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记者 马国川
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
经济观察报: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你一定很关注这个问题。
杨东平:非常关注。我特别注意到,教育部在征求意见的公告里,开列了36个问题“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教育体制改革”也在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教育上诸多问题都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密切关系。
我把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初期,主要是恢复重建;第二阶段1985年到1989年,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90年代初到2002年左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时期;从2003年至今可以看作第四阶段,在新的发展观的背景下,开始重新调整教育路线。
经济观察报:恢复重建阶段也就是拨乱反正。
杨东平:大多数公众不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70年代末那场拨乱反正,在教育领域却是半途而废,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哪一半呢?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是必须的;但是,如何发展教育?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澎湃的背景下,怎么来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产生新思维,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回到50年代的办法。
经济观察报:就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办教育的老模式上去了。
杨东平:对,这是教育领域和经济领域最大的区别。经济领域抵制、抛弃了“回到50年代”的选择,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教育却不假思索地重新回到50年代的计划体制、苏联模式上去。今天教育领域的大多数问题在50年代已经存在了,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经济观察报:像应试教育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严厉批评过。
杨东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而教育领域没有根本改变。这是根源,导致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什么是好的教育?怎么举办一个能够兴国的、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挑战,并不是说只要尊重教育,加大投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世界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与其说体现在教育投入上,不如说体现在教育改革上。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竞争成为一场教育改革的竞争。
杨东平:所以美国历任总统无不重视教育改革,韩国大选打的都是教育牌,总统候选人提出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方案。很多国家对教育改革的重视程度,是中国难以想象的。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医改、房改都早已开展了,但是教改直到最近才刚刚启动,总算提到了议事日程。
到了重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杨东平:但是到1998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教育部,没有任何解释。从教育管理角度讲是一个倒退,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功能。
今天这一轮教育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职能还要扩大,还应该搞“大教育部”。
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最最生动、最有声有色的,是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当时高等学校的改革是非常深刻的,明确地提出了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要依靠教育家办学。
杨东平:当时没有提出教育家办学,但校长负责制的理念已经有了,党政分开,校长对学校负责,聘请合适的人来当大学的校长,而不是“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当时有100多所学校成为大学校长负责制试点,涌现出了一批教育家,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华中理工学院的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等。
经济观察报:在8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似乎有意淡化学校的行政级别。
杨东平:当时所有高校都是局级,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地方的高校。就是为了淡化,淡化是为了取消。可是9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停滞,官本位、行政化的价值回潮,近年来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重新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现在竟然有39所所谓的“副部级大学”!所以在高校管理体系的维度上,现在比80年代大大后退了。
发展压倒了改革
经济观察报:有一次去采访刘道玉,他说90年代以后的教育只有发展,没有改革,发展压倒了改革。
杨东平: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发展大于改革”,第二个特点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那就是说,如果说90年代也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让学校搞经营创收,或者说是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模式。
经济观察报:让学校去创收,就是政府推卸、放弃责任。
杨东平:90年代以来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招生数,2006年比1998年差不多增加了五倍左右,可是教育投入一直徘徊在2%-3%之间,没有明显改变,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1993年提出的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很多外国人很惊奇,很羡慕,政府又不花钱,还能让教育大发展。其实这经验是没法学的,就是靠老百姓掏钱,靠银行贷款。关键是,虽然教育实现了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等——为代价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当然,对教育的损害不仅仅来自于经济,也来自于官场。教育行政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股力量造成了对学校教育品质的伤害。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学校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官场。
杨东平:今天的学校,同时运行着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官场的、市场的和教育的。
经济观察报:权力和金钱结盟了。
杨东平:“择校生”、“择校费”制度,明确地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制度化、合法化,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教育机会。我相信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在过去是为人所不耻的,择校收费在90年代初是偷偷摸摸,不能上台面的。后来就认为,既然有这个需求,“愿打愿挨”,所谓的市场规则,还不如让它存在,干脆把它合法化。首先从高中收“择校费”开始。理论上义务教育阶段是禁止择校的,因为连学杂费都免了,怎么还能高额收费。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普遍地在收 “择校生”;而且因为没有规范,更加肆无忌惮,如北京市小学的择校费要高于高中。对这样大面积出现的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这样大规模、赤裸裸的钱学交易,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是非常可悲的。2008年媒体揭露的一例,北京市中关村三小收取择校费过亿元!难道民办学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公办学校就可以公开的大规模的赤裸裸的以盈利为目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