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纵览 - 和为贵

这种思想和绵羊相处差不多，和豺狼相处就惨了。怪不得我们处处挨打。

呵呵，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同之，姑妄异之。从今天起在此帖补充一些我们先辈的言论。见仁见智。

 

 

依循正道去追求功名，功名自然不会跑掉。这好比测量日影的竹竿和影子的关系，好比呼喊和回声的关系一样。会钓鱼的人能从十仞深的水下钓起鱼来，是因为有香的鱼饵；会射箭的人能从百仞高的高空射下鸟来，是因为有好的弓箭；会做国君的人，使四方的民族以及语言不同、风俗不同的人都归顺他，是因为他有高尚的道德。水潭深广，鱼鳖就会游向他； 树木繁茂，百鸟就会飞向他； 国君贤德，豪杰就会依附他。所以道德高尚的国君，不在于让人依附他，而致力于创造使人归附的条件。

 

严寒到来，人们喜欢缓和的地方；酷暑当头，人们就走到清凉的地方去。因此人们没有固定的处所，看到有利的就趋向他，不利的就离开他。要想做天子，对百姓的动向不能不仔细考察。现在的时代，非常寒冷，非常炎热，但是人们并不躲避，是因为无论躲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要想做天子，就得向百姓表示自己和暴君是不同的。如果所作所为同暴君没有两样，即使再三招来百姓，百姓仍然不会归附他。百姓不归附他，那这样的君王就变成了一个空壳了，从而暴君感到庆幸，百姓感到绝望。所以当今的时代，如果有仁义之人在，不可不致力于仁义，有贤明的君主在，不可不施行仁义。

 

 

 

 

 

 

 

 

 

墨子看到给白丝染色的人，感叹地说：用青色的染料就会染成青色，用黄色的染料就会染成黄色，投入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就变了，五次投入的染料不同就会染成五种不同的颜色了。所以给丝染色不可不小心谨慎。

 

不只染丝是这样，国家的君王也有受感染的问题。舜受到许由、伯阳的感染，禹受到皋陶、伯益的感染，汤受到伊尹、仲虺的感染，周武王受到太公望、周公旦的感染，这四个君王受到的感染得当，所以能在天下称王，被拥戴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如果列举天下仁义卓著、声明显赫的人，人们一定要称道这四位君王。夏桀受到于辛、歧踵戎的感染，商纣受到崇侯、恶来的感染，周厉王受到虢公长父、荣夷终的感染，周幽王受到虢公鼓、祭公敦的感染，这四位君王受到的感染不恰当，所以国家破败，自身灭亡，被天下人所羞辱。如果列举天下不施行仁义，可耻的人，人们一定会说到这四个君王。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感染，晋文公受到咎犯、郄偃的感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尹蒸的感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子仪的感染，越王勾践受到范蠡、文种的感染，这五个国君受到得当的感染，所以能在诸侯中称霸，功名流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张柳朔、王生的感染，中行寅受到黄藉秦、高强的感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雄，太宰嚭的感染，智伯瑶受到智国、张武的感染，中山尚受到魏义、椻长的感染,宋康王受到唐鞅、田不禋的感染，这六个国君受到的感染不得当，所以他们的国家都残破灭亡了，本人有的死亡，有的受辱，祖庙得不到祭祀，断子绝孙，君臣离散，百姓流浪，如果列举天下贪婪残暴可耻之人，人们一定要说到这六个国君。所有做了国君的，并不是做了君王就能随之荣耀起来，也不是做了君王就随之得到安逸，而是要履行正道。履行正道就在于受到的感染得当，所以古代善于做君主的人致力于选择人才，而对政务却不过于费心，这算是懂得了当国君的道理。　不会做国君的人，伤身费神，内心忧虑，耳目劳累，且国家更加危险，自己也受羞辱。这是没领会当国君的方法。　不懂得做国君的方法，因而受感染就会不恰当，受到的感染不恰当，正确的道理从哪里来呢？范吉射这六人就是这样，并不是这六人不以国家为重，并不是不爱惜自己，而是所受的感染不得当。所受的感染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个人的存亡，这个道理不单是上面讲的君臣是这样，所有帝王也都是这样。

 

 

 

战争是由来很久的了，从来没有片刻不采用它，尊贵的，低贱的，年长的，年少的，有才能的，平庸的，都会参加到战争中，只是战争的规模有大有小罢了。观察一下战争的微妙在于：对别人的意见，藏在心里而没有发作出来，是战争；　怒目而视，是战争；　勃然变色，是战争；　恶语伤人，是战争；　互相牵制，是战争；　党同伐异，是战争；　彼此争斗，是战争；　全军攻战，是战争。　这八种形式都是战争，只是规模大小的区别。　当今世上那些用废止战争言论拼命游说的人，他们终身在进行战争却不知自己所作的荒谬。所以他游说虽然积极，言谈虽然善辩，学问虽然渊博，但他的主张仍不被采纳。所以古代圣王进行正义的战争，但不废止战争。如果战争确实是正义的，是用来杀掉暴虐的国君，拯救苦难的百姓，那么人民是高兴的，就好比孝子见到慈爱的父母，好比饥饿的人见到佳肴，百姓为之呼号奔走去归顺他，就好比强弩射向深谷那样迅捷，好像聚积的大水冲决了堤坝。普通的国君尚且控制不住老百姓，何况是暴君呢。

 

 

ＰＳ：楼下的这位英文名字的，你看看儒家的龙爪还在不？

儒家教导人们要“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不事二主”、“宁为玉碎”……　不管哪一点都够人吃一壶的，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要乱说啊。

 

哈哈，没错。支持你意见。三千年前，儒家思想令中华龙失去龙的爪。

写了这么多无非印证了中国一个坐井观天的天下主义和以阴阳学说贯穿民族文化作为一脉相承的总纲,

和是的重点是一个天下主义下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和人文的和谐,但和实际上只是阴阳学说和事物运动中的一个状态,说起易经,先有归山,连藏,周易,周易也是易经中的一门枝学,以后天八卦为理论脉络的载体,强调运动斗争,和谐,阴阳对立斗争和对抗的一门社会哲学,辅之以64卦,以系别词为解说,理论模棱两可,阴晦不明,最容易成为后世浅学们误解和乱加揣测的学说,也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易经的实践却多是卜蓍之道.易经中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一些比较质朴的天人感应学说,但易经之所以传世绝非和,而是易,变化之到,简易,变易和不易之道.重点是易变的学问.

 

 

 

和确实是中国古人最推重的思想境界之一，但是，和是最终的目的，为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和”。

楼上的楼上那位bsyyor。我还没来得及讲到易呢，你可真有前瞻性。未卜先知说的就是你。

易是个大学问，本人暂且不言，周易乾凿度是易之总述，你仔细读完，那就不会以争，以卦来误解易之本义了。易者，无形埒也。易变而为一。。。。。。扯远了。以后再说易。等我把诸子百家的观点都整理一下之后再说。

 

继续兵家言论

 

 

 

义，是所有事情的原则，是君臣，长幼，亲疏关系产生的根源，是治乱，安危和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战胜敌人的方法，不要再别的方面寻求，必须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找。

 

人之常情是希望生而厌恶死，想获得荣耀而厌恶耻辱。只要生死荣辱的原则统一了，那么全军官兵就会同心协力。

 

大凡军队，人马要众多，军心要统一，全军上下一条心，就可以使军令必行，军威不可匹敌。军令必行，军威不可匹敌，那军队在天下也就所向无敌了。古代最好的军队，是百姓最看重的军令必行的军队。他们把军令看得比天下还重要，比天子还尊贵。军令深入民心，关系自身痛痒，因此执行军令就坚决，不可动摇，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之改变。这样的军队。敌人怎么能够取胜呢？所以说号令威强的军队，它的敌人就会软弱，号令风行的军队，他的敌人就会屈服。号令能够首先在军队中风行，那么就一定会在疆场上战胜敌人。

 

 

音乐也要适度。

什么是适度？ 中和之音就是适度。什么是中和？ 就是乐钟所发出的音，高不超过定音器的音，钟自身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斤，这就是音响高低、自身轻重的 适中。黄钟所确定的宫调音，是音乐旋律的标准音，也是音质清浊的适中之音。适中就是适度的意思，以适意的心情去听适中的音乐，就会带来和平恬静的感受。乐音不能过度，平和之音就是。

 

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是安详的、愉悦的，因为它的政治清平；动乱社会的音乐是哀怨的、愤怒的，因为它的政治乖邪；衰亡国家的音乐是悲伤的、哀愁的，因为它的政事险恶。

 

大凡音乐都与政事相关，具有改变风气，淳化风俗的作用，风气习俗的形成是音乐教化的结果。所以在政治清平的世道，欣赏它的音乐就可以了解它的风俗，观察它的政事就可以了解它的君主。所以先王必定以音乐来议论它的社会教化问题。

 

演奏《清庙》乐曲的琴瑟，在红色的琴弦上走出缓慢而清扬的声音，一人歌唱三人应和，因而产生了余音袅袅的效果。天子在明堂上祭祀天帝的时候，捧上酒樽，用礼器托上新鲜的鱼，肉汁也不加调料，也有无穷的余味。所以先王制作礼乐，并不是只满足耳目口腹的需求，而是要用来教化民众，辨别好恶，推行理义。

 

 

 

 

 

大凡事物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不了解它形成的原因，即使处置得当，也和处置不当一样，最终一定陷入困境。先王、名士以及通达的师长超过平庸之辈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了解事物形成的原因。水从山上流出奔向大海，并不是水厌恶山而向往海，是因为地势的高低使它这样的。庄稼生长在野外，却收藏在仓库里，并不是庄稼想进仓库，是人们使他这样的。所以子路捉到了野鸡，又把它放了，是因为不知道捉它的原因。

 

列子曾有一次射中了目标，便向关尹子请教。关尹子说：“你知道你射中的原因吗？”列子回答说： “不知道”。关尹子说：“不知道射中的原因就不叫射中。”列子回去又练了三年，再去请教。关尹子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射中吗？”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可以了，要牢牢记住，不要忘记了。”不仅仅射箭是这样，国家的生存，国家的灭亡，自身的贤能，自身的平庸，也都有它们各自产生的原因。圣人不查看存与亡，贤与不贤本身，而考察存与亡，贤与不贤产生的原因。

 

来篇道家的学说吧

 

异宝

 

古代的人不是没有宝物，只是它们认为的宝贵的东西和别人不同。孙叔敖病重，快要死了，他告诫他的儿子说：“大王多次封地给我，我都没有接受，我死以后，大王一定会封地给你，你记住不要接受好的封地。在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一块叫寝丘，这个地方土质不好，名声也很不好，楚国人说那里闹鬼，越国人说那里有不好的兆头。因此你可以长久拥有的，大概就只有这块土地了。”孙叔敖死后，大王果然把好的封地赐给他的儿子，他儿子推辞不接受，只请求封赐寝丘，果然寝丘这块土地至今也没有丢失。孙叔敖的聪明，就在于懂得把不利的变成有利，知道把别人厌恶的变成自己喜欢的。这是有道之人与世俗之人不同的地方。

 

如果把百两黄金和饭团给小孩选，小孩一定拿去饭团；把和氏璧和百两黄金给见识浅陋的人选，他一定会选百两黄金；把和氏璧和有关道德的至理名言给贤明的人选，他一定会选取至理名言。人的智慧越精深，他所取的也就越精妙，人的智慧越低下，他所取的就越粗劣。

 

来篇阴阳家的观点

 

 

最忠的语言不顺耳，不顺心，不是贤君谁能接受呢？所以贤君喜欢的，恰是昏君所要诛灭的。君主没有不憎恶暴乱劫夺的，但是天天招致暴乱劫夺，只憎恶这些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这里有棵树，你希望它茂盛，按时去浇灌它，却又讨厌它，并且天天砍它的根，那么肯定会没有活树了。讨厌听到忠言，才是自我伤害最厉害的啊。

 

齐湣王长了毒疮，派人到宋国去迎接医生文挚。文挚来到齐国，看了齐湣王的病，对太子说：“国王的病肯定是可以治好的，虽然如此，国王的病治好了，他就一定会杀我。”太子问：“什么原因呢？”文挚回答：“不激怒国王，病就不会治好，激怒了国王，那我就肯定会死。”太子叩头诚挚请求说：“如果治好了国王的病，我和我母亲要拼死劝谏国王，国王必定因宠信我和我母亲而听从劝谏，希望先生不要担忧。”文挚说：“好吧，那我就冒死为国王治病吧。”文挚和太子约好日子，但却多次失约，齐湣王本来就已经很生气了。文挚来了后，不脱鞋子直接就上床，踩着齐湣王的衣服，询问齐湣王的病情，齐湣王气冲冲不同他说话，文挚于是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来重重的激怒齐王。齐湣王斥责他，站了起来，病竟然好了。齐湣王非常生气，要活活烹死文挚。太子和王后急忙劝谏，却没有效果。齐湣王让人将文字煮了三天三夜，文挚脸色一点都不变。文挚说：“真要杀死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锅盖盖起来，以隔绝阴阳之气呢？”齐湣王叫人把锅盖盖起来，文挚才死去。

 

在安定的社会表现忠诚是容易的，在混乱的社会表现忠诚就困难了。文挚不是不知道治好了齐湣王的病，自己就会被处死，只是为了太子才行其所难，来舍生取义。

 

 

 

忠廉

 

士人认为“不可辱”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比富贵还大，财物也不足以使他们心中满足。即使名义上是诸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也不值得让那个他们动心。可真的受辱，也就不值得爱惜生命了。像这种人，一旦有了权势，也不会自私，做官也不会贪污，统帅军队也不会打败仗。忠臣也是这样，只要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就不敢逃避杀身之祸，而会舍生殉国。国家有这样的士人，那就可说是有人才了。像这样的人固然难得，也许人主也不了解他们呢。

 

卫懿公有个臣子叫弘演，奉命出使在外。翟人进攻卫国，卫国的老百姓说：“国君给予官位和俸禄的，是鹤，给予富贵的，是内宫的人。那国君就派宫人和鹤去打仗吧，我们怎么能给他打仗呢？”于是都溃散离去。翟人来到卫国，在荣泽追上卫懿公，杀了他，把他的肉都吃光，只扔下他的肝。弘演回来后，对着卫懿公的肝报告了出使的情况，报告完毕，呼天喊地地哭，哭得悲伤到极点才停止，说：“我请求替你的肝披一层外衣。”他于是自杀，先取出自己腹中的内脏，然后把卫懿公的肝放进去。齐桓公听了这件事说：“卫国的灭亡，是由于卫懿公的暴虐无道。现在有臣子能像这样，不能不保全卫国。”于是在楚丘又建立了卫国。弘演可说是忠臣了，杀身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为国君殉死，不只是殉他的国君，还使卫国的宗庙再度建立，让后人祭祀不断，他可算是有功劳的啊。

 

上古时代，百姓少而禽兽多，百姓对付不了禽兽虫蛇；然而有圣人出现了，（他）架木为巢室，用来躲避这些祸患，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百姓吃的是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百姓有很多生病的；于是，又有圣人出现了，（他）钻燧取火用来烤熟腥臊的食物，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大水（泛滥），而鲧和禹（挺身率领百姓）疏通河道。近古时代，桀、纣残暴，（天下）混乱，而汤和武（起兵）讨伐（他们）。今天，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时代再架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定被鲧和禹嘲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时代再“发明”疏通河道一类的事情，一定被汤、武嘲笑。同此道理，那么，今天如果有人在当今时代再美化尧、舜、汤、武的治国之道，也就一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所以，圣人不要求修行古人的治道，不必效法以往实用的方法，而应研究当代社会的情况，据此制定措施。宋国有一个耕田的人，田地里有（一棵）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到树桩子上，撞断了颈骨而死了，于是（这个人）就放下他的耒而守候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还能得到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的，而（这个人）本身却被宋国人嘲笑。今天，妄图以先王的办法治理当代的百姓（的人），都是守候树桩子一类的人啊。

 

古时候，男子不耕种，草木的果实足以够（人们）吃的；女子不纺织，禽兽的皮毛也足以够人们穿的，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养活（人们）的物资也很充足，百姓很少而物资有余，所以，百姓们并不（互相）争夺。所以，优厚的奖赏不必执行，重重的刑罚也不必使用，而百姓们自然就安定了。今天，人们有五个孩子不算多，孩子们又都有了五个孩子，祖父没死的时候就有了二十五个孙辈。所以，百姓很多而物资很少，从事的体力劳动极其辛劳，而供养（他们）的物资又十分缺乏，所以，百姓们就争夺起来；即使加倍地赏赐，不断地刑罚也不能避免祸乱。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茅草的屋顶参差不齐，柞木的椽子也无须削平，粗粝的饭食，野菜的羹汤，冬天穿小鹿皮的袍子，夏天穿麻布的衣裳，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食物也不比他的差些。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作为百姓的带头人，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不生毛，即使奴隶的劳苦也不比他强些。由此说来，那么，古代让出天子职位的人，这是离开守门人的（生活）条件和奴隶的辛苦啊，所以，（他们）把天下让（给别人）也不值得称道；今天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他的）子孙们几代都乘车（而行），旧相识者也都很敬重他们。所以人们对于禅让啊，（古时）可以轻易地辞去天子，而今天的人却很难辞去县令，这是由于（他们之间所获得的利益）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

 

那些在山上居住而到深谷汲水的人们，祭祀的日子里拿水来相互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涝的人们，雇佣他人来掘沟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幼小的弟弟也得不到吃的；丰年的秋季，疏远的客人也一定能吃好，这并不是疏远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由于物资的多少（给人们带来的）心情不同啊。所以，古代的轻视财物，不是由于仁德，而是由于物资丰富。今天（人们）的争夺，不是由于吝啬，而是由于物资缺乏。（古人）轻易地辞去天子，不是由于（他们）品格高尚，而是由于（天子的）权势微薄；（今人）重视仕进和托身于诸侯这类事情，不是由于（他们的）品格低下，而是由于（这种）权势很重。所以，（新时代的）圣人应首先研究财物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而推行（某种）政策，于是，刑罚轻并不算是仁慈，诛戮严也不算是暴戾，适合社会情况而行事罢了。所以，事情是因时代而形成的，而措施也就应该适宜于时代的实际情况。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两地之间，土地方圆（只有）百里，但是，由于他推行仁义的政策而且安抚、感化西戎，于是在天下称王。徐偃王处在汉水东边，土地方圆五百里，（他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然而，楚文王深恐（他强大起来）而危害自己，因此，出兵讨伐徐国，于是，消灭了（它）。因此，周文王推行仁义的政策而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是由于仁义的政策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的缘故啊！所以说，时代的情况变了，那么，办法也就应该不同了。

 

在舜的时代，三苗部族不愿归附，禹将要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在上位的仁德不丰厚而要动用武力，这不是正义的行为。”于是，推行教化，（延续）三年，手持干戚而舞蹈，三苗才归附了。共工的那场战争，铁括短的可以直接打中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要被刺伤身体，这说明干戚这类兵器适用于古代而不通用于今天。所以说，实际情况不同了，办法也应该变化。

 

（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在道德上竞争，中古时代是在智谋上角逐，当今时代是在气力上较量。

齐国将要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劝说齐国，齐人说：“你的话不是不雄辩啊，然而我想得到的是土地呀！不是（你的）这些话所说的那些东西。”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把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划为国界。可见，（徐）偃王由于推行仁义而灭亡，子贡由于雄辩智谋而鲁国割地，如此说来，仁义政策和雄辩智谋不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开偃王的仁德，废止子贡的智辩，征用徐国与鲁国的国力，用它来敌御万乘的国家，那么，齐国与楚国的欲望就不能在这两个国家推行了

 

儒家用古代文献经典来搞乱法制，游侠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国君都以礼对待他们，这就是乱的原因。触犯法令的应当治罪，而这些儒生们却因为懂得古代文献经典而被录取任用；违犯法令的应当诛灭，而这些游侠却靠着行刺的行经被豢养。因此，法令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要录取任用的；官吏要诛灭的，却是君主所要豢养的。法之所非，上之所取，上之所养，吏之所诛，这四种情况自相矛盾而没有一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人，所称誉的人却有害干耕战之事；精通古代文献经典的人，不是应当任用的人，任用了他们就会搞乱法制。

 

楚国有一个品行正直的人，当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向官吏报告了这件事。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忠，却对父亲不孝，判决并治了他的罪。从这件事来看，国君的忠臣，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人随从国君去作战，三次战斗他都败走，孔子问他三败的缘故，他说“我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战死，就无人奉养了。”孔子认为他很有孝心，举荐他当高官。从这件事来看，父亲的孝子，却是国君的叛臣。所以，令尹朱诛杀了直躬，从此，楚国坏人的犯罪行为，不再有人向上报告使国君了解，孔子奖赏了因孝而战败的人，鲁国人民在作战时就轻易投降或败走，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就象这样的不同啊。而国君一方面称赞匹夫的行为，一方面又想使国家得到幸福，这是必定不会达到希望的。

 

 

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