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在中日关系中的位置
钓鱼岛除了本身具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意义外，还有在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和世界格局中的特定意义，这一点如果不得到清晰的认识，则在解决中日间钓鱼岛问题时，将失去高瞻远瞩的能力而陷入细节性纠纷，而类似中日钓鱼岛纠纷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因此只能在更大的框架中寻求解决的可能。
现阶段中日之间有三个结构性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将决定未来中日之间的根本关系：首先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认识和善后问题；与一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中日关系的深层被中日以往战争的历史所主导的程度、要远远大于现在中日双方各自所愿意承认的，可以说中日在近代史上的战争关系构成了中日各自的历史基因，至今仍在中日关系的各个层面上发挥着影响。
正是由于这个中日战争深层历史基因的作用，近年来日本政界对日本近代历史上对外发动的各场战争进行正面评价的作法在中国引起了公愤，其激烈程度相当于中日又回到战争对抗的前夕，目前被认为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仅仅是中日以往战争经历在现代的一种折射。而日本停止对华经贸合作贷款，如果是两个普通国家间的事情则仅是一桩经贸事务，而在中日之间由于以往战争的历史和日本未对中国进行正式战争赔偿，而具有特殊敏感的意义。日本未清算已往战争的历史，未对中国作出战争赔偿，将构成中日未来双边关系紧张的第一个直接原因。
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二个深层结构因素是由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敌对性结构、以及在未来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美日同盟将起的负面因素投射在中日双边关系之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在未来是否会单独或紧跟随美国在中国国家成长的历程中围堵中国的问题。
由于中国现阶段将台湾问题视为国家战略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而美国，以及被美日军事同盟直接卷入对抗的日本，在阻挠台湾重新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将使美日潜在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
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三个深层结构就植根在现阶段中日两国之间在钓鱼岛的归属，以及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与其它两个问题并不是日常直接矛盾冲突，而是要经过特定的过程和结构后才会影响中日关系有所不同，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是中日间矛盾的直接对抗。但这个矛盾和对抗是更深层的结构在具体问题上的折射，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是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之内，两个不同的文明共生于同一区域内又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引发的冲突的体验。
日本是在整个东亚范围之内，与中华文明关系密切，但始终未能被中华文明吸收和理顺后按照帝国秩序原则进行交往的国家。这其中海洋隔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否则在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完全不一样。
而当十九世纪西方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时，日本是亚洲绝无仅有的能够摆脱西方力量的压迫，从而迅速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然后又按西方模式进行扩张的亚洲国家。这一次日本扩张的首要方向就是已经在西方入侵亚洲之前建立了帝国等级秩序的中国。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对中国来说是血腥和痛苦，正是因为日本，台湾才从中国一度被分离，而中国的传统秩序结构被一步步打破，最后是中日二次世界大战间漫长的战争，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结构和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民众组织和管理结构，都是在与日本长期对抗中形成的。
中日间的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虽然日本成为战败国，但对战后日本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而为谋取自己的利益，美国仅将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相冲突的国家体系部分作了调整，而未能将日本与亚洲其它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未来冲突作出防御性的限制，同时未能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正义要求日本作出战后清算，包括合理的战争赔偿。
这样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无论如何与美国已经无法发生冲突，但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利益的伸张和民族性的显示，都需要在一个不触犯美国而又能恰如其分地被把握的方向显示。于是在钓鱼岛问题尖锐化之前，日本与前苏联在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而近年矛盾渐渐转向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其死硬的支持者即日本右翼，需要有一个能凝聚日本战后已经被美国强行非军事化的国家力量的外部矛盾，而由于二战失败后日本已无力在国家战争层次进行总动员，因为这样的日本重新军事化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而前苏联和中国同样高度警惕这样的可能性，现阶段日本只能在类似于钓鱼岛，北方四岛、竹岛和东海划界的问题层次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抗。因此钓鱼岛问题只是中日一个世纪的紧张对抗后的余震，是原来历史性对抗问题遗留后继续释放的效应而不是全新的危险，日本再也没有可能利用十九世纪在现代化过程先行一步的优势来取得对中国的全面优势，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划界因此将被局限在小型但是代表着深层矛盾的冲突方式上。
钓鱼岛除了本身具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意义外，还有在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和世界格局中的特定意义，这一点如果不得到清晰的认识，则在解决中日间钓鱼岛问题时，将失去高瞻远瞩的能力而陷入细节性纠纷，而类似中日钓鱼岛纠纷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因此只能在更大的框架中寻求解决的可能。
现阶段中日之间有三个结构性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将决定未来中日之间的根本关系：首先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认识和善后问题；与一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中日关系的深层被中日以往战争的历史所主导的程度、要远远大于现在中日双方各自所愿意承认的，可以说中日在近代史上的战争关系构成了中日各自的历史基因，至今仍在中日关系的各个层面上发挥着影响。
正是由于这个中日战争深层历史基因的作用，近年来日本政界对日本近代历史上对外发动的各场战争进行正面评价的作法在中国引起了公愤，其激烈程度相当于中日又回到战争对抗的前夕，目前被认为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仅仅是中日以往战争经历在现代的一种折射。而日本停止对华经贸合作贷款，如果是两个普通国家间的事情则仅是一桩经贸事务，而在中日之间由于以往战争的历史和日本未对中国进行正式战争赔偿，而具有特殊敏感的意义。日本未清算已往战争的历史，未对中国作出战争赔偿，将构成中日未来双边关系紧张的第一个直接原因。
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二个深层结构因素是由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敌对性结构、以及在未来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美日同盟将起的负面因素投射在中日双边关系之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在未来是否会单独或紧跟随美国在中国国家成长的历程中围堵中国的问题。
由于中国现阶段将台湾问题视为国家战略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而美国，以及被美日军事同盟直接卷入对抗的日本，在阻挠台湾重新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将使美日潜在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
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三个深层结构就植根在现阶段中日两国之间在钓鱼岛的归属，以及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与其它两个问题并不是日常直接矛盾冲突，而是要经过特定的过程和结构后才会影响中日关系有所不同，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是中日间矛盾的直接对抗。但这个矛盾和对抗是更深层的结构在具体问题上的折射，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是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之内，两个不同的文明共生于同一区域内又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引发的冲突的体验。
日本是在整个东亚范围之内，与中华文明关系密切，但始终未能被中华文明吸收和理顺后按照帝国秩序原则进行交往的国家。这其中海洋隔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否则在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完全不一样。
而当十九世纪西方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时，日本是亚洲绝无仅有的能够摆脱西方力量的压迫，从而迅速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然后又按西方模式进行扩张的亚洲国家。这一次日本扩张的首要方向就是已经在西方入侵亚洲之前建立了帝国等级秩序的中国。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对中国来说是血腥和痛苦，正是因为日本，台湾才从中国一度被分离，而中国的传统秩序结构被一步步打破，最后是中日二次世界大战间漫长的战争，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结构和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民众组织和管理结构，都是在与日本长期对抗中形成的。
中日间的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虽然日本成为战败国，但对战后日本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而为谋取自己的利益，美国仅将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相冲突的国家体系部分作了调整，而未能将日本与亚洲其它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未来冲突作出防御性的限制，同时未能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正义要求日本作出战后清算，包括合理的战争赔偿。
这样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无论如何与美国已经无法发生冲突，但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利益的伸张和民族性的显示，都需要在一个不触犯美国而又能恰如其分地被把握的方向显示。于是在钓鱼岛问题尖锐化之前，日本与前苏联在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而近年矛盾渐渐转向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其死硬的支持者即日本右翼，需要有一个能凝聚日本战后已经被美国强行非军事化的国家力量的外部矛盾，而由于二战失败后日本已无力在国家战争层次进行总动员，因为这样的日本重新军事化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而前苏联和中国同样高度警惕这样的可能性，现阶段日本只能在类似于钓鱼岛，北方四岛、竹岛和东海划界的问题层次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抗。因此钓鱼岛问题只是中日一个世纪的紧张对抗后的余震，是原来历史性对抗问题遗留后继续释放的效应而不是全新的危险，日本再也没有可能利用十九世纪在现代化过程先行一步的优势来取得对中国的全面优势，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划界因此将被局限在小型但是代表着深层矛盾的冲突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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