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诉，为了明天的事业，我选择了法与忍 湖北黄石
我希我的发明创造能给人类带来幸福，我不希望我的冤案将会震惊世界，我们一家三口无辜被打伤，其中我本人被打成重伤终身致残（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三次住院，并已做开颅手术。为讨还公道反而二次含冤入狱达三年半之多，就因对方是当地出了名的黑道头子，又买通了与他们家有世交的原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吴大国作保护伞。为维护和谐社会，受害人胡祥裕请求胡锦涛主席、温家保总理对此案作出批示。
含冤十三年，我拿着公安部的批文却不敢进公检法的大门。（附公安部处理来访信、公安部处理来访信-湖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函）
又由吴大国幕后指使的韩老师、政府官员及黑道合谋的谋杀我儿子未遂，后又将我儿子赶出校门。当时儿子差一点被打死，致今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们为阻止我进京告发他们又指使公检、法及社区人员近百人对我非法监禁，非法拘禁达一个多月直到逼我“犯罪”判我三年徒刑。这是此案第二次判我徒行。
因此案引发的另一起活人体实验的受害案，是武汉同济医院将我(胡祥裕)作为活人体做了开颅手术实验，主刀人陈经草为进升博士或副教授学位。在没有全面科学确诊病情的情况下给我做了开颅手术。我和我姐姐同时在“中间人”（同济医院的医生）的家中，“中间人”讲了这样一句话“他正差一例这样的手术”。
我的二项开创性发明专利的申请已由国家专利局受理，这二项专利的发明、设计、构思是在监狱里完成的，还有部分草图（附受理通知书、说明书附后）
一位正直的分局纪委书记，在接手我的案子后，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中途被他人接管，并被撤职回家乡吃老米。
现在我们的房子已卖，还了部分债务，还久数万元，妻子已和我离婚
涉及此案的官员之多、官位之高，我在满刑前因写了伸诉，差一点就出不来了。我回家后公安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多次设计圈套逼、搔扰急怒我再次“犯罪”，我只好忍辱受屈。又多次派黑道进行间接威胁，其中一人是和我一个监狱出来的。
我被判刑后，我在杭州满陇桂雨公园的精制工艺品，全木结构仿古马车价值在五十万左右，被杭州市园文局转走。（附马车照片）。
社区主任及办事员拿着我的像片四处宣扬：“你们认识此人吗？他要拿炸药去炸天安门”。
请看我的血泪诉……
血 泪 诉
95年6月我应邀参加了中国首届青年发明博览会。团中央丁团委对我的小发明表示赞赏，并为我免费提供了参展展位。后又与北京一厂家鉴订了合作开发专利产品的协议。7月9日回黄石。
95年7月16日晚7点40分左右，有二小孩打架，后有一个1.75米左右的大人去打其中一小孩，我带着打包不平的心理去阻止。不料被打的是我自己的小孩。我骂了这个年青人几句。过了一会董和平一家男女七、八个冲上前来，首先是董和平的妻子打了我一巴掌，随后董的妹夫、姐夫、外甥一起打我一个，董的姐姐、姝妹和他妻子打我妻子一个，我当时被打昏死过去，旁人将我二次扶起二次又昏倒。有七八处伤流血，后被送住医院，到医院后又一次昏死过去，经抢救才检回一条命。妻子也是遍体鳞伤昏例在地。（附伤情鉴定几份）
当晚董和平又叫来六辆面的黑道打手约三十多人将我们家团团包围，扬言要将我们一家打死，旁人告诉他人在医院抢救，他才离开。他又到医院威胁医生不准收我住院，值班医生都不敢收我住院，后来是找我们家的老邻居他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在第二天下午才送我到住院部。在住院部的第三天有人有意将我的输液消炎掉针停了一天，第二天的护士问我们：“为什么作天的掉针不打”，我妻子说：“我们昨天去找了他们护士他们都不理”，后查清一护士是董和平的亲戚。几天后董和平带人到医院找到收我住院的医生扬言要打废他，后在医院和其他医生的劝阻下他才暂时放过他。董和平讲：“我今天放了你，你马上去告诉他叫他马上出院，否则我就废了你等等。董又几次带人到我们家上门威胁说：“他再不出院我就去打死他等等”。炎热的夏天鼻子、手肘关节多处还在化脓，医生停止给我用药并要我出院，我只好被迫出院。
的姐夫是吴大国在华新水泥厂的小车司机，董和平的姐姐在黄石康赛集团公司贪污一百多万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脏款照拿。
我妻子是康赛职工，我们住的是康赛的楼房，康赛负责管理楼房水电的中层干部有意多收我们家的水电费，我拿着收据和实际水电用量去找过他们几次，他们说不出理由，说让人去再查，可是他们不但不查反而再次加收。当时因被打花去的医疗费用近万元，我又没有分文收入，妻子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元左右，几年时间他们先后多收我们的水电费达千元之多。
我在华新水泥厂下属丰业公司，拿病劳保工资（只有130元），公司将我的工资全部交了社保基金，我买断工零后，他们归还给我的社保基金收据是2千多元，而我实际负出的病劳保工资总金额是5千元左右相差2千多元。我在华新水泥厂医院看病的医药费达一千多元不给我报销。
因被打伤病未全愈，被黑道及医生等逼迫出院，鼻子、手时关节化脓又相继在医院就诊达半年。导致鼻子形成囊肿至今无法全愈，经常化脓。为检查脑脊液鼻漏，第二次住院，当时的医疗费达5千4百多元，可派出所有意将我的医药费收据丢了3千多元。
因脑震荡后遗症，脑脊液鼻漏，导致长期头痛、头昏，眼睛间断性失明直到现在，96年在同济医院专家门诊断为一过性黑蒙。被打心脏经常心较痛，心慌，有时剧痛不能动。经常触筋，不能行走，有时生活难以自理。董和平收买或胁迫当时的主治医生方胜隐满了我的关键重伤伤情，当时市中法法医和我一起去医院查看住院原始病历时讲：“有人把病历抽掉和换页了”。公检法的主管法医都在吴大国的手掌之中，使多处重伤和轻伤伤情，不能被签定为重伤。右边后脑10㎝2的血肿是在最后一次省高法，法医所认定，但同时区检刘建勋将我在武汉同济医院的病历长期强行扣压直到现在，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不让我的重伤成立。（附病历收据）。
原黄石市公安局局长赵仕飞，后来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在我的投诉书上签字“由我亲自督办此案”，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所长柯鸣讲：“此案不能作为普通的民事案件来处理，也不能作为普通的治安案件来处理，要着重打击这些坏家伙”可最终未能落实。我先后到市公检，法、人大、市政府、市政法等部门投诉，要求立案达上百次，医药费分文不付，反而变本加利，用粪尿，垃圾倒在我家阳台窗台上，炎热的夏天窗户不能打开，可是蛆还是以窗户间隙爬进房内，我妻子冲了他们接着又倒，每天有四、五个黑道帮凶围着我们家的前后转威胁、恐吓。晚上持续到12点多，我们半夜起来上卫生间都不敢开灯。我到派出所找所长柯鸣投诉先后达几十次，柯鸣讲：“你到董和平家去把他叫来，我就马上跟你们处理”，我要他写个字据给我，他却说：“那我可不能写”。
后我请了律师，付了500元律师费，律师卢浩接了我的案子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对我讲：“你这案子很难办，董和平凶的狠，他带人到我们这里来只吼，我到是不怕他，我看你还是不告的好，能私了最好等等”。就这样不了了之，钱也不退。
96年4月我到北京公安部访办，信访办给了我批文带回黄石，派出所的处理结果是各治各的伤病，各自，自付医疗费用，刚一调解完，我们都在一起，董和平的哥哥当时在场，当场邀请负责的干警徐永江和某局长到某大酒店喝酒。董和平等黑道仍然还是对我们威胁、恐吓，到粪尿。97年2月派出所干警冯剑武草写了一份调解书，字迹了草，他们是和我的对案一起拟草的，要我回避。冯剑武拿出调解书说：“你看一看签字”，我刚看了几行字，冯剑武就从我手上拿走了调书说：“怎样；签字吧！”“我还没看清楚，你是否能念一念”，我回答。他只念了调解书的一半。他接着问我：“是不是同意，同意就签字”。我拿着调解书还想再看一看，冯剑武和其他二位干警异口同声的讲，你只看你的，别人的你不管，签字吧！接着冯剑武就抓住我的手在调解书上按了手印。不久从派出所内部传出董和平送了冯剑武一台空调。再后来冯剑武又单独更改了调解书上的内容“名字”（附调解书）
有一天所长柯鸣叫市局信访办的干警请到派出所来，在打电话给他们时讲：“你们平时只听到胡祥裕的投诉，今天你们来听一听董和平的设诉”。董和平和他的姐姐在派出所等候。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到市局信办去投诉呢？为什么要所长安排到派出所来设诉呢？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当然是有人告诉了我我才去的。
96年黄石市市政公司职工（大学生）出资和我一起开发我的专利产品，产品已试制成功因没有资金周转而放弃，我因治伤病将他投入的资金用了5千多元。我们经常用电饭饱煮面条，有时连油都没有，孩子吃多了，有时一连几餐不吃就上学去。都是为人父母你们对此有何感受呢？我又因被打后遗症经常卧床不能起，又无钱医治。董和平等人经常将粪尿倒在我家门前后。当时我不知道吴大国是本案的幕后总指挥，我曾前后二次给吴大国写信请求他以市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出面制止这些卑鄙行为，可是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一次比一次卑鄙，恶劣。
为了躲避董和平等黑道的威胁，97年3月我只好一个人在外租居。为求生存我只好带着伤病做了一辆伤古木马车，因脑震荡后遗症，靠吃去痛片维持做活，做一小时要歇二个小时，做一天要歇二天。还有我以前自己设计亲手制作的一台多功能木工机床帮助，到98年2月份我的后遗症加重而无法再继续做活，马车未完工。靠双拐行走,有时生活不能自理，经常是一、二天睡在床上没饭吃。房东曾扶着我到市局投诉。
97年-98年我经常回家看孩子，有一次儿子对我讲：“上午有二个身得很整齐的人来找你，我说你不在家他们就走了，下午我到黄建那边同学家去玩时，在同学家门口看见董和平带一伙人堵在路口，我就调头跑到黄建那边翻墙跑回了家”。事后我跟吴大国写了信，他的秘书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房东家的电话）问：“你是胡祥裕吗？”“我是，你是谁”我回答。他接着讲：“我是他的秘书”。“求你们是否能够帮忙查处此案”我讲。他讲：“我们准备去查，但我们是政府机构”秘书讲完就挂断了电话。不久他们派黑道到我的租居处。当时我记下了此人的车牌号。在98年7月公安分局的一次会议上我讲了这件事，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市局汪督察长说：“人是我派去的，我当时找不到你的人”。当我做完开颅手术立案后我到市局去找汪督察长时他说：“我是叫分局王政委（王晓春）派人去的具体情况你去问他。我又找到王政委他讲：“我当时不在分局”。
我从96年至98年7月我先后在武汉同济和附属协和医院看专家门诊多次。98年7月3日在同济医院拍的CT片认定了鼻漏漏口的位置（附CT报告），当时我是看耳鼻喉科专家门诊高起学教授。他当时讲：“从鼻子外开刀，先切除囊肿、再查找鼻漏漏口处”。后确定在同济医院住院做手术。当我住进医院后，中间人把我的病情病历转给了另一医生陈劲草的手上。我和我姐姐同时在中间人的家中时他拿着CT片自言自语的讲：“我怎么没看出漏破口呢？（她是同济医院阅片师），他正决一例这样的手术”。当时我不知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知她所指的“他”是谁。当我住进病房后我才见到东劲草。中间人告诉我说：“是作开颅手术”，我当时就不同意，我讲：“我以后还要做木匠活”，后中间人又和我姐姐一起给我作工作，我姐姐讲：“别人好不容易帮忙找的医生，再说好多人都作过开颅手术”。中间人讲：“这是一个机会，好多人做过几次开颅手术”。等等，听他讲我当时只当他是全国最高明的医生，是不轻易和别人做手术的，认为他已确诊了鼻漏漏口位置。但我还是不想做开颅手术。手术前我在住院部住了6天左右，我先后三次到该医院找高起学教授，手术的头一天我还到门诊住院部去找过高起学教授，都说他出差没有回来。我想只要能把病治好，我就唯心的同意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前我和我姐姐同在陈劲草的办公室内我只问了一句话，我做了手术后还能做木工活吗？陈劲草讲：“可以，没问题”。
手术做完后陈劲草就将我的CT片消毁，目的何在请专家分析。我在出院时和中间人碰面，我朝她笑着点头，她却低头不语，我当时感到不解。我的鼻漏并没有治好和以往一样经常有清水流出。现在的高科技及专家是可以确诊查出我的鼻漏的，可是我到哪里去拿这些钱呢？就是查出来了又有哪个法律部门能为我主持公道呢？
出院后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鉴定为重伤。黄石市原石灰窑已检察院来人到我家讲：“我们今天来看看你，你这案子很多证据材料都没有。你想如何了结此案呢？”“公事公办吧！你们认为怎么了结才好呢？”我回答。他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前后只说了几句他们就走了。
99年元月15号张忠民等二名干警到我的租居处，他半开玩笑的讲：“胡祥裕啊你还没死啊！”我问张忠民：“听说市里的头子播手了此案”，张忠民说：“你说的那是吴大国，那是好早的事了，整个市局都知道，怎么？你还不知道，那是公开的秘密”。
99年元月17日市人大代表大会在我市海观山，文化宫举行，我写了控诉书，向人大代表投诉，公安干警几十人，先是威胁讲：“你是不想活了”，我继续向人大代表投诉，后来他们开始是拉扯，再将我团团围住用脚踢。有几个人大代表出面讲：“你们这样做要不得，向人大代表投诉是公民的权利。这样他们材松开，当时市公安局和分局王晓春政委都在旁指使。
当晚卢有生干警和他的司机一起到我家来说：“董和平是检察院不批捕，对于起诉你为被告的事是检察院要我搞的，董和平是轻伤”。我讲：“董和平的轻伤是假的，都是公安局一手捏造的，你们和检察院合谋作假，我要是去上告你们就要将我致于死地”。卢有生非常激动的讲：“胡祥裕啊！你不知道呀！有很多事我不能和你讲，我们要这样办市局上面的头要我们那样办，上面的压力大我们顶不住”。我讲：“那你们就搞假，你说是检察也好，市局也好我都找不着起诉书是你们写的”。卢有生加大声音说：“不错是我写的，他妈的检察院要我们把你的材料搞上去，要捕一起捕。再说吴大国底到检察院要放董和平，他们不下逮捕令，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吴大国要检察院把你的材料搞上去，否则就不受理，不接案子，我们送去二次都打转了。董和平是检察院取的保，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另外提个方案看你是否能接受，按三万元一次性了结，如果同意，我马上和你解决”。我没有答应，他就走了。
98年12月23号我到区检察院刘建勋的办公室他讲：“你和董和平同时都是被告”。我问：“凭什么把我作被告呢？”刘答：“这事你去问公安部门，是他们起诉上来的，我们按法律办事”，我说：“我告董和平已有三、四年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向法院、公安检察院来起诉我，这是因为董知道自己的轻伤是假的，不敢拿到桌子面上来”。刘又说：“你说一说你们那天发生的事讲一片，我作一个笔录”。我讲了一片，我又接着讲公安部门作假案袒护董和平的事他不写，说：“这我管不着，你别讲了”。他又把我作被告我就拒绝签字。刘大吼起来，拍桌子，你早说不签字，我就不写了。我说：“董和平的轻伤是假的我曾在公安部门多次提出重新鉴定，现在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的职责是公安或法院的不正确的，不公证的或假的东西给检查出来并改正，可是你们明知是假的还要继续去做假”。刘答：“这不是你能管得了的事”。我不签字，我答。刘说：“你签不签字我们照样起诉，照样逮捕”。刘又拿出董和平的材料说：“这就是董和平轻伤的证据材料”。刘拿一张大约3寸见方的X光片说：“这就是他掌骨骨折的片子”。我当时说：“董和平的所有材料原来在陈家湾派出所就掉了。当时徐永江干警在处理时拿出来的是照相机照的照片，根本就没有什么X光片”，“不错，是我亲自带董和平去拍的片子”刘答。后又拿出法医鉴定书二张给我看，我看了一下，我说：“这年月日是经过涂改的，两张都是同一个字”。刘看后哑口无言，刘又说：“你是否愿意作调解”。“我不同意调解”我回答。
99年元月底，在市下陆区公安局工作的三哥和二姐到我租居的地方来和我作工作要我私了，开始我不同意私了他们给谈了近两个小时，归根结底就是三哥在公安局上级的压力（吴大国主管公、检、法）我二姐跟我说好话，最后我只好被迫答应了。我姐姐说：“检察院刘建勋讲，你把你的医药费及损失等算好和他们一起面对面的谈，该赔多少赔多少”。
按事先预约我和我姐姐到区检。刘建勋的办公室只有刘在，对方根本没人来。刘讲：“我们先谈一谈有个普，他们今天没来，你们先谈一谈，看是怎么算”。我将所有的事实根据一笔一笔的讲给他听，他没表示异议，总计共12万左右。刘马上把脸一翻说：“这不可能，胡祥裕我直接告诉你吧，顶多赔你三万，而且这一次还拿不出这么多钱”。我说；“是你叫我算的，他们为什么不来当面算呢？”刘说：“不必算，你答应就赔三万，不答应，你们同是被告，一同起诉。答应私了我就写个调解书一次性了结，不能再告，就连公安部门的事也不能再告了。我看你还是私了的好。”
99年3月8日我到区检找刘建勋问：“关于董和平是那个部门取保的”，刘答：“是公安局取的保，取保期为一年。”我问：“现在为什么还不起诉？”刘答：“董和平要求对你的重伤重作签定” 。“那董和平的轻伤我也要求重作鉴定”我要求。刘答：“可以我一同拿上去重作”。可最终由刘建勋亲手为董和平伪造的假轻伤没有重作鉴定，并以此将我作被告起诉。前面我已讲过他们一家是四个打我一个，我连招架都来不极，董和平的轻伤从何而来。
99年3月15日我前后几次到市检察院受理处控审部门请求刘国民受理控告柯鸣等的违法行为的材料，而刘国民不看材料拒绝受理，我要去楼上找有关领导，他又强行阻拦，后来有一天我直接到楼上打到了江华检察长向他讲明了理由，江华叫我再到一楼找刘国民。刘国民叫我到区检找程平（区检察长），我到区检找到了程平讲明了事由，他讲：“就算你控告柯鸣的都是事实又怎样呢？那是你单方面之词”。我答说：“是的，我有证据材料，你们可以去做调查”。陈平讲：“调查，调查什么，你非要我收你的材料可以，我收了也是搁在那里”。
柯鸣提为（分局副局长）他曾在98年12月份分局楼上和我姐姐谈了他在本案的苦衷，柯鸣讲：“你是他姐姐，你只知道表面的事，你不知内幕，当然有此事情我是没有处理好，对不起，我也是上面的压力没办法而为之。最主要是吴大国，事件一开始吴大国就插手此案，现在整个市局上下都知道”等等。他嘱咐我姐姐说：“你千万不要跟你弟弟讲”。
我有一本同济医院的门诊病历，记载了从96年至98年开刀做开颅手术的，前后近十次的专家门诊对本人病情伤情，后遗症，并发症的诊断结果。这本病历是我姐姐交给卢有生的（附收条证据一份），卢有生把病历交给了刘建勋，后刘建勋将病历扣压，隐满病情证据直到现在，我找他要过几次他不给，他们没有把我的这本病历送到省法医鉴定处。
99年6月7日我到区检，刘建勋讲：“法医鉴定下来了你属轻伤”。我问是否能将法医鉴定给我一份呢？刘答：“那不行，这是法律规定”。我问：“哪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呢？你是对我重作的法医鉴定，我是当事人，怎么不给我呢？那我怎样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刘说：“你可以去告啊”，我气愤的讲：“你们公安局、检察院合谋制造的为证，为董和平制作假轻伤，又隐满我的重伤伤情，否定我的重伤，你们合谋制造冤案”。刘答：“是的你既然知道，那你还告什么呢”？
99年6月10日区法通知我去拿起诉书，我去后他们要我签字，我讲先看一看，当我看完后我气得发抖，我没有签字，他们不给我起诉书，闫庭长大吼着讲：“起诉书是检察院送来的”。我气不过和他争吵了几句就走了。为此我到北京中纪委信访办上访，控告当地官匪勾结，警匪勾结，合谋残害无辜的，已被打成重伤的受害人，肇事者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加害诬陷受害人，治受害人的罪，为此特向中央中纪委提出申请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以示谴责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吴大国为首的地方黑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洗刷自己几年来所遭受的种种侮辱和耻辱。同时携带了自焚的火药约7克左右。
我回黄石后就被公安局强行关押，家里不知我的真实情况，地方公安和官方在外面大势制造舆论，说我是去炸天安门被逮捕的，我家里请了律师，律师和官方串通一气编造假话骗我姐姐，我姐姐吓得大病一场，我姐姐只好一切听从他们的安排。律师告诉我说：“你姐姐为了你病倒了，叫你一切听我的，好好配合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管你了，要想出去怕是难了”。我也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开庭前庭长闫新庭去监狱试探我说：“胡祥裕啊！你还好吧”我回答说：“对不起，闫庭长那次和你争吵，我是针对检察院刘建勋的，希望你不要计较”。“你是怎么想的，打算怎么了结啊？”庭长问。我回答说：“听庭长的安排”，“你想不想出去阿？”闫庭长问，我回答说：“想出去！”“你要好好的配合我们，不要瞎说等等”庭长答。
律师第二次到监狱去说：“闫庭长说你的态度还不错。我要出一次差，由小陈负责出庭，你要好好配合小陈，在法庭上不要乱来，不要跟检察院公诉人争”。
开庭的那天，我先是在监押室，出庭时我将外套脱下，起诉书，答辨状都在外套的口袋里，开始答辨时我才想起来，我请求审判长，我去拿起诉书，法警在我的后面大声吼着说拿什么，拿！不准拿。我再次请求审判长说“叫我妻子去拿，然而法警堵在监押室门口，不让我妻子进去拿。我和董和平同是被告。在整过庭审过程那是不言而喻了，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时我家里只有三个人，听众席上大多数是董和平家的人，总黄约四十人，只要我讲对董和平及官方不利的证言证词时，听众席上就大声起哄、宣哗、就好像是万人的批斗会场，跟本不让我讲实情，庭审完后，他们将笔录给我签字“要快一点马上走”，法警讲。我不敢看一眼就签了字。
2000年元月小陈律师到监狱和我谈民事赔偿的事，我讲：“我的重伤鉴定重作的问题，结论还没下来，怎么赔法呢？”小陈讲:“法院非要作调解，暂时按轻伤赔偿”。鉴定没下来我不同意，我回答。小陈讲：“有些事情我不能跟你讲，你想取保可就难办了，看你现在的身体，再拖一段时间怕是命都难保，我看你还是保命再说”。我说：“我一分钱不要行不行”。你不要钱同样不会让你取保。小陈答。就这样他们以董和平的假轻伤判我5个月徒刑、关押6个多月。取保前闫庭长到监狱去问我：“你打算怎么样，你现在想讲什么”。我知道我不该讲其他人的事情，不该连累他人，我出去后不再告了。我现在的身体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放我一条生路吧？我回答，闫庭长讲：“这是你讲的啊”。
我被关押判刑后出狱才看到这份法医鉴定,而结论是脑脊液鼻漏诊断依据不足。这里是特指武汉同济医院在没有确诊我的鼻漏的诊断结果而给我做了开颅手术。并没有在法医鉴定的结论上给我下一个“胡祥裕所受伤情属轻伤的结论”。他当时不给我法医鉴定书就是不让我知道真实情况。将我强行关押判刑。
我在没有做开颅手术前的96年至97年先后二次到武汉同济、协和医院的法医鉴处去咨询，并将病情证明证件给他们看过，他们告诉我说：“只要有三处轻就可鉴定为重伤，你这上面的伤情已是三处轻伤偏重”，我讲：“还有一处重伤伤情被隐满”。他又接着讲：“你个人拿来的，我们不受理，要当地法律部门的委托书我们才能受理，否则不具法律效力，我只能讲这么多”。
我们要求重作法医鉴定，是我市中法出面委托省高法重作的法医鉴定，结论任是脑脊液鼻漏依据不足，并没有下轻伤的结论。以上两次的法医鉴定可以证明，他们花重金并以权势（此案涉及省级高官）所作的法医鉴定仍然没有否定我的重伤而下轻伤的结论。这是因为法医知道我的整过伤情的严重性。如果他们下轻伤的结论，他们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谋杀我儿子未遂，为阻止我进京告发他们，他们合谋将我判刑三年
本人已终身至残，无法丛事体力劳动和其它正常的工作，为了生存2000年11月，我带着我已做好的工艺品仿古木马车照片，在杭州满陇桂雨公园签订了一份合同，甲方（公园）乙方（胡祥裕），甲方同意乙方马车放在该公园内给顾客作背景照像，乙方可按规定收费，乙方不交场地费及其它任何费用。现在我简单的对该马车作一个介绍：这辆马车长3.2米、高2.8米、宽1.7米，全木结构，整个马车从轮子到车顶不同一颗铁钉，不用金属作连接件，有木制弹簧板抗颠震效果特别好，制作精细，工艺复杂，可用真马拉着跑，可行程千里而不破损。我当时是以工艺品的要求按野外奔跑强度设计制作的，为了生存当着工具求饭吃，在杭州一年致少有万人次在马车上留下了难忘的照片。在杭州做大生意的老板出二十万，三十万要我卖我都没卖。(附马车照片)
2001年元月份我准备起程去杭州，小孩学校的班主任韩老师（女）第一次来到我们家，谈及我的案子的事，叫我不要去杭州，我对他讲：“对于案子的事你可能不清楚，你是好心我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不要管这些事，免得以后惹麻烦”。我怕儿子在学校出事，我买了几条大鱼分别送给了三位老师。其中有班主任韩老师。2001年11月份，我妻子打电话到杭州去给我讲：“儿子在学校差一点被打死”，我问：“为什么”，“他的同班同学说胡凯多嘴，用凳子砸在他头上，当时昏倒”妻子回答。我当时只当是小孩子打架，我一时又走不开，到2001年12月底回湖北黄石。
我到学校去了解一些情况，首先我找了班主任韩老师，他讲：“那节课是物理课，某某女老师。我在教务室，是其他的学生来叫我去的，我找到这位老师问当时的情况，她讲：“那天是我带课，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的，你的胡凯可凶哪，他冲上去要打某某某同学，是其他同学扯住了胡凯”，可她只字不提胡凯被凳子砸昏倒的事。后我又找了韩老师，谈了其它的事，后又谈到胡凯被打的事，我说：“听说那个同学比胡凯要高出一个头，就为了一句话用凳子砸，他不用凳子完全可以打胡凯有多余的”，韩老师当时带着激动的情绪讲：“是啊！我在窗外喊，叫他不要砸，可他不听还是砸了”，我当时不解的朝她望了一会，韩老师似乎明白过来了，过一会儿她的脸色就变了，她知道自己说走了嘴。本来小孩子打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一句话，就下这么狠的手，这不是一般小孩敢做的事。再说韩老师为什么前后两次的话不对口，物理老师为什么只字不提胡侃被打的经过，反而说胡侃多么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儿子讲：“打我的某某同学和别人吵架，我说，你又吵不赢别人，顶搞个么事吗？他就用凳子砸我的头”。这里还有更巧的事，只有此案的最终结果，目前我不能讲。
过了几天后班主任韩老师，在上课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叫胡凯说：“你回去，从现在起你不要再来学校上课了”。我儿子胡凯就这样被赶出了学校。当时正是初中最后学期就要中考，我只好将儿子转到大冶具灵乡镇中学借读，后又加上我被判刑，儿子未能考上高中，胡凯在班上的综合成绩是上中等，数学是班里前几名。我儿子的学业就这样被毁掉。
2002年罗干委员长在全国政法会议的讲话：“要重严打击黑势力及黑势力保护伞”。我向市政法写了控告状，控告吴大国等担护黑势力及指使公、检、法合谋制造冤案等等。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市政法委看后受理了此案。几天后告诉我讲：“我们已批示查办，并已转市检察院立案查处”。我几次找市检察院问了案子的情况，开始他们都讲不知道，后又叫我等，再后来讲不予立案。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立案。所有证据具全，我去十几次，”最后讲：“你等着，我们去查”叫我作了一个笔录。
当晚，在我儿子的房间那边有人用砖头连砸三砖头，因外面的钢网拦住了砖头，只有一个砖头落在阳台上，当时儿子在做功课灯是开着的，只要有一砖头砸在儿子的头上那还有命吗？当我跑过去打开阳台的门，早已不见人影了。我们家住一楼。
2002年3月19号我拿几张控诉书在我市文化宫门前，与另一起受害案的家属一起，她将自己的控诉书发给围观者后又将我的控诉发给了围观者。后到一复印点去印复，有三名穿便衣的公安人员冲进来把我打倒在地用脚踢，后叫来一辆“面的”强行将我推进“面的”，我及力反抗有一名公安用肩膀猛击我右胁骨，当时被击一声响我就昏迷了，（右胁骨当时可能被打断）。我醒来问：“你们凭什么抓我”，“你这是扰乱治安”他们回答。我讲：“我什么都没做啊”，我们在摄像机里看得清清楚等等。他们回答，我讲：“就算我发了控诉书我也不违法，我的冤无处伸啊！，”你到所里去讲吧“他回答，从这天起除了社区吕大信主任每天到我家来守着我外，另外曾加十几人围在我家前后门周围，只要我一出门就有几个跟在我的前后，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混的人，有的直接告诉我讲：”你不要走远了，不要跟我们为难，增加麻烦，否则你会吃亏的等等，威胁我，还有“卖粉”的小姐，公安的人就跟在外围。他们是以我到中央中纪委告状这件事为名，以组织名义行使个人阴谋，掩盖罪行。这主要是吴大国的官位之高根之深。
2002年3月24日，我起程到希水火车站，他们强行阻难不成就跟我一起上了中巴车，有二名公安，四名社区人员，在去希水的途中被市公安局的警车拦住逼我下车。车主要他们付钱，他们不给还对车主行凶，我不忍心让车主因我而受损失，我就把所有人的车费付给了车主共25元（车主只收这么多）。回黄石后他们将我关押在街道办事处的一间小房内，外面是公安和社区共计几十人看守。到下午三点多钟由公安及区法院、区人大的人来问我到北京去的目的，我讲：“我要到国家文物局去，再要去上访”，他们讲：“要派公安人员和你一起到北京”。当时我只好被迫答应，我怕被强行关押。到下午五点多钟他们才放我回家。第二天被打胁骨疼痛难忍无法远程。
当晚他们搞来一辆没牌照的报废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前，从3月19日起第天几十人次进入我家进行骚扰，每天从早到晚12点左右由社区主任万某发动本大院的住户及社区人员到我们家来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何必想不开呢？等等。有的知道真相也不敢说真话，不知真相的人以为是我要闹事。没有人同情我的遭遇，没有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到了半夜我们起来上厕所时他们就打开车灯直逼我家厕所窗户，并按喇叭。当我们睡着了他们三不时的按喇叭把我们从梦中惊醒，白天我去吃早点、买菜等他们就跟在我的前后，那些“卖粉”的小姐故意贴在我的臂膀上。我妻子半夜发唠骚说：“象这样我们怎么活命哪”。持续了几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可又走不出他们的重包围。过去还有击鼓鸣冤的地方，可现在他们连门都不让你出，你敢动他们一个手指头，他们就有借口治你的罪。那天晚上我的精神彻底的崩溃，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拿起家伙就把车给砸了，当时我以为车子内有人，我砸了几下看没人，心想没人我就多砸几下，当我回到家里睡下冷静一起，上了他们的圈套。
2002年我在黄石市看守所关押期间，看过报纸上登载了，原黄石市西塞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柯鸣、西塞山区法院刑庭庭长闫新庭因袒护黑势力作假案都被被判刑。同时有一份黑势力团伙起诉的起诉书，共计九十多人。我在起诉书上看到其中一个是董和平在逃。因把真枪借给别人制造了一起重伤案件，这里我要讲的是当我砸车被刑侦支队问讯时，支队长姜某讲：“我们一直在抓捕董和平，而实际上董和平每天都在家，而且天天都从刑侦支队门前过，就在我砸车前的近十天，我曾先后三次在吃早点的地方看见董和平，同时，公安的很多人都在我旁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董和平已被通缉。2002年12月份董和平去黄石监狱看望他的好友周某。整过黄石市公、检、法有几个不认识董和平的呢？可起诉书上的在逃通缉犯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毫不隐藏。
一审是秘密开庭的就连我家里的人一个也没来，没有通知我家里，也没有请律师，等到庭审结束后他们再打电话叫我妻子来，除了法警外没有一个听众。检察院的检察官是一未婚女子，他在法庭上说话多次带脏话，当我说：“你们这是一次阴谋，是吴大国在幕后指挥，杨丽霞她阻止我说：“你不要狗扯羊腿，这是这跟吴大国有什么关系等等，并用手指着我就像泼妇骂街。以审判长和赔审员全都是女的，她们跟本不讲审判程序，不准我提其他人的阴谋。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人（男）坐在辨护人的位置上，将辨护人的牌子放倒，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作了简单的记录。就这样我被判三年徒刑。
二审我家里为我请了律师。律师告诉我他们是我叔伯的亲侄儿在本市司法局办公室的副主任胡继达请的。按说是完全可以判不了我刑的，谁知他为了升官发财，让律师套取我的想法和贪官们合谋，将我出卖，结果是维持原判。他现在是办公室主任。
在1999年第一次判我刑时公诉人是刘建勋、杨丽霞，开庭前刘建勋没有去监狱提审，出庭的是刘建勋。2002年第二次判刑前刘丽霞到监狱提审时告诉我：“我叫杨丽霞，是检察院的还有一位是刘建勋他有事没来”。当时我没想起杨丽霞也是第一次判刑的公诉人，因她当时没出庭。我向她提出刘建勋是我第一次冤案公诉人，是我控告的对向，请求换人。可是起诉书上的公诉人，仍然是刘建勋和杨丽霞。
二审结案后我就要求去沙洋的监狱或农场，我知道要在黄石监狱是难逃一死，可是地
方非要将我送往本地监狱。到了黄石市监狱后两位医生对我进行了体检，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废人，还有可能要人招扶，就不愿收。送我到监狱来的两位干警一位姓余，一位姓袁，姓余的在外面讲了：“他是政治问题等等”。来回几次监狱仍然不收。后姓袁的讲：“你装，你再装我就把你带回去整死你”。监狱干部之间商量了几个小时，最答应我暂时收下，在黄石监狱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对我进行拆磨，在冰冻下雪天，白天我不能走队列就要我站在没有太阳的背阳面，一站就是3-4小时不准动一下，晚上鹅毛大雪要我站在凉台上背监规，每天站到半夜12点左右，不准走动和下蹬，大风雪经常将我的衣服打湿。一位姓黄的干部（队长）亲手区打我差一点被他打死。当晚我的鼻子、耳朵都流了不少的水。“贩子”们称他是“黄铁掌”。他们把我快要折磨得快死了的时候，再把我送往沙洋监狱。从大的驱势看是，好多犯人通过关系花数万元，从沙洋监狱或农场调到黄石监狱，而我当初要去沙洋，大家现在就清楚了。没有吴大国这样的大官在背后指使是不会这样的。我一进监狱他们就叫犯人把我的判决书，起诉书等全部拿走并直接告诉我不准上告伸诉。还有很多再此不便多讲。
说到要送我到沙洋我感到庆幸，总算逃脱了虎口，可又有不幸，不幸的是我刚在黄石监狱过了“五关”现在又要到沙洋再过一次“五关”，在这里我又和别人不同的是我是已做了开颅手术，并还有脑震荡后遗症等重伤伤情，还有“政治问题”等多重难关要过。当然比别人受的痛苦要多一些，还有一层不能经公的第三重。刚下车间时完不成任务，罚站到半夜2点左右，晕倒过几次，我们所做的活不是很重，就是时间太长，每天要做十四至十六个小时，在漫长的岁月里最难熬的是带着重伤后遗症等伤病，不能医治还得做活，多少年来长期头痛从未停止过，每天24小时的疼痛只有轻得之分。开始干部给我去痛片止痛维持做活，到后来他们不给我去痛片，为此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和痛苦。因头痛，头昏完不成任务，晚上回到住处，别人睡觉，我还得罚站。鼻子先后几次大流量流水，也曾去过沙洋局医院看过一次，医生讲：“我们这里设备不全，无法检查脑脊液鼻漏”。后给开了一个病情证明。（附证明）
当时有一位姓陈的政教干部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要把自己往绝路上引”。他既是劝导和提醒，同时也是威胁。当然，这只能是我们俩人之间心里明白。当时我想这一次是难逃一死了，心想，如果含冤死在监狱太不值了，年轻时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的，可现实就象做梦一样，却已站在了阎王殿的大门口。后来干脆把心一横，阎王要收你，你也跑不掉，听天油命吧！为了解脱各种精神折磨和各种伤病后遗症，体罚给身体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我开始把思绪转移到我的事业上来。每天不管是做活，罚站、吃饭，我的脑子里就想着要设计的物体形状，要达到的某一目的的技术问题、构思大致、整体艺术形态等等。晚上别人看电视我就坐在床前画、算。我的基础知识差，同时又开始学数学，物理，不到12点我是不睡觉的，干部查夜我就躲在门旮旯里，有时也被干部发现。而实际上，我从进监狱的大门那天起我一直在设计，构思我想做的事，只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不得不暂停。为了搞到、画图工具，计算器，白纸等，我把家里寄给我的生活补养费节省下来，求干部在监狱外面给我购买，这些东西是来之不易的，那可是要比实际价格高出十倍左右的价钱才能搞到的。为了节省钱我和大家一样吃过死老鼠煮白菜，鱼不去鳃，不去鳞、不去肚和罗卜一起煮着吃，猪脚上的蹄子，毛不去和罗卜一起煮着吃。
当时我并没有想把我搞的东西去申请发明专利，原本是我一生的追求，爱好和理想，也是我一生所学手艺，技术的集成。这二项专利设及到实木古建筑，机械设计制造，机械传动，风能的转换，自然科学、艺术、利用植物治理环境污染，提供绿荫遮蔽等。我所讲这些不是炫耀自己有多少才能，只是表明一个人的本质。
他们在本案中将我作为“政治犯”的由来。涉及本案的政府官员吴大国等及公、检、法合谋制造这起冤案的执法者，他为了掩盖谋杀未遂的事实真向及设计图套逼我“犯罪”判我徒刑动机真向。他们将此案加以“政治”色彩，向上级呈报案情，篇造事实讲，他们查处了一起60多人的团伙企图到北京制造事端的大案。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的事实真向。
在我们黄石市的各种冤案，命案太多难以枚举。在长达十多年的上访，信访的道路上相互结识了很多受害人及受害者家属。本人在2002年判刑前的3月初去过姓易的家中两次。他是朝鲜战场的功臣，因中疯行走不便，他的二儿子没有犯罪，被公安机关的人活活打死。在他们家前后往来的共计7-8人，都是有冤无处伸的人，其中有一命案就涉及吴大国蔽护而无法伸冤的。案情在些不便序述。这些人当中有70多岁的老太婆和中疯的老人都想去北京上访，他（她）们邀集大家一起上访，是为了在途中互相照料，这就是实情。我刑满回家后，去过易家，易师傅讲：“有几个人写了对你的证明材料，是那些人，怎么写的我不清楚，反正他们要我写我是没有写的”。易师傅又解释讲：“你也不要责怪这些人，他们也是被逼的”。派出所卢有生当时对社区不明真向的人讲：“他们聚集了60多人要到北京去闹事”，为首的当然是指我了。他又在我家里讲了以上这些话，而实际上只有7-8个人。而我是一个人在去希水的途中被劫持的。
我在快满刑前写了伸诉状而差一点丢了性命，他们干部多次找茬，有意整我，打我，逼我反抗好至我于死地。那位曾经威胁过我的政教干部就打了我，还有其他的干部。“我想我的冤屈还没伸，要做的事还没做，也快熬出头了把命丢了划不来”，最终我只能是忍。他们也不敢太露骨，因为他们的所为是不能经“公”的，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仓天保右我九死一生，我活着出来了。
我在监狱出来前积攒了近一千元钱，我知道出来后的经济状况会更艰难。出来后在沙洋买了近四百元的低价衣服，在武汉买了近四百元的书。回家后，我回到妻子租居处，妻子告诉我，我走后家里的境况。我儿子因为被学校赶出来后在乡镇学校借读，再加上我被判刑而未能考上高中，年零小又无法做事。妻子的原单位康赛集团公司已倒闭，他是做几天歇天，有时连米也买不回，后来她听说有“低保产”补助，好多人家都已办理，我妻子到社区去询问申请办理低保，社区主任万某讲：“你的老公判刑坐牢，你想低保啊？”妻子只好含泪而归。我的原对案董和平为显示吴大国的余威和他自己在黑道上的势力，特意在我们家一墙之隔的邻居家开赌场，妻子为了儿子的安全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住，自己带着儿子到市交区租房住。同时也曾加了一百多元经济收入（差价）贴补费用。我走后不久，这位社区主任万某未经我家同意，连招呼也不打，就强行在我家窗外塔建车棚，接着其他人也跟着她塔建车棚。楼上八层的垃圾、屎等都丢在车棚瓦上堆满，炎热的夏天厨房，客厅窗户不能打开（附照片）直到我回家仍不恳折除。
我的灾难还在继续
我回家后因经济极剧困难，负债累累再加上以上种种原因只好卖掉房子，离开这个使我们受尽耻辱的大院。当买房的客户看了我们的房子后提出：“你要把你窗户外面的车棚折掉，我们就买”，前后有十几个客户都曾提出此事。为此我先后五、六次找万某（现在是社区书记）请求她拆掉棚子；万某开始讲，是她老公塔的车棚，要我们去找她老公，我和我妻子一起找到她家去，她的女儿在家说她的大人不在家。后万某答应拆，说叫我自己拆，我怎么敢拆呢？我说：“你写个字据给我，我就去拆；否则我不敢动你的东西”。万某讲：“是我叫你拆的你去拆就是了，还要我写字据给你，这不可能”。我求她讲：“万书记我们现在是走讨饭的路，就连这讨饭的路我们都没得走的，求你放我们过去吧”！可最终就是不拆。我和妻子私下讲：“在这个事情上很明显，涉及此案的政府官员和公安的人又在设计圈套”。妻子责怪我不该坚持要上告，翻案。当时大多数客户出到13-14万的价钱，条件就是拆掉车棚。最后有一客户说：“你如果原意十万元卖给我，我们不要求你拆车棚。就这样我们只好低于市场价3-4万的价格卖给了这位客户。官员最少派了三个以上的人在中间做圈套。
房子卖了以后还了部份债务，还欠数万元，妻子和我离婚了，儿子暂时和他妈妈一起生活。本人因脑震后遗，脑脊鼻漏等带来的伤病无钱医治，眼睛经常间断性失明，有时卧床不起，有时病发行走困难，长期心佼痛，生活难以自理，更谈不上去做体力活了，又没有一纸文凭。
2005年9月我去了最高法信访办，信访部门接待了我，对我很客气，对我的遭遇深感同情，他要给我写信函到地方省，我回答讲：“信函给我没有用，此案可能涉及到省级高官某某”，我没有要信函。后我又到了公安部信访办，他们也是对我很客气，他们问我的案情后，给我写了信函到省公安厅，我拿了信函。
2005年9月我从北京回来的途中顺道去了杭州，去杭州满陇桂雨公园找我的纺古木马车。我找到公园负责人他讲，这个公园现在属杭州市园文局管，我们是从2003年接管的没有看见马车，后我又找到我原在公园结识的公园工作人员，他们讲：“去年（2004年）我们看到那辆木马车”。我又去了杭州市政府信访办，他们答应帮助查找，最终没音信，就这样我的价值伍十万左右的精制工艺品仿古木马车没了。
我回黄石后，本市的公安局及社区办事员就对我严密监控，多次找借口把我叫到派出所，要我告诉他们，我现在的住址，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就派人尾随跟踪。有一次他们跟到了我家门口，我当时非常气愤，就打了一个110的电话说：“你你们转告某某局长，有我的今天，就有他的明天”。后陈家湾派出所的所长及另一干警到我们家来讲：“是上面打电话到我们市里来了”。我只去过北京，没有去省里，他们所指的上面那只有是北京了。后来我不得不再去重租住处。不久他们又找到了我的住址，但没有直接对我进行骚扰。又过了不久有一黑道模样的人在我周围转过二次，2006年6月他们派一个黑道的人直接和我见面问了一句目明其妙的话，当时我没在意就随口回答了他。过后我总觉得此人很面熟，想了几天才想起来，此人是和我在沙洋监狱一起服刑的人。我之所以不敢进公、检、法的大门，我并不是自己怕死，而是担心儿子安危。
2006年5月—7月我先后几次到市民政局，区民政局及社区办事处去申请低保，并拿相关证明等，都说我已够条件拿低保，我把所有的证明、申请等材料交给了社区办事处，不久社区的书记讲：“你不够拿低保的资格”，我问：“凭什么说我不能拿低保，我跑了好长时间从上到下都说可以，为什么现在说不可以呢？”社区书记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公安部门到是几次说，要我把材料交给他们，他们负责跟我办理低保。我想办理低保是民政局的事，为什么要公安局来办理呢？我是想要而不敢要。我现在是没有低保，没有医保，社保基金无钱交。伤病后遗症无钱医治，没有分文的经济收入来源，靠朋友接济、借款维持生活，吃了上餐愁下顿。2006年6月12目零晨2点左右因头痛不止我拨打120求救电话被送到附近的冶钢医院抢救，当时以疼痛两天的我，吃去痛片已不起作用，几次失去知觉，迫不得以拨打了求救电话。这次差点要了我的命。现在又引发了多种后遗症症状，如大便失禁，大脑内长期像发动机一样轰鸣等。
为了在有生之年能干出一点事业，回顾狱中的劳苦和付出使之不负之东流，我卖了房子之后，除还了部份债务外，买了一些书和资料，在克服脑震荡、脑脊液鼻漏心绞痛带来的多种后遗症的痛苦下，完成了两项发明专利的设计、制图、撰写专利文件等劳作。就在我日以继夜克服种种痛苦，争取一分一秒的同时，涉案的官员他们在做什么呢？
因涉及此案的官员之多，官位之高，而且都撑握着实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组织名义指使下级，社区派出所的办事员、干警等经常以各种名义对我进行直接和间接的骚扰和羞辱。2006年9月我经常会吃早餐的摊主，和买菜的地方，很多摊主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有的从侧面指点，我当时感到很呐闷，无佘，我也只好当着是自己的错觉。10月初的一天我遇见我曾租居她家的老房东，她看见我时还想差很远就大声惊呼，“姓胡的你是从哪里出来的”。“我每天不是从这里进出吗？你问这话是有什么事吗？”我回答。他接着讲：“我们这个社区的主任黎XX和办事员XXX（卫家湾卫家媳妇，叫桂芳她和我相隔居住距离只有30米）她们拿着你的相片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说这个人我认识，原来在我家住过，她们讲：“这个人他要拿炸药到北京去炸天安门，我们正四处找他，你要是看见了就告诉我们，或帮我们找一找”。我当时讲：“这人挺好的啊！住在我家里很少出门总是在家里看书，他怎么会做这事呢？我不信。当时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她们这样做是怕我去炸天安门，还是要我，逼我去炸天安门呢？还是其它的什么目的呢？但他们这种卑鄙行为和作法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对我的打击太大，伤害致深。为此我长达一个多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手上的活也无法去做只好搁下笔，不久就出现了大便失禁。我意欲离开此地，可身上没有钱去哪里安身呢？一个废人去哪找工作呢？不离开此地我又怎样躲避他们在我身上吐唾液呢？我被长期当着“四类”分子受人看管，他们吃饱喝足了三不时的上门来羞辱我一番。我也是人而不是圣人，也有着情感，也有七情六欲。为什么我就该忍受这么多人对我的侮辱和欺凌？没有人顾及我的感受，我的痛苦和悲伤谁知道。他们的作为比用刀子刺在我心上更为残忍。
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我的手艺也多，也较精。我能设计、制作、组装一台完整的机械，我能设计亲手制作，建造一座全木结构仿古建筑；如黄鹤楼。科学技术不是谁想吹就能吹出来的。我的自表只是表明一个人的本质，谁不信就把我的仿古木马车拆开来看一看，再看一看我的两项发明专利。我不敢讲自己是一块奇才，但最起码也可算得上是一块有用之才，可我现在是一块连生活都难以自理的然不起火焰的废材。我的理想还没有变为现实，我不甘心像现在这样苟且偷生，我还想寻求各行专家的指点帮助，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谁能还我一个公道！
0票
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