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很多法律都是逼良为盗、逼良为娼的法律，其中《森林法》就是这些法律的总代表。我国一方面将土地、山林的经营权交给了农民，一方面又对农民加以多方面的限制。比如说，农民自己种的树，如果要砍伐，必须先取得许可证，要拉出去卖要开运单。这不仅让农民们没有对土地和山林的自主经营，而且反给各级贪官们大开了方便之门。比如中央电视台曾播过的山东临沂的一农民，在自家的地里种了200多株苹果树，先前苹果价格好，当然没什么说的了。可到了前几年，苹果价太低，以至于所收的苹果卖了还不夠付摘苹果的工资。他一气之下就把苹果树给砍了。就这一怒，让他坐了五年的牢。
我们这里的农民更惨。因为，我们这里是山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以上，典型的山多地少，靠山吃饭的地方。每年每个村都有数千立方米的木头，几十万根的竹子可以砍伐，但林业部门给的砍伐指标只有100多方木头指标、几万根毛竹指标。所给的指标只有可砍伐指标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农民们为了生计，又不能不去砍伐竹木。如果以非法砍伐10立方米的木头、1000根竹子为判刑的标准，我们这里的农民90%以上可以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为了生活农民们不得不去盗伐木材，这就为那些所谓的执法都创造了生财之路。一般来说，村民们批量砍伐木头都要弄一些砍伐指标的，有了10方的指标，才好去砍100方，或更多的树。而砍伐指标实在太少，以至于没路子的人根本就搞不到，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木材经销者。这些经销者要么是有亲戚当官的要么是做人较“活”（说穿了就是皮厚，会行贿）的人。这么紧俏的指标，要弄到手代价自然也小不了。花了大价弄到手的指标，如果一对一的砍伐，非把裤子赔了不可，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超伐、偷运！指标紧俏乐坏了林业局的和林管所的，超伐、偷运乐坏了森林公安和检查站的。如果以敲诈或受贿20000元为判刑的标准，我们这里的森林公安和竹木检查站的人100%的要判刑。
记得我姐夫生前是个非常遵纪守法的人，曾经担任过村主任，村支书，为人口碑很好，担因为承包了120亩山地种树，结果两次获牢狱之灾。因为120亩的树，在种植了10年以后，每年至少都可砍伐100立方米，可以连续砍伐五、六年。可是他做人不“活”根本就弄不到砍伐指标，每次只从别人那转手弄几方的指标，与他要砍伐的数量根本就不成比例。更何况只砍指标上了那几方树，连修路的钱都赚不到，更别说其它的了。所以他砍了两次树，刑拘了两次，罚款了两次。气得他只好不要那些树了，放任村民们去偷。自然他种树的投入也是血本无归了。从那以后他就得了重病，此后一病不起。假如是我，就干脆放把火把树都给烧了，然后就去把牢底坐穿吧！用生命与自由来对这无耻的法律进行抗议。
如果我们制订法律是要让90%以上的人去犯罪，我们这样的法律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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