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六十年代人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大的有四十七八，小的有三十八九。上学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当时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的重磅“炸药包”来，轻松多了。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从小就熟知自己的家史，与刘文彩之类的大恶霸不共戴天。我们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没有理由不使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国产电影自然是以八大样板戏为主，那精妙的配乐、经典的道白和夸张的舞美，使人至今仍然难以释怀。后来有了《决裂》、《春苗》、《战洪图》、《红雨》等一批带有强烈左的色彩的政治电影。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有线广播和极少数的收音机进行传播，另外，就是《新闻简报》。每当看到已显虚弱、苍老的毛主席无声地出现在银幕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默默祝福。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我们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李光曦演唱的一首《祝酒歌》最能表达这种喜悦的感情。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郭沫若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被历史地推上了政治舞台。他的复出，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
一时间，八块样板戏不演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听不见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影诞生了。《海外赤子》、《归心似箭》、《爱情啊你姓什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小花》、《戴手铐的旅客》、《等到满山红叶时》、《第二次握手》、《红牡丹》、、《庐山恋》、等等等等。有电影，就必然有插曲，那时候的电影插曲实在是美，每每想起或唱起，就心潮起伏，情绪激荡，李谷一也成了我们梦中的歌神……
那时候高跟鞋、“飞机头”、喇叭裤、摇摆舞被普遍视为叛逆和异端。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的所谓靡靡之音还被斥之以黄色歌曲。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伤痕文学”，主要是讨伐“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扭曲。文化艺术又一次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国产的《敌营十八年》、日本的《血疑》、《命运》、《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来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电视连续剧热，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解。电影《少林寺》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街上一下子出现了无数个光头觉远。那港台的武打录像片充斥着一间间低矮简陋的录像厅。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的一本叫作《武林》的杂志，创造了全中国期刊订阅、零售之最。香港电视连续剧在大陆异常火爆，尤以《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人在旅途》等为代表。
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前凭票、卡供应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已不再紧张，人们的着装也逐渐从千篇一律的灰、蓝、黄而变得亮丽多彩。姑娘出嫁的条件，已成为“三十六条腿”和双卡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了。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也有幸成了最后一批能够全部看完历届“春节文艺晚会”的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春晚”便替代新衣、鞭炮，成了我们每年除夕的热盼。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董文华的一曲《十五的月亮》，唱响了讴歌最可爱的人这一新时期最响亮的主旋律，对越反击战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如今大都已经步入中年之旅，成了单位和社会的中坚。往事如过眼烟云，不同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同前人、后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原则。回忆过去，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回忆过去，会使我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寻找出更符合于我们时代特征的精神和境界，使我们更加为生于六十年代骄傲和自豪。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大的有四十七八，小的有三十八九。上学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当时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的重磅“炸药包”来，轻松多了。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从小就熟知自己的家史，与刘文彩之类的大恶霸不共戴天。我们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没有理由不使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国产电影自然是以八大样板戏为主，那精妙的配乐、经典的道白和夸张的舞美，使人至今仍然难以释怀。后来有了《决裂》、《春苗》、《战洪图》、《红雨》等一批带有强烈左的色彩的政治电影。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有线广播和极少数的收音机进行传播，另外，就是《新闻简报》。每当看到已显虚弱、苍老的毛主席无声地出现在银幕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默默祝福。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我们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李光曦演唱的一首《祝酒歌》最能表达这种喜悦的感情。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郭沫若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被历史地推上了政治舞台。他的复出，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
一时间，八块样板戏不演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听不见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影诞生了。《海外赤子》、《归心似箭》、《爱情啊你姓什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小花》、《戴手铐的旅客》、《等到满山红叶时》、《第二次握手》、《红牡丹》、、《庐山恋》、等等等等。有电影，就必然有插曲，那时候的电影插曲实在是美，每每想起或唱起，就心潮起伏，情绪激荡，李谷一也成了我们梦中的歌神……
那时候高跟鞋、“飞机头”、喇叭裤、摇摆舞被普遍视为叛逆和异端。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的所谓靡靡之音还被斥之以黄色歌曲。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伤痕文学”，主要是讨伐“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扭曲。文化艺术又一次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国产的《敌营十八年》、日本的《血疑》、《命运》、《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来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电视连续剧热，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解。电影《少林寺》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街上一下子出现了无数个光头觉远。那港台的武打录像片充斥着一间间低矮简陋的录像厅。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的一本叫作《武林》的杂志，创造了全中国期刊订阅、零售之最。香港电视连续剧在大陆异常火爆，尤以《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人在旅途》等为代表。
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前凭票、卡供应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已不再紧张，人们的着装也逐渐从千篇一律的灰、蓝、黄而变得亮丽多彩。姑娘出嫁的条件，已成为“三十六条腿”和双卡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了。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也有幸成了最后一批能够全部看完历届“春节文艺晚会”的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春晚”便替代新衣、鞭炮，成了我们每年除夕的热盼。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董文华的一曲《十五的月亮》，唱响了讴歌最可爱的人这一新时期最响亮的主旋律，对越反击战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如今大都已经步入中年之旅，成了单位和社会的中坚。往事如过眼烟云，不同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同前人、后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原则。回忆过去，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回忆过去，会使我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寻找出更符合于我们时代特征的精神和境界，使我们更加为生于六十年代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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