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坚决谴责殴打老人的行为，这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的藐视。但是，假如那位标榜自己只回答学术问题的受害者能够移步看一看以下这些网友言之有据的史实诘问，难道他就不会有一丝一毫违背学术良知的羞愧？
套用网友的一句话来说：“你学术水平不够不是你的错，出来忽悠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阎教授说“在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通力配合之下，万历初政，就是万历元年到十二年这个时期，……但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故去了。这一年很重要，我们前面讲过，袁崇焕也诞生在这一年。”
阎教授说张居正是万历十二年死的，但《明史》神宗本纪中一查就可知道万历十年，六月“丙午，张居正卒。”[1]，这种性质的错误就没有什么好多说的，纯粹是知识性的硬伤。
《晚明史》一书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是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但倘若是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又何至于连个象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要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如果因此就给他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这显然是有些过甚其辞了。
阎教授批判万历说“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倒是把个郑贵妃说的和杨贵妃一样，可惜这种说法似乎忘了郑贵妃和万历年龄相仿，到万历三十年以后，这郑贵妃已人老珠黄，不知道他们究竟还能怎么个腐朽糜烂，昏天黑地法？至于和妃嫔、宫女有性关系，比较起康熙、乾隆两位，万历无论是妃嫔还是子女数量都有不如，怎么不见阎教授给他们安上这个贪淫好色的罪名？
很多人一看阎教授拿出来的那段《明史》文字，就被“亿万计”给震撼了，心说，莫不是万历皇帝搜刮的钱财上亿吧？事实上，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就说被人们盛称的矿税吧，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如此掠夺的结果却仅仅是每年最多五十万两白银，甚至可能还不如两三个商人做生意时一次动用的资金数量。
按照那些竭力妖魔化矿税者的说法，万历时期在矿税掠夺摧残之下真是商业残破，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一片凄凉景象。那些文官们向皇帝的上疏中的更是把情形描述的极端可怕。然而，根据大量的事实资料，万历时期不但不是所谓的商业残破经济萧条的时期，恰恰是明朝商业最为繁荣，经济最为活跃的时期。
再有就是说万历搜刮矿税、商税上交内帑，供他享乐。确实，万历在明朝皇帝里算是比较奢侈的，但这钱就只是花在他身上吗？事实是，万历的内帑有不少都用在了当时的对外战争上，自然算是用在了国事上。而这矿税本身，也是皇帝为了和文官所代表的商人集团争利所采取的无奈手段，而这也是明代皇权受到文官制度很大限制的大背景使然
且不说阎教授根本就没搞清楚所谓“皇庄”和封地的区别，还把明朝的藩王赐地和清朝的圈地抢劫等量齐观，只说他话里提到的几个数字，就让人一头雾水。当然，前一个问题也得说一下，因为明朝的“皇庄”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废除了……
我们简单计算下：810万/5.1亿＝？
想来这个数怎么也不会是6.3％，当然，我们不要纠缠于阎教授是不是刻意放大数字，继续说下一个数字，那就明代耕地的总数，因为即便按照过去不计算卫所耕地，那当时也至少是7亿多亩。而实际上现在的研究成果是，万历时期的耕田是11亿6189万4800亩，阎教授大笔一挥，就给明朝砍掉了一半的耕地，不知道他是另有根据呢，还是……
首先应该承认一点，万历皇帝在消费挥霍上，确实在明朝所有皇帝里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作出违背事实的夸大，甚至可以胡乱编造一些数字。更不意味着在拿万历和其他朝代皇帝作比较的时候，可以双重标准。
阎教授说这些数字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食货志》从头到尾就找不到阎教授说的这些数字，可能是阎教授在辗转引用的过程中，弄错了出处，张冠李戴了。当然弄错了出处，并不意味着这些数字完全错误，应该说其中有几个是靠谱的，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根据。但还有一些数字则是匪夷所思，和史料的记载完全对不上。作为一个学者，既没有提供可信的出处以供别人查对验证，也不对这些数字的合理性作出说明，还不算是硬伤？
再来说大兴土木吧，这个对事实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几个宫殿发生火灾了，万历花钱修理。可以商榷之处是阎崇年教授把这当作万历的六件恶行，也即所谓的“六做”之一。单纯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对皇帝高标准严要求，宫殿发生火灾将就一下，就让这些宫殿这么破在那里，未尝不可。
真正可商榷之处是阎教授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到康熙的时候，阎教授给总结了八大功绩，他的原话是“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其中一个就是：“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
“大清”的皇帝修园林供自己玩乐就是功绩，明朝的皇帝房子烧了重修就成了罪状？这算是哪门子的逻辑？难道他们修园子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这一段话的问题是以偏概全。确实万历十四年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上疏说万历身体不好是因为好色，被杖责六十；此外雒于仁攻击万历酒色财气，也被削职为民，这也是事实。但根据这两件事情，就得出结论说“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就有问题了。事实正好相反，对万历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部分没有遭到惩罚。
而且，明清两代文官地位大大不同，如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乾隆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在清朝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大臣都和“倡优”等同，对照一下明代正德皇帝、万历皇帝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好被文官挑错甚至攻击被丑化的准备，谁更不容人说话，不是很明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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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说: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来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那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其实这段话包含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矿税太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司礼监权力。由于在指责万历贪财的问题也牵涉到矿税太监，这个问题暂且不提，先看司礼监。 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的这段话，让人印象很深刻，但是很不幸，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朱赓说得，而是给事中喻安性，不但这个说话人搞错了，就连说话的目的也搞错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喻安性给朱赓所说的开脱之词，连听这话的多数官员都不认可，偏偏几百年后的阎教授就认可。 不仅如此，在神宗的刻意打压下，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甚至缺员不补，这样的情况竟也算作“肆虐”？ 阎崇年又说: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其实就事实本身，总体看来万历的确不是什么勤勉刻苦兢兢业业的皇帝，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只要按照事实原本面目来叙述就可以了。至于对这种不勤勉的主原因以及后果的评价上有分歧是另外一回事情。阎教授即便单纯为了论证自己观点，对事实做这种不适当的简化和夸张，也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从万历皇帝的定陵考古的情况来看，万历皇帝的腿部确实有一定的残疾，那么他有一些活动找人代劳又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难道这也能成为一条罪状？ 况且明朝的制度与清朝并不一样。即便说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 最后实事求是地讲，万历皇帝并非什么明君圣主，以上的考证、分析也并非了要给他“翻案”，而只是就事论事地纠正一下阎崇年先生在电视、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史实错误，我们也无意讨论这些问题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只是将这些事实摆放在这里，任各位读者自己作出评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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