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回击＂左派＂们的言论

 楼主脑子有问题，指出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大家就反对该革开饭。

有病。谁反对开放？本来就是一个手段，发展的手段而已，现在好了，成了图腾了，任何人评论不得了还。何其霸道。

综楼主所述，我们要警惕右派们的言行，他们的建议只有倒退性而无进步性，我们正视现在中国存在的右派，就是为了不与右派一起走回头路，回到解放前。

 

 

1谎话说再多次仍是谎言!

顶楼的这幅嘴脸，大众已经见识过了，而且，曾经在二十年前做过充分的表演，但是，包藏祸心的行动被及时识破，所以失败的非常惨。如果没有山姆大叔收容，可能相当一部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的。呵呵，就这样还不思悔改，一有机会，又把那个调调拿出来卖唱，可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市场！

满嘴的胡说八道

也不与你多说,简单说吧,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朋友抬进去的???

其他的你基本没有说什么道理,纯粹是故意歪曲.

我不是左派,更不是右坏,但是,人要知道讲道理!

2005年，部分媒体和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反思改革的声音，在如何评价改革、如何继续深化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争论。有媒体对此作了如下概括：2005年是中国改革遭受质疑最多的一年，这些质疑反映了社会要求朝野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呼声 。
一、谁在反思  

　　从客观情况看，有四类主体在反思改革。  


　　1.普通民众在反思改革  

　　余斌、卢周来、欧阳亮等就民众对改革的态度问题专门做了调查。他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中国发展基金会的赞助下，通过“人民网”的网上调查统计得出结论：当前，社会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公平状况和改革局面不满意。被调查者在回答“我们目前的社会公平状况”时，认为目前的社会很不公平者占50%，而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者合计达到90%；认为基本公平的有7%，只有1%认为是非常公平的。认为社会不公平问题比欧美和其他发达地区严重得多的达62%，认为比欧美国家略为严重的占18%，两项相加比例占到80%。[②]

　　此外，除少数左翼网站如乌有之乡、华岳论坛、主人公论坛等，在诸多门户网站如人民网的论坛上反思改革的言论非常突出。  

　　2.一些学者反思改革的声音在在媒体与网络上有着广泛反响  

　　刘国光先生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看法，对反思改革的看法；郎咸平今年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的一些演讲，都在学术界、舆论界、网络上引起广泛反响。这也是目前思想理论界的一个热点。

　　高尚全的“改革还需要取得共识”[③]、“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④]、不能以批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否定改革的说法；吴敬琏“问题不是出在大方向上，而是枝节性的问题、执行中的问题和一些跟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逆流”的说法[⑤]也引起网络的关注，网友纷纷撰文与之商榷。

　　此外，一些民间人士的言论和著述也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如钟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⑥]就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强调，为了给国家尽快地积累人力资本，必须全力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培育自己的民族产业，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为此付出点代价也是值得的。批评了“发展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搞自主的研发、实行自由贸易等说法，指出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就是要整个中国都去刷盘子而不要读书。

　　留美学者文佳筠的《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的报告在网络上也广受关注。报告对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⑦]  

　　这些反思改革的声音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如，樊刚在2005年８月２５日美国《商业周刊》上说：最大的改革成是使国有企业私有化（The major reform achievement has been in privatizing state enterprises.），[⑧]而郎咸平却认为，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这个思维太过肤浅。[⑨]
二、为什么反思  

　　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

　　1．改革已进行多年，应该予以总结

　　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如奚兆永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27年，就是说，时间都不短了，应该总结总结了。[13]

　　2.改革已无共识，走不下去了

　　孙立平的观点广受关注。

　　孙立平认为，改革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14]他说，从改革的动力和共识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模糊，1980年代关于改革的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情况，盲目地、一味地深化改革，将造成很多的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如果暂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另一选择——暂停改革，尤其是暂停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这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种理性的选择。[15]

　　另外，秦晖、刘军宁也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发表了“改革走不下去了”的观点。

　　秦晖认为，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16]

　　刘军宁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豆腐渣工程。因为中国的改革被迫在必须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改革的现状。[17]  

　　3.改革中的矛盾重重  

　　曹锦清的表述非常有代表性。他说，在１９９０年的时候，邓小平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现在，我们回顾邓在１９９０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18]

　　此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走势与对策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认为，“由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累积到目前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致使改革的形势异常严峻。”“中国改革进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19]  

　　4.改革偏离方向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引起广泛讨论的署名田嘉力的文章“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几千万人是强调逻辑”，鲜明地表达了我们的改革现在偏离了方向。文章说，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双赢的改革，是多赢的改革，那种一提改革就想要“牺牲”几千万人、就要求别人“付出代价”的主张，说轻一点是糊涂观念，说重一点是强盗逻辑。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几千万人是强盗逻辑。[20]

　　喻权域也说，“改革”就是“改进”、“改良”、“改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革除原有体制中的缺点、弊端和不适应新形势的某些具体的规章制度；通过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而不是把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21] 

      

三、怎么反思  

　　1.深化派的思路  

　　总的看，主张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人士在强调深化改革时，都强调实行充分市场化，并进行政府改革，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实现“宪政”。  

　　鲁利玲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有些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有些则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所致。因此，真正的出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能停止！”[22]吉力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在要素市场，因为越来越突出地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上”，“要素市场的状况，不仅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而且会在社会与政治方面产生非常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内容，又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交汇点，是推进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共同要求。”[23]  

　　高尚全认为，“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政府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政府改革既联系到社会改革，又联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它处在中心的地位。”[24]

　　周为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更加深入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25]

　　新望认为，“解决的出路是充分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26]，“为什么会有对改革不满声音？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滞后，甚至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而不在市场化。”[27]赵晓、新望主张，“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28]  

　　王小东说，推进政治民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乃至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大机会。从步骤上说，从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两个方向，向中间稳步前进是可行的。[29]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的“改革攻坚的进程与建设”2005年上半年改革形势分析会上，85.6%的专家学者认为，在当前我国改革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3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走势与对策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也认为，“在法治的框架下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任务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31]  

　　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呢？主张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人提出了具体思路：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改革执政党开始。应对党的基本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清理，用和平时期的现代政党制度取代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战时应急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任期制、常任制，合理配置执政党、人大、政协、国务院的权力，改革干部选拔的机制，等等。在新的制度基础之上取信于民，这是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此外还要大力培育、发展社会自治组织。[3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走势与对策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也提出了承认和发展利益主体的问题。[33]认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什么不能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要知识分子为其呼吁，非要别人来代表？现代法治社会需要各种利益主体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行会、协会、公会、商会等等，这些中介组织将成为联接民间与政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承认利益多元化的客观现实，由不同的利益主体来谈自身的利益，通过法律的程序，把各种利益公开化、透明化，通过争论达到妥协，最后确立不同利益主体都认同的行为规则，大家共同来遵守。只有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之上，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才会真正实现。”[34]  

　　2.反思派的思路  

　　主张对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反思的人士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要对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点在媒体和网络上广有影响。奚兆永认为，要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叶正欣：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访经济学家奚兆永）邓聿文在中青报上撰文说，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对我国的破坏。[35]

　　二是强调改革要有人民性。胡鞍刚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因为改革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改革是要使人民受益的伟大事业。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改革的方案，都需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个社会实践一定是人民的实践，一定是人民来检验。[36]

　　人民网著名网友云淡水暖认为，改革最终是要依靠广大老百姓的，也最终是要广大老百姓受益的。让老百姓明白，才能发挥最大积极性，凝聚成巨大的创造力。“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不是说着玩的，除了政府的巨大号召力外，就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了，一定充分认识这点，发挥这点，才能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37]  
      四、深化派与反思派的争论  

　　1.主张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人士强烈批判主张反思市场化改革的声音

　　深化市场化改革派把对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的反思改革的声音定位为反改革、反市场，要走老路。（给反思市场化改革的人扣了触目惊心的“大帽子”，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反对邓小平。）

　　新望把目前对改革反思的声音定位一种反改革反市场的潮流，提出要“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现在这么多人反对市场化，必然影响改革的进程”。他认为，一股来自民间，一股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上层人士。去年8月份的郎顾之争，使两条潮流通过网络接上了头。[41]鲁利玲认为，反思改革是要“退回到集中计划经济的年代”。[42]吴敬琏的评判是，这种反思改革的情况，“无外乎是过去曾发生过的情况的再次出现。在9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所谓‘怀旧’，怀念计划经济时期”，“这种回潮的根源，就是对1979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的怀疑和否定。”[43]高尚全这样评价主张反思市场化改革声音：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改革、否定改革，说什么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所以出现很多问题。我认为他们这样来否定中国的改革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否定改革，就是否定邓小平同志。[44]

　　他还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45]  

　　2.反思派的对批判的回应

　　著名网友水生说，在“改革”和“市场化”已经进行了二十七年之际，对此全国性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是完全必要也是及时的，不如此，后果就更加难以设想。这种反思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要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纠正错误，与时俱进，更好地走向未来。有的人用“反改革”或“反市场化”的帽子压制不同意见和拒绝反思，这才是思想僵化的表现。[46]

　　网友云淡水暖说，真是霸道的很，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中年丧失工作与养老前景，没有看不起病、没有每年为孩子的学费流泪、自杀，谁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反对市场化”呢，既然是“这么多人”，说明是一种大多数人的体认。

　　当社会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改革步入深化阶段、一些新老社会矛盾咋现之时，出现了一些“反思”“改革”以及“捍卫”“改革”的声音。这很正常，很好。籍此可以好好的总结经验、理清头绪、把握方向、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民意基础和思想准备，更好的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

　　对“改革”具体手段的认识不同，绝对不是所谓的“反改革潮流”。对一些“改革”结果和手段的认识不同，恰恰反映了“改革”精神。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对“改革”手段的认识，最重要的有两点，就是“扬弃”和“创新”。在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善于讨论，同时避免犯明显的错误。其次，一定要注意不能把概念神圣化和神秘化。[47]

　　楚杨认为，以前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阶段，对它的反思不该设置禁区：该肯定的要肯定，该否定的也没必要捂着、掖着！不能说前人干的都要否定，后人干的都要肯定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48]

　　网友鸟影度寒塘认为，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和反思，本来是极其正常、既合理又合情的事。可是，现在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听不得说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和反思；一听见说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和反思，他们就反感，就紧张起来，甚至就暴跳起来。他们甚至于不惜学着“四人帮”的样子，动辄给人上纲上线，打棍子，戴帽子；谁要是提一下“反思”二字，他们就给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要走回头路”等种种的大帽子，企图以此将别人的口封住。其实，这种认识，这种情绪，是极其错误的和有害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所一再批评的看问题不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喜欢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那种思维方式在新的形势、新的条件下的一种翻版。[49]

　　刘国光先生也指出，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强烈支持此文

顶！

 

在二战期间，苏日作为主战国、作为工业化国家、军事强国理所当然被视为大国，但二战结束后显然苏联给人的印象是被排除到大国的行列之外，理由是经济的落后，而苏联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典型。苏联作为工业化大国，为何失败，本来是急需探讨的重大问题，但一直以来似鲜有人涉猎，成为让使人迷惑不解的悬案，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成为经济大国的先例，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大国崛起》编者在苏联部分显然也是以其昏昏，欲人昭昭，让人看的一片茫然，先肯定了凭工业化让苏联战胜纳粹，而中国由于没有重工业而任人蹂躏，肯定了工业化的重要，但随后在不做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含糊其辞把苏联最后的失败归咎到计划经济制度上，最后意味深长的以一句“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结尾，暗示观众苏联解体后的道路才是一条光明大道，什么道路？编者未说，我来替编者说：就是全剧不断暗示观众的，要“入流”－即要融入西方文明主流，要建立“现代的国家制度”，即西方政治制度，如此就能前途一片光明。当然，如此即能崛起，那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还有非洲拉美许多这类服用了民主自由灵丹妙药的国家不该早就崛起了吗？
言归正传，只要我们看看日本的经验就明白了，日本一度和苏联一样，单靠其强大的军事工业称霸亚洲，挤身列强行列，但其实国民生活一直困苦不堪，甚至远不及后来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因为工业化本来就是无底洞，为完成工业化，国民必须节衣缩食，再加之，日本近代史一直穷兵黩武、军事优先吞噬大量财力，日本一直是贫穷国家。因此二战前，日本只是纯军事强国，而非经济强国。二战后日本经过数十年努力，成功转型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同为二战大国，苏联的失败，日本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给人以社会主义必然失败、资本主义方回成功的印象。按理说，二者皆是现代工业化国家，为何一个失败，一个成功？
日本成功在于战后把战前先进的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凭借其秉承的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坚持的保护民族工业的传统，靠常年不懈的技术积累，日本的产品的质量从最初的毫无竞争力，到质量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最终占领了世界的半壁江山。日本终于苦尽甘来，尝到了长期艰苦奋斗的甜头。最后完成了从军事大国项经济大国的成功转型。在完成这一转型后，国家急剧充盈，国民自60年代末生活水准快速与西方接轨，摆脱了贫困的生活。日本的经验是－靠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占领世界市场－要如此产品必须有国际竞争力－必须抵制外资拒绝合资，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让民族产业逐渐成长壮大－还要靠常年不懈的技术积累，最终国家民用工业技术力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德日战后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背后依托的正是其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实力。德日经验其实就是后发国家应遵循的崛起的规律。而这与制度体制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直到今天不是谁也说不清日本德国到底是什么体制制度不是？
苏联的教训是其一直忽略了把先进的军工技术向民用工业转化，没有民用产品的技术积累，其民用产品品质量一直不过关，没有竞争力，如汽车飞机。有个道理其实非常重要，就是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民用产品去换取资源的道理，就是用沙子制造的cpu去换钻石的道理，也就是当年殖民者用五彩玻璃球去换土著人土地的道理。民用工业、轻工业的重要性即在于此，当然要做到此，你的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世界一流，而要想世界一流，又必须靠保护民族产业，靠技术的不断积累。试想，苏联靠军工技术的长年积累，能造出像Su-27这样领先世界的尖端产品，苏联的航天技术，这些东西日本拿不出任何产品可以抗衡，让日本难以企及。但另一方面苏联的汽车、家电等民用产品在日本面前毫无优势可言，甚至传说苏联派间谍到日本偷马桶技术的事情，这就是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而不富的原因吧。这个道理苏联直到今天看来还不懂，连我们敬爱的总设计师致死也不
懂，因此要“摸石头”。
另一方面，日本本着技术立国，本着工业化背景，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其军事工业能力并没有削弱，比以往更有过之而不及，原有的军工技术再加上先进的民用技术，再加上雄厚的资金，日本现在的武器之精良可想而知，非二战时期可比。因此可以给大国下如此定义：具有强大军事工业能力的经济大国。按此定义，美日英法德可称今日之大国。
中国的道路出现问题，原因正是贫困，1949～1979的中国也处于工业化阶段，新中国从旧中国的一穷二白到建立一套完备自主的工业体系，30年不到的时间，完成了欧美一二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为此中国也经历过长期物质的贫困的时期，但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贫困充满了耿耿于怀，抱怨、遗憾。本来，此时的中国和60年代的日本一样，如同一只即将振翅高飞的雄鹰，已初步具备冲击发达国家的一切必要条件，周总理曾自豪宣称于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但80年代中国开放了，国人对西方的富裕目瞪口呆，艳羡不已，于是尽快赶上欧美先进生活水平成为中国目标，“翻两番”“本世界末实现小康的口号”被提了出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则更是利用地位与资源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充分享受到了“先富起来”的快乐，在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生活水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率先与西方先进生活水平接了轨。当年性能地下的国产轿车飞机曾让精英们倍感自己的穷酸没面子，于是民族汽车工业纷纷与跨国公司合资合并，崭新的奔驰宝马从建厂到下线仅仅只用几个月时间。。。西方汽车巨头在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的同时年巨额的关税都省了。到今天，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无一不是先进的国外产品，合资外资遍天下，牢牢占领重大经济命脉产业的前五位。建国三十年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民族工业体系早已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自主工业体系灰飞烟灭，工业化的解体，反过来削弱了原有的国防工业能力，中国现在为买不到欧盟先进武器而苦恼不已。。
中国重新拾回依附型经济老路，成为世界工厂，西方跨国资本的乐园，但对买办精英阶层而言，这的确是一条快速富裕的捷径，对民族而言是否是一场灾难对这些精英而言其实已不重要，今天的精英阶层已不在乎、关心国家是否崛起，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早就“崛起”了，国家是否崛起与他们实在无干。而根据“只有劣等的精英，没有劣等的民族”这个道理，中国能否崛起的答案似乎已很清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打娘胎里带来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实际上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真正的左派是不会说出楼主所举例的这些文字       那个拿1949年的经济来废话的人请多翻翻历史，百度下也好....

 

 

 

无聊

你撒谎的水平也不高

 

 

卖淫嫖娼，大规模贪污腐化，国有资产被贱卖，医疗、教育、养老等的突出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因此改革开放是错误的，而现在的金融危机也证明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应该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重归计划经济，以解决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面对这种论理方式，我想说，你们一个个脑袋被门夹过了吧，飞机坠毁都是在飞机发明之后，交通事故都是在汽车发明之后，所以我们就应该会去骑马吗？就怕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动脑子，本来左脑袋是水，右脑袋是面，一动脑子就成浆糊了。
-----------------载客飞艇呢？为什么被淘汰吧？阁下怎么不提呢？当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本身的安全性，那么，其本身难道不要进行改进？难道阁下脑袋也被门夹过了吧？

 

 

左派们所提出的问题真实存在，存在的根源并非改革开放，而是改革的不够，开放的不够，在权利失去有效监督的社会里，那些具有权力或者胁迫了权力的人自然会成为特权阶层，我们需要的是用有效的社会制度去解决特权的问题，去剥夺他们的特权，而不是回到那用平均代替公平的年代。

------------还好。楼主还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而阁下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深化改革之上，但是现在具有权力或者胁迫了权力的人自然会成为特权阶层往往把改革已化成自己手里的工具，深化改革不触及到他们的权益，又能如何？还不是变成他们进一步谋私利的机遇，如公车改革。。。。

朱的几项深化改革又如何？

人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称为“新三座大山”，这一广为流行的称谓套用了毛泽东所说的旧中国压迫民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 三座大山”，它反映了当下民众普遍的受剥削、受压迫感。有一则“新民谣”如是说：“上学把家长逼疯，买房把家底掏空，治病不如提前送终。”民众的痛苦之情 于此可见一斑。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可知，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持续上升至目前的5%（这个比例也并不算 高）；与此同时，政府负担的卫生支出比例却从32%持续下降至目前的15%，而且，卫生总费用中由社会支出（即社会保险机构和病人所在单位负担的支出）的 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从48%降至25%），而个人负担的医疗支出比例则从20%逐渐攀升到现在的60%左右。

近十多年来，学费、医药费、房价的涨幅大大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与大多数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完全脱节。比如，大学学 费从1997年开始疯狂上涨，至今总共上涨了25倍以上，迅速从免费模式变成了高学费模式；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也是如此，大约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点，住院费 用增长1.5至2.5个百分点、门诊费用增长2到3个百分点；至于商品房价格就更是年年涨、月月涨，在若干大都市早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房价.

 

一些认为目前的教育、医疗、住房“价格合理”的人，有选择地作了一些“国际比较”，试图证明他们的观点。比如，把中国公立大 学的学费与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学费对比，把中国城市的平均房价与世界上最昂贵的东京市中心商业区的房价对比，如此则似乎中国的这些价格并不算高。这种国际 比较无疑有误导之嫌。他们为什么不比较同样属于中低收入的穷国（如印度或非洲法语区国家）呢？在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 260卢比住宿费，两项合计相当于人民币70元。在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大学、医疗基本公费的体制实行了几十年，却似乎丝毫不能引起中国的“教 改”、“医改”、“房改”设计者的兴趣。

这帮人主要就是想唯恐天下不乱，制造混乱，里面外国的棒子指使者和美国的一些走狗，浑水摸鱼制造混乱而已！其逻辑之混乱，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颠三倒四！！！！！！！！！

楼猪请不要放你娘的狗臭屁！！对政革中出的腐败、黄、赌、毒、无诚信、贱卖祖宗、卖资源、占90%的官员贪污，利用占有国有资产而先富的狗不能提出疑问？做为从政一辈子的总设计师毫无原则的追求金钱利益，违背马列唯物主义瞎逼摸着石头过河，放弃抛弃共产党员的原则难到不能不该提出质疑？将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改头换面实现资本主义不应提出质疑？！改革为什么不能良性的增长？改革为什么不能在不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下进行？建国三十年来工人阶级科技工作者忘我的创造的国有资产凭什么一夜间变像的转为私有化？？？为何送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先锋认改变成为上无资产下无片瓦的打工仔？！？！经济增长就不认娘？难道这一切都是革命的初衷？？！！是背叛还是改革？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称…

笔者也将中美两国目前大学学费的情况作了比较。按以官方汇率换算的学费绝对数看，中国大学生平均每年5,500元左右的学费 和14,000元左右的个人生活费确实比美国低得多。前些年，美国4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每年是4,694美元，2年制社区大学的平均学费每年是 1,905美元，4年制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为每年19,710美元，哈佛、耶鲁等私立名校的学费则更贵。[4] 2004年美国的人均GDP是39,509美元，比中国（人均1,269美元）高30倍以上，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764美元，比中国城乡平均可 支配收入（约5,644元）高55倍，比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936.4元）高100倍，是中国西部12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2,157.91人民币 元）的150倍。按此计算，一个美国人花费大约1年零2个月的收入可供养一个青年人上完4年制公立大学；而一个中国城镇居民若要供养一个青年上完4年制大 学则需花费16年的全部收入，一个中国农民要花费19年的收入，中西部省区的农民则要花26年的全部收入。显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学费负担高得多。此 外，美国有“佩尔助学金”、“补助教育机会助学金”、“帕金斯贷学金”、“斯泰福贷学金”、“学生家长贷学金”、“联邦直接贷学金”、“工读”、“全国服 务信托”等八个由政府依法施行的资助计划，大约60%左右的学生可以获得其中一项或多项资助。而在中国，所谓的“奖、助、贷、减、免”扶助方案则无一项真 正落实到位，每年都有若干贫穷家长因交不起子女的大学学费而自杀（因贫辍学已经不是新闻，“学费杀人”才称得上新闻）。

 

在中国，虽然那些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低收入阶层无法按“市场价格”支付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但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 提供必要的资助。这作为一个道义性原则，本来是应该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设计中，并通过新的体制实施的。甚至可以说，只要面向低收入阶层的 这些社会保障性安排未落实，“市场化”的“教改”、“医改”、“房改”本来是不应该贸然出台的，否则就会威胁到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然而，在一个热衷于讨论 “崛起”的中国，这一道义性原则居然无声无息地被掩藏了起来。那么多享有学术地位的学者，竟无人想就此提醒政府。

在财政收入不断高速增长、中国的教育规模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急剧扩张的背景下，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并未相应上 升。2005年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为3951.59亿元，仅占GDP的2.16%，低于2004年的2.79%和2002年的3.41%。中国的人均财政 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到世界倒数第8位。与此同时，通过“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门迅速膨胀的开支大部分通 过收费形式转嫁到民众身上。因此，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就、其快速的发展，与财政的投入增加关系并不大，而是以公共服务业侵蚀个人财产和严重透支居民收入 为前提的。

强烈支持楼主！！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论断是基于“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数据资料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根据研究，发改委认为，总的看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国家发改委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部分职工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快、所占比重过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参与了“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他认为，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认为，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控制，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有趣的是，这份报告的调查研究对象只是中国城市居民，而把占中国人口总数约2/3的农村居民排除在外，并据此得出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基尼悉数，而要知道，全世界衡量基尼悉数都是将一个国家的总人口的收入状况都涵盖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报告又是份别有用心地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以偏概全之作。把中国农民驱除在调查研究范围，如此得出的基尼悉数会是个什么货色
   　网上流传的“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一文也算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府似乎总是习惯于以夺取一个或数个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得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毫不例外的是，国家政策的掠夺目标总是指向那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席的阶层。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政府以广大工农阶层创造的所有剩余价值为代价，建立了新中国现代工业基础。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还是惊人的相似，这一次的掠夺对象是整个中下层国民。1994年，朱鎔基总理看到一方面是庞大的居民储蓄额，另一方面是萎靡不振的国内市场。他决心刺激消费，于是就有了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房地产改革。因为这些都是必要消费，弹性小，所以人民必须买单。消费是刺激上去了，但后果更严重。由于基本生活保障昂贵，人民生存压力巨大，金融保险又没有跟上，使得民间消费和投资返而变少。

 

改革是中性词,改革也分好的改革与坏的改革,不要用文革的口气与方式去对付异议者,动不动就扣帽子

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甩负”就成了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政府要甩掉国有企业的负，于是不惜单方面撕毁与中国产业工人几十年的默认契约，致使百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政府要甩掉教育的负，财政对教育的支出大幅度减少，于是学校只好自己想办法，教育收费越来越高，中国教育便向穷人关上了大门。政府要甩掉医疗的负，于是医疗收费越来越高，穷人便越来越看不起病。政府要甩掉住房的负，于是取消福利分房，商品房房价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合谋操纵下，渐渐成了老百姓的噩梦。
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且也早就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了。
　　美林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较前一年增长了12％，达到23.6万人，这些人总财富为9690美元。
　　2005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报》以“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 富人正变得更富”为题报道，目前，中国内地已经是亚洲地区（日本除外）第二大财富市场并仍将保持迅速增长，其中富有的群体拥有大约1.44万亿美元的资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12月13日发布的《中国理财市场》报告中预计，中国富有人士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BCG的调研显示，中国富有群体的性质和欧美的富有群体差别非常大。首先，中国富有群体持有的现金水平很高，大约占他们全部财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其次，他们具有高度投机性，并对风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喜欢股票等快速交易型理财产品；最后，中国的富有群体倾向于直接参与投资决定过程，很多人坚信自己比理财机构的经理更有能力得到高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富人正变得更加富有。

抛开国际舆论，国内机构针对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是没有声音。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季度报告，中国人的收入差距不仅达到了相当大的地步，而且这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5年第一季度，最高收入10％人群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而最低收入10％人群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二者增幅相差近25倍。
　　而早在1998年就有数据表明，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文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最富省份和最穷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世界银行还指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乡差距尤其突出。在其他国家，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之比通常在1.5倍左右，很少超过2倍。而在中国，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收益，则城市的实际收入对农村收入之比要超过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