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两辞总统，毛泽东终任主席。这已经成为伪自由派美化资本主义民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宝”之一。他们以婆媳勾心、叔嫂斗角的畸心揣度伟人浩瀚的胸怀，数年一日、众口铄金地把建国以来的各项无产阶级运动，宣传成毛泽东为实现个人“独裁专制”的权力之争：
——杜导正：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
——岩石：只有一边倒向苏联，打着伪社会主义的旗帜，才能行独裁专制之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独断专行的个人野心。
……
这种把毛泽东主席与封建帝王等同的论调纯属谣言惑众。
黄宗羲在《原君》中说——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 古之人 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可见，当权力非但不能谋一己私利，反而要“吃苦有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给予人的甚多，要求于人甚少”，甚至要“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准备摔得粉身碎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时，则连尧、舜也要“入而又去之”；若予以高额的利诱，不知有多少“公仆”会弃官下海——“吉林三位副省长‘下海’执掌金融机构” 、“温州市副市长等4名政府官员辞职下海”…；若捞足了银两，即使“局级”、“厅级”、“司级”官帽也弃如敝屣——“中行开平案震慑4000外逃官员”、“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滞留法国，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在法国巴黎考察时玩‘失踪’”…。
若按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信“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的极右“精英”们的人生哲学：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被汪精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若为己私，“学而优则仕”的毛泽东只须像陈公博等人那样与国民党右派合污，便可成为“成功人士”、步入“新阶层”，何必千辛万苦、把头掖在裤带里，领着一群被“自然法则”所淘汰的、不怪自己“没本事”、不懂“富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没有富人，大家就得一起穷”）、等不及“先富带后富，最后共同富裕”、对“养活了自己”的地主老财资本家“恩将仇报”（“仇富”）的“待富”们上山下乡，用大刀梭镖反抗整个国家力量？
毛泽东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为救国、救民于水火鞠躬尽瘁：秋收起义，九死一生；井岗星火，残酷斗争；长征路上，艰苦卓绝；奠基陕北，运筹中国；为中国革命，牺牲七位亲人。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虱子或跳蚤）”；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在随后发表《延安一月》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伪自由派们攻击毛泽东在延安花天酒地、漫舞笙歌、不抗日，简直是丧心病狂、颠倒黑白。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之初，告诫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不做李自成”。因为，毛泽东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不是 “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而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说——
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倘若毛泽东像周天子分封诸侯那样，对开国元勋、有功之臣论功行赏，重建官场威仪，立孔孟，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干部知识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愁不为官僚和知识精英所称道。然而，亲眼目睹过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亲身经历了蒋介石窃取北伐战争成果的毛泽东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的重演、劳动人民再陷“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历史周期，确保这个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永不变色，向企图再一次窃取革命成果的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发动一次一次的“夺权”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这就是右派“精英”年年、月月、日日大讲特讲的“独裁”、“专制”、“争权”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1976年，张xx在讲话中说——
有人说这是“权力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早在1926年，鲁迅就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指出——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
然而怨妇般的右派“精英”是不会听从鲁迅的劝告的，而且何止“妄鸣不平”，简直是颠倒黑白、撒谎抵赖：把他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称为“养活工人”、“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把毛泽东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运动诬蔑成“争夺个人权力”。
倘说，毛泽东是为“个人”夺权，就必然要凭借既得权力为“个人”谋私利。我们就来看看作为一国元首的毛泽东为个人谋取的什么利益：
毛泽东遗物馆展出的毛泽东生前遗物有：
——毛泽东生前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领子全换过，袖子已面目全非。
——毛主席用过的一块毛巾有54个补丁。
——毛主席当时刷牙一般使用牙粉，工作人员劝他改用国产牙膏，他说：全国人民都能用上牙膏后我就用。他的牙刷也要等到用秃后才同意更换。
——毛泽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火柴用完了，火柴盒不许扔，买来散火柴装上再用。
——毛主席晚年身体发胖后，衣服小了，他就叫工作人员将衣、裤送去拼大接长继续穿。
——展馆中还展出了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段谈话记录：“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展出的毛泽东1953年9月8日写给文涧泉的信中，他教育亲人“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不要有任何奢望”。
——展出的手表，是毛泽东在1945年飞抵重庆谈判时，郭沫若看到毛泽东没有戴表而送给了他的。毛泽东一直十分珍惜地戴着它，直到临终。表盘、表蒙和表带都更换过，旧表带是1966年8月3日换下的。
……
毛泽东去世后，几乎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房无一间，地无半亩，没有存款，稿费充公。毛泽东女儿李讷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刘少奇之子刘源最近回忆说：“我母亲刚出狱，听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带七岁的儿子生活，孤独又困难，就主动去帮助。”
毛泽东的老家亲属都是农民，他们在建国初到北京探望毛泽东时曾提出“留下来当工人”的要求而不可得；新中国成立伊始，毛岸英的亲舅舅杨开智想到北京工作，便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泽东回信要他“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杨开智就请表弟向三立替他出面说情，想在湖南谋取一个厅长职位。向三立也不敢说，只在给岸英的一封信中转达了杨开智的想法。毛岸英在回信中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伪自由“精英”及其打手们，却对牺牲于朝鲜战场上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毛岸英肆意嘲骂：“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朝鲜战争）当然赢了，因为送掉了太子”；“感谢美国飞行员，否则又是一个“金二世”。用“禽兽”来形容他们都是对禽兽的污辱。他们以“民主派”自居，其实是满脑子的“争权夺利”、“权为已私”的封建思想。
毛泽东一生清廉如水，为国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毛泽东在建国初的1953年就退居二线，由刘、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虽然是培养锻炼接班人的意图，但或者许还有些许的尧舜之“私”——“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然而，华盛顿的接班人好选，毛泽东的接班人却难选。原因在于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一样，都是摆脱不了资本寡头、金融财团操纵的傀儡；而政治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却没有专政意识，就是鲁迅文中所说的“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在“人民民主专政”初露被颠覆的端睨时，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毅然发动了“防修”、“反修”的“文化大革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向整个官僚集团宣战——《炮打司令部》，兑现了当年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承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一次无产阶级对修正主义的造反夺权，是一次“重上井岗山”。
据《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记载，毛主席说——
“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林彪之死，使毛泽东遭到巨大打击，“整个人像垮了”。我以前不能理解：粉碎了一个想谋害自己的“政敌”，不理当弹冠相庆吗？现在知道，这非但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的重创。
一脑子“皇权”、“帝位”思想的伪自由派胡星斗，挂上《毛泽东的遗愿——江青当主席》的大文，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籍此彰示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却不知，毛泽东的权力就是无产阶级大众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握其权者必须“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所以，许由、务光“量而不欲入”，尧、舜“入而又去之”，禹“初不欲入而不得去”。毛泽东的具体遗愿如何，无法证实。在无产阶级政治尚不成熟的时候，在党内斗争尖锐到连毛泽东也准备“粉身碎骨”的时候，把江青推到对抗整个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最前线，这等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抗美援朝”献出一位亲人后，又将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献出第二位亲人。革命一生、高瞻远瞩、把握形势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已经预见了身后的结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此举，与“佛祖舍身”一样令天地震撼；即使尧、舜也不能及。
美国神化其开国领袖，是占据道德至高点，取得向全世发号施令的“正义性”，即侵略的“师出有名”。相反，伪自由“精英”贬低人民领袖及一切民族英雄，进行民族“自我矮化” 和“有罪推断”教育——“如果外国对中国粮食禁运，肯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茅于轼）、“我认为西藏问题、人权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中国制度问题不改善不解决，西藏问题、自治问题也改善不了解决不了。”（胡星斗），最终只能走上“汉奸”之路；中国也必将走上殖民地的之路。
让那个生前“蓄奴三百”、扒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人皮做靴子——“从臀部上扒起”，因为“可以做并腿而长的靴子。”——的华盛顿和那个“如果我无须解放任何一个奴隶便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的林肯，统统见鬼去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禁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幸运。他对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贡献，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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