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那位利用银行ATM机故障多取款而被诉窃取金融机构罪险些被判无期徒刑的许霆应该已经在中国家喻户晓，也让那小子一举成名，事件落幕并不算太久，不过现在中国又要出现一位所谓的“女许霆”了；何为“女许霆”也？我们先看看以下报道：据广州日报5月11日报道月入仅千元的机场清洁工，竟然在垃圾桶旁“捡”到一箱价值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黄金首饰!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当头红运”对这个“幸运儿”来说，却竟然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因为这笔横财的主角，40岁的清洁工梁丽，有可能要被司法机关以盗窃罪进行起诉，一旦定罪，因为数额巨大，梁丽要面临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该案在深圳法律界引起极大关注，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认为梁丽可以被称为深圳的“女许霆”，其争议之大比许霆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以会产生争议，这里我们还可以看看简单过程，当天上午8时20分左右，清洁工梁丽如常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看到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在边上旅客登机后被丢弃的样子（而据机场工作人员讲，在机场工作的清洁工常常捡一些带不上飞机的物品回家用的，如水果、化妆品、饮料等等。记者采访了一名梁丽的工友，这位姓杨的清洁工也向记者证实，确实会捡一些没人要的东西回家，因为清理这些丢弃物也是清洁工的职责。），以为是她们丢弃的，左右看看也没有人，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继续在大厅里工作。约9时左右，梁丽走到大厅北侧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告诉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
上午9时40分左右，梁丽和其他清洁工聚集在3楼一起吃早餐，其间梁丽又告诉大家其捡到一个纸箱，比较重，可能是电瓶。这时另一名清洁工马某就提出去看一下，如是电瓶就送给他用于电鱼。
于是马某和曹某就到楼下放纸箱的残疾人洗手间，打开纸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两人取出两包首饰一人分一半后就离去了。快下班时曹某看到梁丽，告诉她捡到的纸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不相信，来到那个洗手间从纸箱拿出首饰查看，并拿一件首饰让同事韩英拿到大厅内的黄金首饰店询问。韩英回来告诉梁丽，这首饰和首饰店里所卖的黄金首饰是一样的。梁丽以为韩英跟自己开玩笑，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没人要，顶多是从路边小摊买的假首饰。反正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不如下班拿回家给小孩子玩或送给亲戚朋友。中午下班后梁丽就把小纸箱带回自己家中。到了下午4时，梁丽同事曹某在她出租屋楼下喊，说你捡的东西，人家失主报警了。梁丽告诉曹某，说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傍晚约6时左右，两个人来到梁丽家，说他们是警察，问她是否捡到一个纸箱。梁丽确认他们真是警察后，就主动从床下拿出那个纸箱交给他们。警察把梁丽一家人带到派出所。
事情发生后，令人奇怪的是公安方面竟然将清洁女工以盗窃罪立案起诉，因为涉及案值300多万元，如果罪名成立，将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判决，无疑这将成为那位据称平时不爱占小便宜且“勤俭持家的农村妇女”的灭顶之灾；而且从案情和经过来看，显然大多数人基于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觉得构不上盗窃罪，然而作为公检法专业人士，竟然会有如此判断，则还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且就算是公检法之间也存在争议，比如记者调查的事情的经过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故意情节，比如深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涉嫌盗窃罪把梁丽案移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认为以盗窃罪起诉不妥，遂移交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宝安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却倾向于梁丽涉嫌构成盗窃罪。现此案已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所以，案发至今已经整整5个月，梁丽仍然未被起诉。
此案也让人不禁想起了去年的许霆案，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但其实我觉得此清洁女工比许霆还要冤枉，因为根据她同事对事情发生时的描述，她基本上一开始并没有主观故意，且事后也没有拒绝交出，按一些法律人士的说法，这样就连非法侵占罪都算不上，何以司法部门硬要以盗窃罪立案呢？这样审理又有多大社会正面意义呢？显而易见整个过程既不属于“秘密窃取”，也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甚至在发生后女工还主动告诉了她的同事她“捡”到了一个纸箱，因为很重，怀疑装的电瓶，足以证明这与所谓的盗窃案牛头不对马嘴，但司法部门的“专业”认定，只能说他们有时并不专业，甚至太过机械和死板，并非说法律可以灵活，而是人太死板。清洁女工知道失主报案后也告诉了同事第二天上班会还，证明她根本不存在侵占，也就是说非法侵占罪也算不上，最多只能从提倡拾金不昧道德要求上对其缺乏主动性加以指责，除非失主本人向司法机关起诉其盗窃，也就是自诉，才能以盗窃罪立案。
我们反正不知道深圳那些司法部门的“专业”人士们是怎么想的，总之此案的争议目前已经涵盖了从民间到法律界甚至到司法部门内部，足以证明其被诉盗窃并非没有问题；其实我们有时会想象，当年许霆案时，无数国人就拿银行经常理直气壮的大肆侵害储户利益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反而他自己的ATM机出故障后，不仅不追究自己内部的管理失职，还以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起诉，本末倒置，当时就让人对法律和法制在中国的现状感到愤怒和担忧，也影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争议；如今无独有偶发生于深圳的“女许霆”案，何不又是如此呢？因为一些年来，我们已经从正规媒体上听多了N多的官/员哪怕贪污公款数百万、上千万也不过判10年8年，并没有司法部门做出严惩的举动，反而是提出所谓免除死刑的提议等，很多时候让公众觉得是从法律上进行纵容，又或者是一丘之貉之狼狈为奸。还有比如如今人们反应强/烈的抢劫和真正意义上的偷盗案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么我们的司法部门为此采取了多少有效措施来打击或预防呢？本来人们就对他们消极的行为就持怀疑态度，如今却又对一个仅仅是在机场捡到了300万金饰的清洁女工以盗窃罪进行起诉，且这还不是失主提起诉讼，是不是深圳的司法部门有点不务正业或者是自作多情？
总之我感觉深圳司法部门以盗窃罪起诉捡300万金饰的清洁女工有点出洋相，是在制造出一个女许霆的同时，让那些公检法人员在公众面前出丑，弄到最后其实是让法制出丑，让法律蒙羞，是彻头彻尾的法制的悲哀。
何以会产生争议，这里我们还可以看看简单过程，当天上午8时20分左右，清洁工梁丽如常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看到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在边上旅客登机后被丢弃的样子（而据机场工作人员讲，在机场工作的清洁工常常捡一些带不上飞机的物品回家用的，如水果、化妆品、饮料等等。记者采访了一名梁丽的工友，这位姓杨的清洁工也向记者证实，确实会捡一些没人要的东西回家，因为清理这些丢弃物也是清洁工的职责。），以为是她们丢弃的，左右看看也没有人，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继续在大厅里工作。约9时左右，梁丽走到大厅北侧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告诉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
上午9时40分左右，梁丽和其他清洁工聚集在3楼一起吃早餐，其间梁丽又告诉大家其捡到一个纸箱，比较重，可能是电瓶。这时另一名清洁工马某就提出去看一下，如是电瓶就送给他用于电鱼。
于是马某和曹某就到楼下放纸箱的残疾人洗手间，打开纸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两人取出两包首饰一人分一半后就离去了。快下班时曹某看到梁丽，告诉她捡到的纸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不相信，来到那个洗手间从纸箱拿出首饰查看，并拿一件首饰让同事韩英拿到大厅内的黄金首饰店询问。韩英回来告诉梁丽，这首饰和首饰店里所卖的黄金首饰是一样的。梁丽以为韩英跟自己开玩笑，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没人要，顶多是从路边小摊买的假首饰。反正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不如下班拿回家给小孩子玩或送给亲戚朋友。中午下班后梁丽就把小纸箱带回自己家中。到了下午4时，梁丽同事曹某在她出租屋楼下喊，说你捡的东西，人家失主报警了。梁丽告诉曹某，说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傍晚约6时左右，两个人来到梁丽家，说他们是警察，问她是否捡到一个纸箱。梁丽确认他们真是警察后，就主动从床下拿出那个纸箱交给他们。警察把梁丽一家人带到派出所。
事情发生后，令人奇怪的是公安方面竟然将清洁女工以盗窃罪立案起诉，因为涉及案值300多万元，如果罪名成立，将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判决，无疑这将成为那位据称平时不爱占小便宜且“勤俭持家的农村妇女”的灭顶之灾；而且从案情和经过来看，显然大多数人基于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觉得构不上盗窃罪，然而作为公检法专业人士，竟然会有如此判断，则还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且就算是公检法之间也存在争议，比如记者调查的事情的经过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故意情节，比如深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涉嫌盗窃罪把梁丽案移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认为以盗窃罪起诉不妥，遂移交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宝安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却倾向于梁丽涉嫌构成盗窃罪。现此案已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所以，案发至今已经整整5个月，梁丽仍然未被起诉。
此案也让人不禁想起了去年的许霆案，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但其实我觉得此清洁女工比许霆还要冤枉，因为根据她同事对事情发生时的描述，她基本上一开始并没有主观故意，且事后也没有拒绝交出，按一些法律人士的说法，这样就连非法侵占罪都算不上，何以司法部门硬要以盗窃罪立案呢？这样审理又有多大社会正面意义呢？显而易见整个过程既不属于“秘密窃取”，也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甚至在发生后女工还主动告诉了她的同事她“捡”到了一个纸箱，因为很重，怀疑装的电瓶，足以证明这与所谓的盗窃案牛头不对马嘴，但司法部门的“专业”认定，只能说他们有时并不专业，甚至太过机械和死板，并非说法律可以灵活，而是人太死板。清洁女工知道失主报案后也告诉了同事第二天上班会还，证明她根本不存在侵占，也就是说非法侵占罪也算不上，最多只能从提倡拾金不昧道德要求上对其缺乏主动性加以指责，除非失主本人向司法机关起诉其盗窃，也就是自诉，才能以盗窃罪立案。
我们反正不知道深圳那些司法部门的“专业”人士们是怎么想的，总之此案的争议目前已经涵盖了从民间到法律界甚至到司法部门内部，足以证明其被诉盗窃并非没有问题；其实我们有时会想象，当年许霆案时，无数国人就拿银行经常理直气壮的大肆侵害储户利益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反而他自己的ATM机出故障后，不仅不追究自己内部的管理失职，还以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起诉，本末倒置，当时就让人对法律和法制在中国的现状感到愤怒和担忧，也影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争议；如今无独有偶发生于深圳的“女许霆”案，何不又是如此呢？因为一些年来，我们已经从正规媒体上听多了N多的官/员哪怕贪污公款数百万、上千万也不过判10年8年，并没有司法部门做出严惩的举动，反而是提出所谓免除死刑的提议等，很多时候让公众觉得是从法律上进行纵容，又或者是一丘之貉之狼狈为奸。还有比如如今人们反应强/烈的抢劫和真正意义上的偷盗案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么我们的司法部门为此采取了多少有效措施来打击或预防呢？本来人们就对他们消极的行为就持怀疑态度，如今却又对一个仅仅是在机场捡到了300万金饰的清洁女工以盗窃罪进行起诉，且这还不是失主提起诉讼，是不是深圳的司法部门有点不务正业或者是自作多情？
总之我感觉深圳司法部门以盗窃罪起诉捡300万金饰的清洁女工有点出洋相，是在制造出一个女许霆的同时，让那些公检法人员在公众面前出丑，弄到最后其实是让法制出丑，让法律蒙羞，是彻头彻尾的法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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