各种以前他们口诛笔伐的腐败链条，但同时还念念不忘把各种理论光环呆在自己头上，所以，才会有人赤裸裸地宣称自己“为富人说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知识精英阶层的种种恶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权威，使大众更难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权和制衡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说，知识精英实际上起到了 “反民主”的恶劣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来实行拔苗助长式的“民主选举”，中国的结局不会好于韩国和泰国，甚至不会好过菲律宾，这种“民主”给中国人带来的命运，只会是一种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复仇和清算，绝不是什么“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识精英们在推崇美国“科技文明”的时候，恰恰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他们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霸主地位，冲淡和稀释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颠覆了他们正用来误导我们的价值标准，这是精英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互联网确实把世界变成了平的，一切思想都要在这个时代再次进行价值重估和价值再建。
全世界的“雷锋塔”都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这个时代的“礼崩乐坏”，却使中国意想不到地进入了新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2008年“5·12”那天开始，已经在天际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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