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到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根本原因后，通过与日本的经验教训做对比，我们就能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的核心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最终实现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效法日本，实施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计划。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一国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一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这一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居民个人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有钱消费。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应该走以下发展路径：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远，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23
又有人提出，以政府投资来带动消费增长。结果怎么样呢？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多投入到直接的经济建设活动中。然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弊病非常明显。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毕竟有限，大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则意味着投入社会保障领域资金的减少。同时，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楼堂馆所越建越多，形象工程越建越多，真正落到实处的不多。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将直接导致老百姓害怕风险波动、花钱谨慎，更会使低收入的人群陷入困境。“有钱不敢花”，或是贫者更贫，消费不畅，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抑制财政收入的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可见，一旦财政体制异变成为“经济建设财政”，其结果反而会恶化增长方式。24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小而损耗大。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还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应该认识到，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速度为何3倍于GDP增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
我们相关税收的某些设计不尽合理，不利于实现藏富于民。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免征额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但仅仅过了1年，有关个税免征额过低的争论就激烈展开了。
对于个税免征额的设计，需要有更大的胸襟和魄力，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修修补补的阶段。
以目前的个税免征额和1981年的相对比，或许更能清楚地看清现行个税免征额的不合理性：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免征额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免征额定为24 600元以上或许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陷入2年不到免征额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
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免征额低却使它走向了反
面—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诚如清华大学教授王一江所言，免征额过低压制了中等收入者，而这部分人恰恰是社会中坚力量。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税收政策应该要能够助推中等收入者的形成而不是相反。25
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对于社会保障，我国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经济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国际劳工组织则将其概括为“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公共措施，以保护其成员免受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造成的停薪或收入大幅度减少的经济损失及社会贫困，并对其成员提供医疗照顾和对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津贴”。
社会保障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二是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三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
由于医疗、住房、教育等相继走向市场化，部分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而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这就是老百姓生活虽然明显改善，而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内需屡拉不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据经济学家陈志武介绍，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26
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国家把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上，才真正称得上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以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27
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应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还必须确保公众公平地分享公共产品。诚如殷大奎所言：“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
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我们现在提倡建立节约型政府，即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政府的资源消耗维持在最低水平，并以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种节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控制人员规模，做到“精兵简政”；节约行政开支，做到既廉洁又廉价；提供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对于公众而言，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越少越好。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减少意味着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
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有些政府部门的节约意识尚且不足。
2007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指出，从1986～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倍和12.7倍。“可见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28
据《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北京市曾经对全市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29
通过新华社《上海证券报》的一则报道，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应努力改进之处。
1964年，英国医生约翰·亨特给内务部医疗顾问写信：“我这里有一名长期痔疮患者，曾经是英国驻奥地利以及日本的大使。回到本国以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这全都归罪于政府公务部门提供的厕纸，硬得像稻秆一样。”
英国财政部对约翰·亨特的答复是：你的建议不予采纳，若将现用的硬厕纸改为柔软纸，一年要多支出13万英镑，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1969年，财政部的女员工提出相同的请求，提议很快被再度否决。事情一直拖到1981年，柔软厕纸才得以在英国政府部门的厕所内出现。
一个小小的手纸问题，何以历经17年才得以解决？关键在于，这种更换要使用纳税人的钱，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预算很难通过。30
我们的政府部门存在着铺张浪费的现象，关键在于预算不严格，监督力量缺位。这需要强化预算制度的约束力，并加强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促使政府改掉陋习，在节约方面做出表率，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产品方面，消除公众的后顾之忧，为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五、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
我们的消费者处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消费环境中，权益经常被损害，而维权成本非常高昂，得到的赔偿又往往很低，导致许多消费者经常忍气吞声，被迫放弃维权，而这又成为纵容商家下一次侵权的动力。这种恶性循环恶化了我国的消费环境，也是导致内需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对违规、违法的企业严惩不贷，让其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
在20世纪初，美国的消费者也曾面临缺乏安全感的消费环境，假冒伪劣甚至有毒产品泛滥成灾，商家唯利是图，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在此背景下，在有“消费者保护神”之称的拉尔夫·纳德律师的努力和倡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美国的消费者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厂商的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改善。在这一进程中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制度更是功不可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计正是美国的法律制定者和执行者认准了不良企业主的死穴。
众所周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的本性。在利润刺激下，人很可能利令智昏，时时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犯罪冲动，如果悬一把足以让人倾家荡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头顶—动辄上亿、几十亿美元的惩罚性罚款，那么就会约束着企业主牢记违法的巨大代价，加强自律。31
这里提到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早在1763年就已经在英国确立，美国则在1784年确立了这一制度。美国许多法案，如著名的《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等都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意义上的赔偿金的同时，还可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2005年8月，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法院判美国制药巨头默克公司对“万络”服用者罗伯特·厄恩斯特猝死负有责任，责令它赔偿死者遗孀各项费用共计2.53亿美元。“万络”由默克公司20世纪90年代推出，能避免传统镇痛药引起的胃肠出血副作用，一度畅销全球，但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2004年报告，患者服用“万络”后，出现心脏病、中风和其他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成倍增加。默克公司为此被接踵而至的诉讼缠身。2007年11月9日，默克公司宣布，愿支付48.5亿美元赔偿金了结美国近5万宗与它旗下止痛药“万络”的有关诉讼。
一起诉讼赔偿2.53亿美元，就是“惩罚性损害赔偿”，这种威慑力最终迫使默克公司接受支付48.5亿美元赔偿金。正是由于这种天文数字般的惩罚性赔偿，促使生产厂家以人为本，尽心尽力地研发和生产，培养了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这一个侧面，不难理解美国的消费为何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引擎了—这至少是原因之一。
我国法律也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是，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规定与国外相比则是“缩水”的。
有一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某原告在某商场（销售者）购买了一瓶由被告某著名饮料公司（生产者）生产的汽水（透明塑料瓶装），价格为人民币6.50元。原告发现该饮料瓶内有一只长约一厘米的昆虫，遂未开瓶饮用。原告称其当即感到恶心，怀疑以前饮用过的饮料中是否也含有类似的不洁物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精神伤害很大。遂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生产者）书面赔礼道歉、双倍赔偿购物款13元、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40万元。
法官认为：
一、民法上的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诱使他人上当受骗的行为。本案中，原告在被告生产的汽水中发现昆虫，该昆虫透过装汽水的透明容器，是可以被看见的，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采取了手段隐瞒这一事实。故只能认定被告生产的汽水存在质量问题，但不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
二、本案中，原告购买有质量问题的汽水后，并未饮用，未造成人身或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故其只能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销售者提出赔偿请求，而不能直接向作为生产者的本案被告提出。只有因缺陷产品造成其人身损害或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时，原告才可以侵权为由选择向生产者起诉。故本案原告关于双倍赔偿购物款的请求，不能直接向被告提出。
三、原告购买了汽水后，没有开启，没有饮用，故没有对原告造成人身损害，仅凭原告所说的看到瓶内有异物，感到精神压力、恶心，不能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其结论是：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赔偿购物款及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鉴于被告愿意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该行为符合自愿原则，又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可以支持。原告受到的损失（主要是购物款损失）可通过向销售者追究违约责任，要求其退、换货或请求赔偿等方式予以救济。32
此案对于消费者的不公之处在于，如果消费者无意中喝了这瓶含有虫子的饮料，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虫子，即使身体因此遭受损害，也不能索赔，生产厂家安然无恙。
如果是有意喝下去的，他事后怎么能够证明喝到肚子里的虫子源于这瓶饮料？而且，虫子喝下去后被消化，根本无法取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厂家仍安然无恙。显然，把饮料喝下去消费者根本不能维权，即使勉强维权也必然败诉。
如果不喝，就是上面的那个结果—接受被告的“书面赔礼道歉”。生产厂家同样毫发无损。
也许法院依据现行法律的判断有它自己的理由，但诸如此类的判决对我国消费环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不仅无助于促进生产厂家提高产品质量，反而使它们心存侥幸，认识到忽视质量和卫生把关的成本是何等低廉，从而进一步养成懈怠与轻慢的习惯。
这种恶劣的消费环境是制约内需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此外，在我国，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的房屋、汽车等大宗商品，在许多案件中，却不被列入生活消费用品之列，33 因而，也就不能依据消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来维护自身权益。
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基本上被排除在双倍赔偿之外，使得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民众维权成本的高昂和获得赔偿的微薄，也导致生产厂家无视产品质量，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也为生命安全埋下了诸多隐患。
法律的这种宽容，导致我国消费者在一些事件中受到羞辱性、歧视性的对待。人们尚且记得东芝笔记本事件：2005年5月，日本东芝公司宣布“只赔美国人不赔中国人”，东芝公司最终承担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用于向美国用户支付和解金、发放购物券及支付原告律师费。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处理办法则是：在东芝的网页上公布了一个补丁软件，让中国的消费者下载后安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类似的事件多次重演。
要想拉动内需，法律必须为消费者构筑起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通过积极的索赔，获取远远超出其维权成本的赔偿，没有这种动力，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难以提高，而生产者和商家肆意制假售假的劣习就难有改观。
具体到三鹿奶粉事件，还要补充一点。三鹿事件除了暴露出我国法律惩处力度的不足，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财政对奶业扶持力度的不足。
奶制品业是中国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从2003～2006年，行业的总产量就增加了3倍之多，奶源不足问题便成为制约奶制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同时，由于资金投入量大，竞争激烈，价格卖不上去，只能在降低成本方面做手脚。这就是所谓行业“潜规则”得以存在的原因。
而在欧盟，奶牛被归入农业政策之列，每头奶牛每天可以获得2.5美元的补贴。据世界银行统计，日本的奶牛得到的补贴更多，每天得到7.5美元的补贴。假如日本奶牛和它们的欧洲朋友一起环球旅行，它们能坐公务舱。
欧盟对奶牛的补贴，源于共同农业政策，它是现代欧盟的中心政策，目的是保证食品供给采用承受得起的价格，并保证农民过上不错的生活。34
相比之下，我国养奶牛的农户，在起跑线上已经落后于欧盟和日本一大段路程，根本无法与欧盟、日本竞争，如果以同样严厉的要求对待他们，农户也是不堪其重的。
因此，为消费者构建一个良好的、能够放心消费的环境，不仅需要动用法律的手段，也需要动用财政手段，给农民适当补贴，提高他们养奶牛的积极性，确保充分的奶源供应，也使得奶源质量更有保障。同时，由于补贴降低了养奶牛农户的成本，也可以使得终端的消费者享受价格低廉而质量有保障的奶制品。推而广之，其他类似食品问题也可以如此解决。
在食品安全甚至威胁到民族繁衍生息大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应多管齐下，解决困扰民众食品消费的各种问题，尽快构筑起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确保国民的健康，同时，这也有利于启动内需，使中国经济从内需不振的困境中走出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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