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中国趋势”大型系列高级讲坛（第五期）
本次主题：危机与宪政改革
第五场：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
地 点： 昌平校区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宪政的中国趋势”高级系列讲坛的最后一讲。“宪政的中国趋势”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05年开始推出的一个名牌学术讲堂，以传播宪政理念、推行制度建设为宗旨。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与宪政变革。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讲人是享誉海内外的陈志武教授。有请陈志武教授开讲！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今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多国经历所证明的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意义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也就是，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跟其政府可以花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因为案例分析方法有时候可能会得到荒谬的结论。比如，盲人阿炳是个瞎子，因此他对声音比较敏感，他作曲很好，二胡也拉得很好。如果用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更好地拉二胡，首先要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其结果有时让人感觉太抽象了。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逆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或说民有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具有我们普通的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可以控制全国人大，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执法权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呢？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那个国家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和规则对所有的参与者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营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国如果哪天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之后也要腐蚀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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