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乃弥天大谎！

所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乃弥天大谎！

作者：岳青山

     在李锐“反毛非毛”的密集攻击中，最令他称心如意的莫过于提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指控。他满以为这颗“原子弹”一旦扔向毛泽东，就会将其炸得“粉身碎骨”。

    参加“非毛”大合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弹冠相庆，高唱这同一调子。

   文艺界的不少作者也时不时跟着咕噜。这个指控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栽赃诬害？必须分辩清楚。

    好在历史是客观的实在，不是“任人抚摸的俾女”。李锐的这一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它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栽赃诬害，而且是对共产党和共和国的莫大污蔑！

    一、一个罕见的弥天大谎

改革开以来，李锐到处攻击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致使中国“饿死几万千人”。在我收集到的有限资料之中，就达十次之以上。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如此严重的指控竟然可以不要任何“事实依据”，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早在1980年10月25日，李锐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就不提任何事实依据，第一次一口咬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他说：“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几千万人，这是古今历史上太平盛世绝无仅有之事。”（《手记》第44页）

    与此同时，他在《四千人纵论毛泽东》又把“饿死几千万人”修正为“饿死的人何止千万”。他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等，一系列‘左’倾冒险政策，使全国人民处于灾难的境地，饿死的人何止千万！”（《手记》第61页）

    过了八年，李锐大约感到这一指控查无实据，心虚得很，便在1988年8月抛出的《庐山会议的教训》一文中，就地把所谓“饿死几千万人”、“饿死何上千万人”的指控悄悄地收藏起来，代之以大跃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他说：从1960年二季度开始，“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10万，净减率为－4﹒75‰；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减率为－3﹒87‰。。”（《手记》第177页）这是在我看到的文章中，李锐是唯一的一次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来谈论这一问题。正是在事实面前，他只好讲大跃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那是不是说过去所谓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就错了呢？李锐此人不会认错。

    然而，再过四年，李锐出于非毛反毛的需要，深感只讲大跃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太不够“力度”，《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应当抛向九霄云外。于是，重新抛出大跃进“导致饿死了大量的人。”他在1992年的《毛泽东晚年的悲剧细说》是这么说的，1993年跑到美国某大学演讲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大跃进“造成人民必须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事情。”（《手记》第270、376页）

   1997年8月9日，李锐在给党的十五大《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又一次胡说三年大跃进“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手记》第436页）

   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在同一篇“非毛”大作《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中的同一句话，在1992年《手记》抛出时咬定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即所谓“‘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而且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严重情况。”（第199－200页）到了1998年在《反“左”文集》中推出时忽而又改为大跃进“发生人口减少以千万计”，即所谓大跃进使得粮食减产，“因此发生人口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第214页）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

    这样一来，李锐是不是“改邪归正”呢？不是。对于这样一个个骨子里“非毛反毛”的人来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君不见，到了2000年5月，李锐到河南郑州演讲就把这一指控“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看他是怎么说的呀：“当时（指大跃进－引者注）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把儿子杀了吃！”“全国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还有说四千万人的……就是希特勒德国了不曾发生这样的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转引自《中流》2000年第5期)

    大功告成了。“油炸好了，再加点酱油！”

在李锐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真是罪恶滔天！它居然比全世界人民所唾弃的希特勒、纳粹党、法西斯还要坏；它居然饿得父亲杀儿子吃；全国居然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甚至于四千万人！如果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真仇大恨，如果不是阶级情感上去了，这样“生动“的话，那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说不出口的。

    然而，这是一个弥天大谎！用李锐的话说“古今中外”罕见的弥天大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

   
    二、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真实

李锐所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所以是弥天大谎，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的信口雌黄。

   首先，李锐的这一指控是一个关系三年大跃进后果的、全国、全党重大事情，应取严肃负责态度，必须以全国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作出实事求是判定。这样的数据和结论理应由国家统计局公告。任何个人都不能也不应当从主观意愿出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遗憾的是国家统计局这三年人口数据不全，“非正常死亡”情况也无定论，从而使这个问题尚难于得出精准的结论。但李锐的这一指控的荒唐性、疯狂性和唯心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所收集的资料中，他只有一回以《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得出结论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这倒可能近乎实际。因为当时确有非正常死亡。除此之外，李锐则从“非毛反毛”需要出发，随心所欲，无限提升。他时而说大跃进“造成人口减少以千万计”；时而又说“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时而又说“饿死了几千万”。难道“人口减少”与“非正常死亡”，乃至“饿死”可以简单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再比如，在“饿死人”的量的规定上：他有时说大跃进“导致饿死了大量的人”；有时说“饿死上千万”；有时又说“饿死了几千万”；有时还说“饿死了二千人、三千万人，有说四千万人”。能说不是信口雌黄？再比如，如此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李锐竟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搬了出来，什么“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杀儿子吃，什么饿死的人“有说”饿死四千万人的，等等。真是白猫黑猫，只要“非毛反毛”，就是好猫！

   如此不顾事实真相　，叫人怎么评说？

   其次，应当看到《中国人口年鉴》所谓人口减少数据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李锐在《庐山会议的教训》一文中以《中国人口年鉴》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100万”，“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得出结论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继而又把这个“大量非正常死亡”魔术般地变化为“大量饿死人”，最后再把“大量饿死人”无限夸大成“饿死三千万人、四千万人。”

   那么，《中国人口年鉴》这两个人口减少的数据又是否精准？有没有矛盾和问题？李锐奉行“有用就是真理”，当然无须问个究竟。然而，《中口人口年鉴》所谓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减少348万两个数据，虽然源于《全国统计年鉴》，但恰巧两者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不是无可质疑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照一下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许兴全授权所采取的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他在《毛泽东　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全国统计年鉴》1960年的全国人口为66207万人，比1959年67207万人减少1000万。1961年为65859万人，比1960年减少348万人。但这两年全国人口总数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矛盾。依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1960年全国人口变为66900万人，比1959年只减少307万人，1961年全国人口66457万人，比1960年增加250万人。”因之，他得出结论：“笔者对《全国统计年鉴》和许多著作、文章中所说的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人和1961年啊1960年又减少348万人表示怀疑。”（第126页）

   许兴全同志依据《全国统计年鉴》公示的1959年全国人口基数和“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出来的数据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一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的变动，就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减少307万人，1961年比1960年不是减少348万人，而是增加250万人。这两个《年鉴》也难免于疏失。

   这就说明，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只有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307万人，怎么能说“饿死了几千万人”？

   又其次，全国人口减少不等于都是“非正常死亡”

如果说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307万人，那又能像李锐那样把“人口减少”简单地等同于“非正常死亡”？这对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者来说，理应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得好：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于人口减少的原因必须作具体分析。

    人口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影响全国人口总数变动有三个因素：一是生育率；二死亡率；三则是人口迁移状况。从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每年出境的人数只有几十万人，可以忽略不计。因之，这期间我国人口减少问题，则是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两个因素。如果死亡率不变，而生育率下降；或者生育率不变，而死亡率上升；或者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就都会造成全国人口减少。

    一般讲来，生育率的高低，是人口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由许涤新主编的《当代中国人口》对此作了具体分析。“1960年前后三年时期，死亡率上升，生育率下降”，这就造成了全国人口减少。而其主因是生育率的上升。“总和生育率1959年为4·303,1960年为4·105,1961年为3·287。这几年生育率下降是因为这个时期妇女由于营养不良、劳动过重造成了各种妇女病，生育呈现停顿状态。从1962年开始，总和生育率进行才达到5以上。”（第27页）总和生育率表明的是，如果一群妇女按照一组特定年龄组生育率渡过整个育龄期，并且在整个育龄期无一死亡（即都活到育龄期结束）那么平均每名（或每千名）妇女将生育的子女数。凡是那段困难时期在农村工作过的人，都针看到当时农村妇女，除了个别大队干部家属之　外，普遍没有生育。应当承认生育率严重下降，是造成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307万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并不否定认这一段时期死亡率的较大提高也是引起全国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旧中国的死亡率很高，达到25—33‰，建国后死亡率就逐步下降。1950年为18‰；1952年为17‰；1953年到1957年平均死亡率下降至12·24‰。”“1959年开始中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死亡率回升，甚至到三年平均死亡率18·14‰，而1960年农村死亡率高达28·58‰。”这种死亡率的上升也不可简单地认定是“饿死”了人。《当代中国人口》正确指出：“中国经济三年时期，人口死亡率上升，主要是疾病，如黄胆病、浮肿病、妇女病、老年病等等，而以肺炎、肝炎、麻疹等疾病影响较广。所以1960至1962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达64·5—101·77∕10万，超过所疾病的死亡率，死亡人的比重居各种疾病的首位，占12—12·8%”（第70页）

   可见，这一时期的死亡率上升，主要是“五风”流行、粮食减产、副食短缺，特别是肉食供应太少，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是同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密不可分。但如果把全国人口减少简单地归结为“饿死”了很多人，那是说不通的。

    而更加荒唐的是从死亡的绝对人数来看。所谓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粮食丰收，1959年仅管开始进入了困难时期，并不存在所谓“饿死”人的问题。1961年全国人口还增加了250万，也不存在所谓“饿死人”问题。

    问题就在1960年。李锐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许多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全国人民营养不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手记》第177页）196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66207万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一如既往保证了全国城镇人口“粮食定量”供应。笔者所在省会，干部定量27斤，国家只要求每人“节约二斤”搭配成红薯。城镇人口“过苦日子”并非“苦”在粮食定量减少，而是“苦”在副食品严重不足。全国城镇不存在李锐所谓“饿死”人问题。李锐所谓“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四千万人”，只能是农村。而当时全国农村人口总数是52476万人，李锐说“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占到了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7·62%呀！这又怎么可能？再说，全国各省生产、缺粮情况也不可能平衡，有的不甚缺粮，有的尚过得去，真正有李锐所谓“饿死人”的省应是少数。地、县、社、队，也是这样。为就是说，全国真有所谓“饿死人”问题不是农村的全部，而是少数。那么，这全国全国农村的少数地方的人口总数又是多少？果真“饿死三、四千万人”，又会占多大的比例？会是什么境况？这有可能吗？

    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咬定“饿死二几千万人、三千万人、四千万人”，又是否调查过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死亡人数是多少？1960年全国死亡的人数又是多少？在李锐看来，这样简单的基本数据，那是绝对不能调查公开的。否则，就不能制造谎言，栽赃诬害了。

    其实，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总共才3282万，年均为1094万人。就假定这三年死亡的3282万人上，无一正常死亡，全是“饿死”，。请问李锐：你说“饿死几千万人”的最高值竞达“四千万人”，那岂不是把还活得好好的718万人说成为已经“饿死”了的人呢？

    再请问李锐：你承认苦日子是“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所谓“饿死”人问题也就只能发生在1960年。而在1960年，我国死亡人数总共也就是一千来万人，或者说一千多一点万人。就算这一年死亡的一千多一点万人中，无一正常死亡，全属“饿死”，而你竟然一口咬定全国“饿死了二千万人、三千万人，有说四千万人”，岂不是是把还活得好好的一千多万人、二千多万人、甚至三千多万人统统说是已经“饿死”的人？

罪过呀！罪过！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如何正确看待造成困难的原因。

     应当看到，三年困难时期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襟怀坦白，从不护短。党中央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过明确的结论，主要是“人祸”，也有天灾，还有“苏联的破坏。”而李锐则认为这是毛泽东“护短”。他说：“对于困难的原因，许多人都说是人祸不是天灾。毛泽东却说我们的困难是由于天灾和苏联的破坏造成的，这是护短。苏联撕毁合同是有影响，但那时苏联只帮助我们建一些加工军厂，并没有与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工厂。因此，对国民经济影响并不大。我们主要是农业没有搞好，应该说是由于我们工作的错误造成的”（《手记》第63页）李锐此人，真是主观片面真到了家！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客观的实在，否定不了的。1995年由国家统计局和民政局主编的《1949—1959年灾情报告》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不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的粮主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南、黑龙江等省的受灾面积，占全国受灾面积的82·9%。本年受灾人口为8048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的80%。本年春荒人口9770万人，相当于1949—1958年平均数的80%以上。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以又发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大灾灾。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后9年的首位。本年大灾不仅超过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大灾基础之上发生的，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9230万人，本年春荒人口9770万人，相当于1949—1958年名年平均数的3·8倍。（第38页）

    1961年全国连继第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后的第二位。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其中四分之一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超过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数的6·4倍，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第378页）

    由此可见，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建国以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从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第38页）

    这就说明，李锐否认严重自然灾害是造成困难的重要客观原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至于苏联的破坏是造成困难的外因，也是否认不了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帝国主义对我国长期、严厉的经济封锁下，我国当时对外的经济联系主要是苏联。而1960年7月赫鲁晓夫为了惩罚中国共产党，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如此突然的、片面的、严重的背信弃义行径，对于我国当时经济的破坏，是不难想象得到的。怎么能说这种突然袭击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困难？所谓苏联只是帮助我国建设军工厂，没有帮助我国搞轻工业工厂，就不会影响到人民生活，云云，这对自诩“经济专家”的人，叫人怎么说呀！

     上所述，对于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减少要作全面的具体分析，不能把“人口减少”等同于“非正常死亡”，更不能把　“非正常死亡”的人等同于“饿死”的人。李锐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是彻头彻尾谎言，是别有用心的栽赃诬害，是极其露骨“唯我论”唯心主义。

      
    三、谎言重复千百遍也决不能变成为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和谬误有其确定的界限。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谬误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任何人可以凭借权势，把真理说成谬误，把谬误谓之真理，甚至可以谝人于一时，但真理终归就是真理，谬误也终归还是谬误。

    希特勒法西斯的宣传部长弋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千百遍就会变成为真理”。他们据此制造谎言，血腥镇压了德国共产党。但他们的谎言变成真理了没有？

    蒋介石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这种谎言重复何止千百次，终究了没有变成真理。

    李锐到处攻击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甚至“饿死二千万、三千万人，有说四千万人”，尽管这种诬蔑的荒唐性，令蒋介石（如果黄泉有灵）也感自愧弗如。但不管重复多少遍，同样不能变成真理！

    李锐制造的弥天大谎已经彻底破产！

    但这却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栽赃诬害，而且是对共产党的莫大污蔑，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的肆意抹黑。

真不知李锐的党性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本文转自胡天八月飘飞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