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今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文选摘自《瞭望新闻周刊》和《天津日报》。
血衣残片入葬
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这一情形与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护北京城的小卒，死于与八国联军之战，遗体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对来到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妇的生前友好、所在单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会、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友人，朗读了老舍写于1938年的《入会誓词》。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让父亲的愿望成真，是儿女们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亲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暂放家中。儿女们从去年开始筹划将父母合葬，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迁出入土，可为人们提供一个公开凭吊的场所，这也免去了以往的遗憾。
安葬老舍夫妇的革命公墓一区，长眠着许多近现代名士，包括任弼时、瞿秋白、欧阳予倩、李可染、侯宝林等。他们有的生前与老舍相识，有的还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来到八宝山参加老舍夫妇葬礼。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并通过答辩，中国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论文从此问世。
傅光明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这项研究，走访了几十位老舍之死的见证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痕迹，做历史的书记员。”傅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只有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反思历史。”
傅光明说，在这项研究中他面临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叙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说谎，你又很难去质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实性可言。这样的话，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将像纸一样不堪一击。而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并对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叙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见证人。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追忆父亲逝世前的情况:“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2001年1月9日，傅光明和夫人郑实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孔庙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头目，这个50多岁的妇女1966年才17岁。她说:“打老舍的是个老初三的学生。我没让打老舍，我只让打了萧军”，“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当时没考虑到会出人命什么的。”
傅光明问:“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老舍自杀的？”她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老舍自杀了，听说就是在被我们批斗之后。我很内疚。后来又听说还有另一个学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觉得好受一点了。”
傅光明问:“文革结束后，有没有想过去给老舍的家人道歉？”她答:“想过，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接着，她就哭了。
傅光明问:“您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字？”她答:“没有，没有那么严重。我还不是千古罪人，因为我觉得当时对老舍的态度还是同情的。但我有沉重的感觉，也觉得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有机会，希望能向萧军和老舍的家人道歉。”
傅光明和郑实在采访日记中写道，“2001年的除夕，我们打电话给‘她’拜年。并告诉‘她’，傅光明已替‘她’向老舍和萧军的家人道歉了。‘她’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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