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术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与克、中国文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创办《新潮》月刊，出任主编，1920-1926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于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代理北大校长，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对傅斯年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在学术方面，他一生著述丰厚，对新文化建设、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思想的贡献，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人评价他为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但因为他坚定的反对共产党，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里点名批判他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职能控制的极少数人”，故此国内一度对他鲜有提及。
一．傅斯年的身世生平经历
傅斯年于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相府大院里，史籍称傅氏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傅氏家族的振兴主要是依靠傅斯年的七世祖先—傅以渐，傅以渐天资聪颖，顺治三年，以进士第一甲第一名夺魁，当时在朝内外轰动一时，后来还做过康熙的启蒙老师。关于傅以渐有一个小故事，傅以渐虽然位居高官，但性格温和，与人和善，生活俭朴，为官清廉，据传说，他在朝为官期间，其族人曾经因一墙宽的地基与邻居发生纠纷，官司打到聊城县衙门，知县很是危难，便写信给傅以渐征求其意见，与此同时，傅氏族人也写信给他，要他出面过问此事，不久，受到傅的回信，信上只有四句话：“千里来书皆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傅家人收到信后，主动将宅基线退让了三尺，邻居也为之感动，也退让了三尺，于是便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众人都称赞这一仁义之举，这条胡同便被称为“仁义胡同”，至今还有保留。傅氏传至傅斯年的祖父傅淦之时，由于其淡薄功名、重义轻财，又无固定收入，家财日渐，家道日趋没落。傅斯年出生之时，虽其祖宅还巍峨壮观，院落还相当整齐，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及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其衰败的景象。傅斯年刚满9岁之时，父亲傅旭安就病逝，他自幼在祖父及母亲的严格督导下苦读经书，与祖父感情极深，受其影响也很大，后来他在《新青年》上写的一首小诗《老头子与小孩子》就是写他们祖孙二人在城外领略自然风光的情景。
傅斯年人生的重大转机是1908年离开家乡，来到天津求学，由其父的学生候雪舫资助。1913年夏天，他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早先追随张太炎学派，后来受胡适启发，投身到“文学革命”之中，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组织同学创办了学生自己的刊物《新潮》杂志。到杂志出版第五期之时，五四运动爆发，傅在第一天本是抗大旗的学生代表，带领学生队伍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但第二天由于与一个同学意见不和而大打出手，气愤之余退出了学生会。
傅斯年认为通过向西方学习可以加速中国新文化建设，故1919年秋天，他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1920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1923年9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学成回国后，于次年春被聘为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兼过问、历史系主任。在中山大学，正处于整顿状态，在整顿过程中，当时的校长戴季陶出访日本，多数情况下是朱家骅主持工作，傅经常帮助朱制定制度、处理校务，从此与朱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而朱家骅后来一直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傅斯年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与朱有一定关系。1927年秋，还是在中山大学期间，傅为了提高中山大学文史类学科的学术水平，联合顾颉刚等人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达22年之久，傅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历史研究中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办北大，蒋介石提出让傅斯年作北大校长，并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劝说其救人，但傅坚辞不就，并力荐胡适来当。在胡到任之前，他又以代理校长的身份，为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广延知名教授，斥逐伪北大的教职员，增设农工医三个专门学院，倾注了大量心血。蒋梦麟谈及此事曾说，蔡元培与胡适是北大的功臣，他与傅斯年可谓是北大的功狗。
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际，傅浮海东渡台湾，出任台湾大学的校长，同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家，他的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设想及启示实践就是在台湾大学校长任职期内实施的。在任台大校长期间，他立志将其办成台湾学术中心，确立了台大的校训为“敦品，办学，爱国，爱人”，这八字校训也是傅斯年一生的真实写照。
1950年12月20日，傅因脑溢血猝逝于“台湾参议会”会场，受到台湾大学师生及学术界的深深崇敬与思念。今天，我们翻阅当时的纪念文章，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悲痛、怀念和崇敬交织的气氛。许多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长期间的感人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忘我工作、献身教学、充满个性、理性与情感融于一身的现代教育家的形象。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二．傅斯年的人品性格
对傅斯年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在大陆曾经一度称之为国民党的走狗，但傅周围的朋友、学生对他评价都很高。早先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后来他参政时，持续向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宣战，世人誉他为“傅大炮”。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翘起二郎腿说话的人。
早在北大时，傅斯年就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当时人送外号“孔子之后第一人”。别人跟他打招呼，总是爱理不理，说话呢，如果不喜欢的人，说不上几句就转过头去背书了。性情好走极端，有一次走在路上，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溅了一退的泥水，回到宿舍后大发牢骚：“凡是坐汽车的都应该枪毙”，又比如，他入北大的头两年治国学，喜欢李商隐，后来投身到新文学门下，反过来骂喜欢古代诗词的人都是“妖”，罗家伦问他：“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呢？”他说，那时候我也是妖。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但却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46年，蒋介石曾要任命他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如在政府，与政府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书生本色，彰显无疑。对政界的贪官污吏他丝毫不假以辞色，对学者文人中的变节者也是满腔义愤。据说，在“伪北大”当过教授的荣庚，抗战胜利后曾找到傅要求到北大任职，傅一见面就打骂荣庚“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不用来见我”，第二天某报刊载此事，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再比如提到罗振玉，必以“罗振玉老贼”称之，这是缘于罗帮着溥仪筹划“伪满洲国”之故。傅斯年的这种性格，与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他从小所受的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如要求其忠孝节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另外，他祖父对官场的厌恶也是他一生痛恨官场的腐败。
傅斯年性格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他的忠君观念以及表现出来的依附人格，还不能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人格构筑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二重价值观观结构：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正统观的影响，又表现出异常突出的依附人格。在政治立场上，他虽然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但却始终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为正统而加以拥护，把蒋介石视为国家的代表。为此，他坚定的反对共产党，把共产党视为“流寇”，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连篇声讨，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
三．傅斯年的主要教育观点
傅斯年又是一位教育家，他青年时便立志，愿“以教书匠终其身”。自留学归国始，至其在台湾大学去世，他终生未离开过教育事业。他于教育实践的同时，对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多有思考，自有其独到之论。
（一）
傅斯年是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论的中坚分子，他认识到九国首先要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和爱国热情，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教育最为有效。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作为教育家他并不注重探讨教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而一直追求教育的社会效果和目的，时刻注意的是培养有用之材，他所谓的有用是指有爱国思想及有科技知识。
（二）
傅斯年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虽然不可能致力于教育民众化，但却一生都在努力实施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在任职中山大学教授、兼职北大教授及代理校长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穷的优秀子弟。出任台大校长后，更是实施自己的理想，在台大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助学金，此外还多方设法，争取给贫苦学生学习以方便。在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时，台大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传统，不设学校宿舍，傅斯年经过调查，认为台大中穷人子弟多，富人子弟少，因此，解决宿舍问题是当务之急。他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宿舍没有宿舍对于较有办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没有办法的子弟，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解决了全校60%穷人学生的住宿问题。
在台湾大学任职期间，傅斯年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些拮据。在1950年底，傅斯年还要为杂志赶写文章来挣取稿费添置衣物。之后不久，傅去世。不多日，卫生署的一人来到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人才，曾在台大举行作为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的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采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换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对学生的爱护之情，很是令人感动。
（三）
傅斯年是教育独立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为教育独立进行了长期奋斗。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反对各级政府对教育的干涉。他曾经说过：“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为我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这种自由办学、学术独立的原则使台大与老北大在风气上甚是切合。在晚年任台大校长时，此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初期，局势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固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对台大师生也是如此。傅对此极为不满，亲自出面干涉，告诉军警即使有确凿的证据，逮捕本校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且将此定位一项制度，至今这样的传统还有保留。
不可否认，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其教育思想的开创性和影响力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教育家相比都有所逊色。但从整体上说，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对当时有一定影响，对我们后世也有所启示和借鉴意义。
四．傅斯年与蒋介石
傅斯年与蒋介石的社会地位、思想文化都不是同一层面，故其交往是具有政府倾向坚持在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执政党领袖之间的交往。傅斯年认识蒋介石在先，虽然他也曾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写过对其不满的文章，但却是坚决拥护其执政地位。我想通过二人交往的几件事来说明其关系。
1、炮轰孔祥熙、宋子文。
1938年傅当选为国民参政员后正式进入政界。他认真履行职责，初涉政界就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本色，仗义执言，无所顾忌。在孔祥熙贪污腐败，引起众人愤怒之时，他两次写信给蒋，揭露孔的平庸无能、专权自负。在蒋为孔说情的文书上竟批注上“不成沽”。后来蒋亲自出面过他的工作，邀他吃饭。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便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结果，傅毫不让步，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座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蒋也为之愕然。后来蒋找机会解除了孔的职务，虽然不一定是因为傅，但却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傅又在参政会上大批宋子文的财政政策，并写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宋主动辞职。孔、宋都是蒋的忠实搭档，而蒋竟然并未对其大动干戈，都可见对他的足够重视。
2、胡适事件
傅斯年虽然与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身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还鼓动他的老师胡适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蒋曾想请胡适入阁从政，希望傅帮忙劝说，结果傅不仅代为拒绝，还给胡适写信说，蒋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牛粪堆上插朵花，这对花就是胡适。要借你的声望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所以，傅说，蒋这个人，表面诚恳，内心是上海派；上海的流氓嘛，我跟蒋八、九经历，太了解他了，这件事说明了二人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1950年到台湾后，傅更成为蒋的座上宾，时常被邀请到总统府吃饭，商议某些问题，傅还像过去那样，在蒋面前放言无忌。后人评价二人谈话时说：“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豪杰之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后来傅病危之时，蒋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并要陈诚每半小时给他通一次电话及时报告傅的病情，他在总统府则停止一切活动，守候在电话旁。后来在傅斯后，他又亲自吊唁，并颁发褒奖令，给傅以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二人交往确实很深，其中有政治因素，可能也有个人因素。蒋介石要借傅斯年的力量和声望来加强政府的统治能力，改善政府的形象，但同时也可能对傅斯年元气淋漓的书生品性有所欣赏，所以即使傅多次拂逆他也并为追究；而傅自始至终坚持正统的忠君观念，把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视为国家的代表，即使知道他有诸多不足之处也坚定的拥护其统治，但从二人交往中他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他对蒋也并非尊崇有加。
附：
傅斯年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中的一段话
（针对现局设立五个原则）
第三，现在的学校师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
读者或者觉得我这一条原则说得奇怪，现在的学校难道不是为的求学吗？当然，无论如何坏的学校，总有一部分学生在求学，然而整个得看看，这样的课本，艰难不同，能达到求学的很大目的吗？这样的教法，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所以入学第一件事是在升级毕业，先生不好无所谓，设备不好更无所谓，只是毕业文凭乃真是要紧的，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便很清楚了。假如中国人重视学业，轻视资格，或者重视学业过于重视资格，有好些学校是不会办下去的。
记得三十年前吴稚晖先生有个妙比喻，就是“面筋学生，油炸学堂”，学生的治料本只有那么大，然一入某一种学堂，一“炸”之后，变得奇大，外表很有可观，内容空空洞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只要资格，就是说炸得块头大大的，然而国家实在不应该老是开油锅的。
对傅斯年的评价近年来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以上只是大致的介绍，称之为我见好像有点牵强。暂且如此吧。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术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与克、中国文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创办《新潮》月刊，出任主编，1920-1926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于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代理北大校长，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对傅斯年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在学术方面，他一生著述丰厚，对新文化建设、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思想的贡献，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人评价他为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但因为他坚定的反对共产党，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里点名批判他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职能控制的极少数人”，故此国内一度对他鲜有提及。
一．傅斯年的身世生平经历
傅斯年于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相府大院里，史籍称傅氏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傅氏家族的振兴主要是依靠傅斯年的七世祖先—傅以渐，傅以渐天资聪颖，顺治三年，以进士第一甲第一名夺魁，当时在朝内外轰动一时，后来还做过康熙的启蒙老师。关于傅以渐有一个小故事，傅以渐虽然位居高官，但性格温和，与人和善，生活俭朴，为官清廉，据传说，他在朝为官期间，其族人曾经因一墙宽的地基与邻居发生纠纷，官司打到聊城县衙门，知县很是危难，便写信给傅以渐征求其意见，与此同时，傅氏族人也写信给他，要他出面过问此事，不久，受到傅的回信，信上只有四句话：“千里来书皆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傅家人收到信后，主动将宅基线退让了三尺，邻居也为之感动，也退让了三尺，于是便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众人都称赞这一仁义之举，这条胡同便被称为“仁义胡同”，至今还有保留。傅氏传至傅斯年的祖父傅淦之时，由于其淡薄功名、重义轻财，又无固定收入，家财日渐，家道日趋没落。傅斯年出生之时，虽其祖宅还巍峨壮观，院落还相当整齐，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及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其衰败的景象。傅斯年刚满9岁之时，父亲傅旭安就病逝，他自幼在祖父及母亲的严格督导下苦读经书，与祖父感情极深，受其影响也很大，后来他在《新青年》上写的一首小诗《老头子与小孩子》就是写他们祖孙二人在城外领略自然风光的情景。
傅斯年人生的重大转机是1908年离开家乡，来到天津求学，由其父的学生候雪舫资助。1913年夏天，他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早先追随张太炎学派，后来受胡适启发，投身到“文学革命”之中，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组织同学创办了学生自己的刊物《新潮》杂志。到杂志出版第五期之时，五四运动爆发，傅在第一天本是抗大旗的学生代表，带领学生队伍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但第二天由于与一个同学意见不和而大打出手，气愤之余退出了学生会。
傅斯年认为通过向西方学习可以加速中国新文化建设，故1919年秋天，他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1920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1923年9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学成回国后，于次年春被聘为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兼过问、历史系主任。在中山大学，正处于整顿状态，在整顿过程中，当时的校长戴季陶出访日本，多数情况下是朱家骅主持工作，傅经常帮助朱制定制度、处理校务，从此与朱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而朱家骅后来一直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傅斯年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与朱有一定关系。1927年秋，还是在中山大学期间，傅为了提高中山大学文史类学科的学术水平，联合顾颉刚等人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达22年之久，傅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历史研究中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办北大，蒋介石提出让傅斯年作北大校长，并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劝说其救人，但傅坚辞不就，并力荐胡适来当。在胡到任之前，他又以代理校长的身份，为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广延知名教授，斥逐伪北大的教职员，增设农工医三个专门学院，倾注了大量心血。蒋梦麟谈及此事曾说，蔡元培与胡适是北大的功臣，他与傅斯年可谓是北大的功狗。
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际，傅浮海东渡台湾，出任台湾大学的校长，同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家，他的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设想及启示实践就是在台湾大学校长任职期内实施的。在任台大校长期间，他立志将其办成台湾学术中心，确立了台大的校训为“敦品，办学，爱国，爱人”，这八字校训也是傅斯年一生的真实写照。
1950年12月20日，傅因脑溢血猝逝于“台湾参议会”会场，受到台湾大学师生及学术界的深深崇敬与思念。今天，我们翻阅当时的纪念文章，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悲痛、怀念和崇敬交织的气氛。许多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长期间的感人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忘我工作、献身教学、充满个性、理性与情感融于一身的现代教育家的形象。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二．傅斯年的人品性格
对傅斯年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在大陆曾经一度称之为国民党的走狗，但傅周围的朋友、学生对他评价都很高。早先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后来他参政时，持续向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宣战，世人誉他为“傅大炮”。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翘起二郎腿说话的人。
早在北大时，傅斯年就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当时人送外号“孔子之后第一人”。别人跟他打招呼，总是爱理不理，说话呢，如果不喜欢的人，说不上几句就转过头去背书了。性情好走极端，有一次走在路上，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溅了一退的泥水，回到宿舍后大发牢骚：“凡是坐汽车的都应该枪毙”，又比如，他入北大的头两年治国学，喜欢李商隐，后来投身到新文学门下，反过来骂喜欢古代诗词的人都是“妖”，罗家伦问他：“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呢？”他说，那时候我也是妖。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但却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46年，蒋介石曾要任命他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如在政府，与政府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书生本色，彰显无疑。对政界的贪官污吏他丝毫不假以辞色，对学者文人中的变节者也是满腔义愤。据说，在“伪北大”当过教授的荣庚，抗战胜利后曾找到傅要求到北大任职，傅一见面就打骂荣庚“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不用来见我”，第二天某报刊载此事，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再比如提到罗振玉，必以“罗振玉老贼”称之，这是缘于罗帮着溥仪筹划“伪满洲国”之故。傅斯年的这种性格，与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他从小所受的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如要求其忠孝节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另外，他祖父对官场的厌恶也是他一生痛恨官场的腐败。
傅斯年性格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他的忠君观念以及表现出来的依附人格，还不能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人格构筑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二重价值观观结构：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正统观的影响，又表现出异常突出的依附人格。在政治立场上，他虽然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但却始终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为正统而加以拥护，把蒋介石视为国家的代表。为此，他坚定的反对共产党，把共产党视为“流寇”，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连篇声讨，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
三．傅斯年的主要教育观点
傅斯年又是一位教育家，他青年时便立志，愿“以教书匠终其身”。自留学归国始，至其在台湾大学去世，他终生未离开过教育事业。他于教育实践的同时，对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多有思考，自有其独到之论。
（一）
傅斯年是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论的中坚分子，他认识到九国首先要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和爱国热情，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教育最为有效。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作为教育家他并不注重探讨教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而一直追求教育的社会效果和目的，时刻注意的是培养有用之材，他所谓的有用是指有爱国思想及有科技知识。
（二）
傅斯年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虽然不可能致力于教育民众化，但却一生都在努力实施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在任职中山大学教授、兼职北大教授及代理校长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穷的优秀子弟。出任台大校长后，更是实施自己的理想，在台大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助学金，此外还多方设法，争取给贫苦学生学习以方便。在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时，台大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传统，不设学校宿舍，傅斯年经过调查，认为台大中穷人子弟多，富人子弟少，因此，解决宿舍问题是当务之急。他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宿舍没有宿舍对于较有办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没有办法的子弟，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解决了全校60%穷人学生的住宿问题。
在台湾大学任职期间，傅斯年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些拮据。在1950年底，傅斯年还要为杂志赶写文章来挣取稿费添置衣物。之后不久，傅去世。不多日，卫生署的一人来到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人才，曾在台大举行作为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的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采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换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对学生的爱护之情，很是令人感动。
（三）
傅斯年是教育独立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为教育独立进行了长期奋斗。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反对各级政府对教育的干涉。他曾经说过：“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为我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这种自由办学、学术独立的原则使台大与老北大在风气上甚是切合。在晚年任台大校长时，此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初期，局势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固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对台大师生也是如此。傅对此极为不满，亲自出面干涉，告诉军警即使有确凿的证据，逮捕本校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且将此定位一项制度，至今这样的传统还有保留。
不可否认，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其教育思想的开创性和影响力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教育家相比都有所逊色。但从整体上说，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对当时有一定影响，对我们后世也有所启示和借鉴意义。
四．傅斯年与蒋介石
傅斯年与蒋介石的社会地位、思想文化都不是同一层面，故其交往是具有政府倾向坚持在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执政党领袖之间的交往。傅斯年认识蒋介石在先，虽然他也曾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写过对其不满的文章，但却是坚决拥护其执政地位。我想通过二人交往的几件事来说明其关系。
1、炮轰孔祥熙、宋子文。
1938年傅当选为国民参政员后正式进入政界。他认真履行职责，初涉政界就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本色，仗义执言，无所顾忌。在孔祥熙贪污腐败，引起众人愤怒之时，他两次写信给蒋，揭露孔的平庸无能、专权自负。在蒋为孔说情的文书上竟批注上“不成沽”。后来蒋亲自出面过他的工作，邀他吃饭。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便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结果，傅毫不让步，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座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蒋也为之愕然。后来蒋找机会解除了孔的职务，虽然不一定是因为傅，但却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傅又在参政会上大批宋子文的财政政策，并写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宋主动辞职。孔、宋都是蒋的忠实搭档，而蒋竟然并未对其大动干戈，都可见对他的足够重视。
2、胡适事件
傅斯年虽然与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身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还鼓动他的老师胡适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蒋曾想请胡适入阁从政，希望傅帮忙劝说，结果傅不仅代为拒绝，还给胡适写信说，蒋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牛粪堆上插朵花，这对花就是胡适。要借你的声望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所以，傅说，蒋这个人，表面诚恳，内心是上海派；上海的流氓嘛，我跟蒋八、九经历，太了解他了，这件事说明了二人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1950年到台湾后，傅更成为蒋的座上宾，时常被邀请到总统府吃饭，商议某些问题，傅还像过去那样，在蒋面前放言无忌。后人评价二人谈话时说：“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豪杰之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后来傅病危之时，蒋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并要陈诚每半小时给他通一次电话及时报告傅的病情，他在总统府则停止一切活动，守候在电话旁。后来在傅斯后，他又亲自吊唁，并颁发褒奖令，给傅以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二人交往确实很深，其中有政治因素，可能也有个人因素。蒋介石要借傅斯年的力量和声望来加强政府的统治能力，改善政府的形象，但同时也可能对傅斯年元气淋漓的书生品性有所欣赏，所以即使傅多次拂逆他也并为追究；而傅自始至终坚持正统的忠君观念，把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视为国家的代表，即使知道他有诸多不足之处也坚定的拥护其统治，但从二人交往中他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他对蒋也并非尊崇有加。
附：
傅斯年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中的一段话
（针对现局设立五个原则）
第三，现在的学校师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
读者或者觉得我这一条原则说得奇怪，现在的学校难道不是为的求学吗？当然，无论如何坏的学校，总有一部分学生在求学，然而整个得看看，这样的课本，艰难不同，能达到求学的很大目的吗？这样的教法，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所以入学第一件事是在升级毕业，先生不好无所谓，设备不好更无所谓，只是毕业文凭乃真是要紧的，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便很清楚了。假如中国人重视学业，轻视资格，或者重视学业过于重视资格，有好些学校是不会办下去的。
记得三十年前吴稚晖先生有个妙比喻，就是“面筋学生，油炸学堂”，学生的治料本只有那么大，然一入某一种学堂，一“炸”之后，变得奇大，外表很有可观，内容空空洞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只要资格，就是说炸得块头大大的，然而国家实在不应该老是开油锅的。
对傅斯年的评价近年来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以上只是大致的介绍，称之为我见好像有点牵强。暂且如此吧。
您的帖子被WHGGHW于2009-04-14 09:47:1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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