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处理邓玉娇事件，整治吏治是立国立党之本
―――“体恤民意”“以吏为师” “体民而严吏”
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毒素的影响，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策略，目无党纪国法，腐败堕落，长期饱暖淫欲常生，休闲作乐，公款消费已属司空见惯。如果各级领导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一回事来抓扎实、常抓不懈，强化监管力度，不走过场，不给少数干部腐败的土壤，邓玉娇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不要小看邓玉娇事件，它反映了我国目前吏治现状，从我国历史经验不难得出，吏治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吏治清明则民族国家强盛，吏治腐败则亡国灭族。吏治的成败和民意的离合紧密相联，吏治的腐败在特定时候会被外国势力或国内反动势力利用，处理不当，无法收拾。这已经被中外历史所证明。正是，
以吏为师
我国素有 “以吏为师”的概念，“以吏为师”与“为民作主”，其义相同。
这样就要求，在政府官员身上具有两种属性和要求：一方面，他们应该成为按国家信仰处世的楷模，严格按传统道义办事；另一方面，他们应该具有一定的能力，以便治国治民。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德、才兼备。从一般情形看，德比才具有优先的地位和重要性，无能的庸官可以被容忍，而违背教义的能官决不会被宽宥。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脉络来看，从远古时期的德治到后来德才兼备，也是从人格感化到后来德文功武略双管齐下。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德是各级官吏德施政中的主线。
在汉代，具有普遍意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察举的主要内容是孝、廉。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孝成了儒教的根本道德。为了博取功名邀誉天下，汉代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孝子。有了杰出的孝行就可能当官，而能力成了次等的要求，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身教重于言教”，官吏的政治牧师功能于此尽显。唐代科举制度实施以后，似乎找到了一条德才兼备两全齐美的道路，但仔细考察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旧以国教道德为核心，以经为范本。
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至少应该是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如能身体厉行诚然更善。即使官场上屡见不鲜的言行不一、阳奉阴违，不过是教士人格与本性人格分裂的结果，但是，至少在民众面前需要的是人格展现，一旦言行不一、阳奉阴违被揭穿，你的仕途就会完结。
也正是这种民间和官方的监督让我们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官吏文化，一种人格和才能的混合体，官吏的瑕疵会被民众放大而不能接受。
体民而严吏
作为政府官员应该清楚，做官不等于享受，做官本身应该是一种责任和付出，是拥有强烈国家认同感的人士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而甘愿付出的人士组成。公而忘私是各级行政官员至少在表面给公众的印象。如果，行政官员突破这个底线，在公众印象中已经不能起到模范作用，上级行政官员就应改考虑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规范。如果，行政官员突破一般公民的道德底线，那就应该将其撤换。
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官吏的处罚远比一般公民处罚要严厉。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最高当权者为了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政权稳定。而政权稳定的基础就是民心的认同感，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就出现了现在人不明白的酷刑，但是，如果我们认真仔细分析不难得到这样结论：这些最核人的酷刑的接受者是行政中的高级官吏。下面我们就举出几个例子，
1.商鞅，死因：五马分尸
秦孝公通过变法使秦国国力跃于各国之首，商鞅功不可没。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一代名臣为什么得如此下场？
一个彻底的变革往往带来利益的重新分割，利益重新分割往往带来利益集团的重组。快速的重组往往带来不同失利集团怨气聚集，当这种怨气积累到将要触及国家稳定的时候，最高当权者会在平衡各集团利益时排泄那些集聚起来的怨气，在改革与人员的选择过程中，选择严惩当事人而继续推经改革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所以，商鞅是改革的缔造者，也是改革中的牺牲品。但是，这种牺牲值得。
汉代的晁错被汉景帝腰斩，其家属被处死弃市也是这种原因。
2.韩信，死因：诛杀三族
韩信的死让很多史学家叹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被小女人吕后斩之于长乐钟室，诛杀父、母、妻三族，只是成就了两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君臣的政见不合造成的。打天下靠的是军事的谋略，在于欺诈与毁灭对方，是快速而猛烈的决斗。而治天下，却要用德化民众，在于柔性治理，目的是民众与政权的共生共赢。所以，打天下的策略与治天下的策略完全不同。正是这种不同，造成君臣割裂，汉朝要完成从打天下的政策向治天下的策略转变，韩信的死是必然。
3.岳飞，死因：缢首。
岳飞的死被后人感慨万千，许多人认为，岳飞的命运是注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宋高宗想让他死，要是仗打赢了，迎回被金人俘虏的两个皇帝，他这个皇帝不就失业了；秦桧也想让他死，要是岳家军凯旋归来，他这个“鸽派”（“投降派”）宰相乌纱帽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的。两个掌大权的心有灵犀，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勒死了岳飞父子！
这种结论也太低估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心胸。岳飞的死，应该是岳飞的军事意图和南宋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冲突，在任何时候，军事服从政治是一个铁律。当时的南宋刚刚建立，整个国家秩序的建立和军事整体部署都没有完成，金、西夏、吐蕃等势力集团同时存在，战略同盟的分割建立处于微妙时期。当时南宋的举国雪耻的豪气让多数人忘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贸然的军事行动会破坏当时的军事平衡和政治平衡。
所以，岳飞的死，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却是一个政治盲童。
4.方孝儒，死因：凌迟，灭十族
方孝儒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学富无车、才华横溢，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他破口大骂，灭我十族又如何？人本有九族，何来第十族？朱棣横下一条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
方孝儒的死让人震惊和叹服，震惊的是朱棣的残暴和方孝儒的气节，其实，正是有方孝儒这样的名士让中国多了些傲骨。但是，正是方孝儒太注意自己的气节，却忽视了历史的潮流，他的死只是在中国历史上多了点惨烈，却没有阻碍朱棣的胸怀大略的实施，没有阻碍大明帝国的昌盛和辉煌。
这就是我国历代沿用的“体民而严吏”的治国理念，“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振三军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人，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一个国家进行处罚时，要选择有影响的关键人员进行严惩，这样不仅可以树立威严，还可以起到震慑不稳定因素。奖励时最好能达到最底层群众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在奖惩时必须罚审慎得当而令行禁止。所以，处理一人足以整个单位畏惧的，就不要牵涉第二个人。奖赏一个基层群众足以激励他人，就奖赏他。惩处贵在选准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奖赏贵在不忘最基层人员。处理关键人物，往往使惩罚产生极好的效果；奖赏能奖赏到最低层的群众，能激励和团结基层群众。刑罚能达上层，奖赏能包括下层，那样国家的威严自然而然能够确立，奖惩的目的也会达到。
而这种“体民而严吏“的治国理念，是处置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为数不多的有效办法。
聚敛民意是治国的基础，任何政策的实施的底线是不扰民，政策的目的是聚民意以求国家发展，让各阶层和谐共生，共赢。而这就需要有一个有信仰有人格的执政团队。
0票
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