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纪检部门公布，应申报对象共计1064人，已申报1056人，所有官员的“利用职权收礼”申报均为“无”，少数官员购买了两套房产。有人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是反腐败的核心环节。阿勒泰先行一步，尖刀刺向了腐败的心脏。
《新京报》官员财产申报不妨再彻底些
作为破冰之举，此次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公众曾寄予了极高的期待。虽然，申报的结果似乎和人们先前的设想有很大落差，既没有发现官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官员家庭财产的异常情况，但这种“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无疑首先应该给予掌声鼓励。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为“作秀”，这里面存在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误解。官员财产申报说到底只是一个手段，换言之，公开是“为了发现问题”，而不是“公开就必然有问题”。没有发现问题，并不是说公开就没有意义；同理，即使查出了一些问题，也不等于本次公开就完美无缺。公开只是第一步，公开之后的监督、追查，更为关键。事实上，国外的经验表明，单次的官员财产申报往往并不能发现什么，只有官员财产申报年复一年的持续，反腐部门和公众就可以从官员财产的变动中，发现异常，找到腐败案件的线索。
不过，不少人之所以对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作出“作秀”的评价，与此次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有关。例如，按照当地规定，除了工资、福利以及劳务性收入需要向社会公开外，其他如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大宗财产，只须进行秘密申报，无须公开。这就意味着，官员财产公之于众的只是“可以公开”的一部分而已，官员财产的总体情况仍不明朗清晰，这自然让人对此次官员财产申报是否“动真格”，产生怀疑。
当然，当地之所以对官员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大宗财产采取秘密申报，内部加以掌控，意在保护官员的隐私。但是，官员手握权力，其隐私权的界限不可等同于普通人。恩格斯说过：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牺牲官员的部分“一般人权利”，对于实现社会正义而言是必须的手段。因此，官员及其家庭的财产对于公众而言，不应存在什么“秘密”。
此外，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并未涵盖家庭财产的全部。按照当地规定，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才需要申报，这样的门槛明显太高，而在许多国家，官员家庭一般的贵重物品，都需要申报，如，珠宝、首饰、古董等，由此，才能完整而准确地计算出官员的财政状况。对于官员收受礼金、礼品的申报，阿勒泰当地的规定也只限于“与本人职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但实际中，“直接或间接关系”往往很难界定，若修改为礼金、礼品超过一定数额以上需要申报，似乎更合理。
尽管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着种种不足，但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基层官员，上千名县处级以上官员集体对外公布自己的财产，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我们在对西部边陲这场改革给予嘉许的同时，更期望全国统一的官员财产申报制能早日推行。
《新华日报》让官员财产申报成反腐利剑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经推出立刻引起各方关注，其中既有广大网民、又有专家学者，上级领导也备加关注，派出专门的调查组进行调研、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对此做法持赞成态度的占了大多数，认为它必将对反腐败斗争做出贡献，成为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长期性、以及能否得到落实表示怀疑，在此笔者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官员财产申报使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布于众，不仅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对官员在任职期间的行为起到很大的警示作用，它时刻提醒官员自觉廉洁自律，因为人民的监督无处不在；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只有接受了人民、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完善它、把这项制度坚持下去就成为关键。
这一制度虽喊了多年，但在国内实行还属首次，况且还是在一个地区进行试点，当地领导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搞好了还好说，如果搞不好得罪人不说对自己的仕途也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任何一件事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才刚刚实行，肯定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希望我们都以理解、宽容的心态，多一些善意的批评指正，少一些恶意的讽刺挖苦；多献计献策，少拆台添堵，共同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锻造成反腐的利剑，早日荡平腐败，割除毒瘤。
《广州日报》财产申报别成了“廉洁公示”
新疆阿勒泰地区廉政网公开了千余名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情况，但这次申报出现了“利用职权收礼”申报为“无”的情况。阿勒泰地区纪检委决定，把申报对象主动上缴“廉政账户”的76万元违纪款设立“廉政助学奖学金”，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
按照阿勒泰“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对虽有问题但在首次申报前能主动上缴赃款的官员，给予豁免。“赃款”的性质无疑比“收礼”严重得多，为什么有人上缴赃款却无人申报收礼呢？难道存在问题的官员都是只收现金而不收礼品？
显而易见，主动上缴赃款不仅可以得到豁免，而且具体数额和整个过程都无人知晓；相比之下，申报“收礼”则意味着要公之于众接受群众的评判。既然财产申报已经不可避免，哪种方式更能逃避公众的目光毋庸置疑。实际上，包括赃款与收礼在内的灰色收入正是公众关注官员财产申报的焦点所在，然而，制度设置的本身不仅使人看不到多少人获得了多少赃款，而且无法辨明什么人收取了什么样的礼品。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本身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制度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难免会使其积极意义大打折扣。财产申报旨在预防腐败，然而灰色收入等核心内容的缺失使得此举更像是“廉洁公示”。
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官员自证其罪，当官员们竞相作出无罪担保之后，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调查取证、明确责任，在已有范围内切实明确监督强化问责。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反腐败的破冰意义，而不是一时突破制度坚冰之后就迅速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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