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最近十多天，中国的舆论集中到鄂西山区一个普通女子的身上。这个名叫邓玉娇的女子手刃一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官员的事被广泛传播。然而，吊诡的是，“杀人犯”邓玉娇并未被舆论唾弃，反被塑造为弱势者为维护自身尊严而反抗强暴的“英雄”，从而得到公众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相反，倒是被害者没有得到人们丝毫同情，除了他所做之事为社会所不齿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问题——基层小吏。

舆论的一边倒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价值紊乱，以致是非不分呢？恰恰相反，不是是非不分，而是是非太强烈了，以至于到了非黑即白的地步。就案件本身来看，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它激起的社会反响足以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加速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这是需要整个社会高度重视和反思的。

邓玉娇案件再次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因为就在此前，媒体刚爆出贵州习水县官员集体嫖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官员把手伸向未成年少女的丑行，已令官员这个群体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成为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社会尤其是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 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剥削的底层民众。

事实上，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在各种断裂关系中，官民对立，特别是基层官员与底层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

当一些基层政府不能善待治下的民众，不能有效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甚而侵犯他们的生存空间时，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就会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双方彼此缺乏信任、无法相互包容的时候，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放大，并被无限上纲上线。在邓玉娇案中，正是死者政府招商办主任的官员身份，使得人们丧失了对他的基本同情。

官民对立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改革30年来，由于中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地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致使民众的各种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严重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他们被排斥在应该享有改革与发展成果的群体之外，成为一个沉默的无希望的群体。

而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介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基层执政者，普遍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现在看来，指望基层政府进行自我转型很难，因为基层政府的知识水平和利益结构决定了其不可能或无力进行自我转型，因此，高层特别是中央就必须以强大的行政力推动他们去转型，以化解官民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总之，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已经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民众已愈来愈无法容忍强势阶层的各种特权，如果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不厉行法治，那么，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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