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诠释：科学发展观【精品】（转）

编者按：胡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博大精深。此文对这一理论进了部分诠释！非常细致的描绘了科学发展的美好蓝图！令人耳目一新，柳暗花明！

建立经济增长长效机制，接替高消耗经济刺激政策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部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以来，国务院在第一时间重拳出击，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保民生的刺激性经济政策，使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哀鸿遍野中一枝独秀，取得了与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对抗的阶段性胜利。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下滑，而且实现了6.1﹪的增长率，在世界各国中可为独领风骚。但是为了6.1﹪的经济增长，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2009年度我国的财政赤字肯定超过1万亿元，银行新增信贷仅一季度就完成了全年计划的90﹪。

巨量的财政赤字、巨量的银行新增贷款、巨量的货币发行就是政府为了保增长而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抗击危机第一阶段的胜利是用高消耗的代价换来的。但是，要完全战胜金融危机，高消耗的对策是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的，长时间打消耗战，是中国经济承担不起的。因此，在首合之后，我们必须转变思路，拿出高效率、低消耗的新对策，只有这样，才有望将抗击危机的这场战役进行彻底的胜利。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它国，但这场危机也使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被长期掩盖的深层次问题暴露了出来。事实证明：要想让国民经济彻底摆脱危机，仅靠经济刺激，不触及中国经济深层中多年来形成的弊端，是难以一招显灵的。

一.缺乏良性动力机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一个足够大的经济体中，是可以建立起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只要能培育出内在的需求动力和供应动力，这个经济体就可以实现持续的增长。它的原理是：第一类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部分资源从原来的生产部门脱离出来；与此同时，第二类技术进步开发出了具有新用途的产品，并吸引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剥离出来的人力、资本和其它资源，形成了全新的生产领域，社会经济的总规模因此而断扩大，经济增长就可在不依赖外力的情况下而持续下去。这就是内源性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

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却来源于国际贸易，经济体内在的供应动力和需求动力都明显不足。

供应动力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从表面上看，资本应当成为起决定作用的供应动力。而中国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稀缺阶段，现在的中国并不缺少可供资本，但是有一种资源却是资本不能随购而至的，这个资源就是创新技术的成果。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西方国家掌握的前沿技术又不会卖给我们，中国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在技术市场上无法买到想要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供应动力的严重缺失。

需求动力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断向政府和富人倾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当大多数人口在为社会生产提供劳务时，他们的收入不能形成基本合理的社会购买力时，这个社会的需求动力就会渐渐丧失。

一个供应动力，一个需求动力，这两大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要想取得与国际金融危机对决的最后胜利，就必须让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就应该着手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重新塑造出国民经济的供求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让国民经济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才能在高消耗政策弹尽粮绝之前将中国经济引向战略突围的坦途。

二．走低端路线，用科学发展观谋治本之策！

事实表明，深藏在我国经济中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战胜危机的最大障碍。只有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道路，才能找到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症结之所在。显然，30年来，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未来产生消极作用的倾向。

第一，国民收入分配过于悬殊，使经济增长失去需求的支撑。第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第三，城市化进程只侧重了城市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农村和农民的利益，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而这三大弊端归根结底，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存在着高端化的倾向，分配上倾向与政府和富人，技术上倾向于国外，城市化倾向与开发商、政府和城市。这种倾向性表明我们正在走一条高端路线。但中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高端路线是一条无法把我们引导到最终胜利的错误路线。

红军时期我们党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低端路线，使星星之火遍地燎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走的是持久战、游击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低端路线，战胜了穷凶敌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靠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和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低端路线，以弱胜强打败了国民党政权。这些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而红军时期与敌人打阵地战、攻打大城市的错误做法，58年的大跃进都属于高端路线，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说明：什么时候好大喜功，用过高的标准来制定政策和策略，什么时候就会遭受挫折。什么时候走低端路线，老老实实从中国实际出发，切切实实的满足人民群众最朴素最迫切的要求，什么时候就会取得惊世骇俗的伟大成就。

1．        建立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

2008年全国财政系统共征收个人所得税3722.19亿元，占全部税收54219.62亿元的6.87﹪，在全部税收中属于较小的税种，这种情况和中国个人财富的急剧增长的现实相比，是极不协调的。根据招商银行公布的个人财富统计资料，中国目前有30万个可投资资产超千万元的富豪，其中包括1.2万个亿万富豪，他们资产的总额达到8.8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的29﹪。胡润财富排行榜的数据显示：中国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翁数量已经达到82.5万个，其中亿万富豪的数量达到5.1万个，共拥有20万亿元资产，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的66﹪。财富如此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与个税的象征性征收形成了鲜明对照，可以说中国的富人享受着世界上最优惠的个税待遇。

国民收入向富人和政府的倾斜，不仅会因为分配不公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丰富收入的各级政府，在财力的使用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性、消费性浪费，各地兴建的超豪华办公楼、名目繁多出国考察、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每年的耗费都达上万亿元。政府的这些奢华开支，以及政府官员和富人阶层的个人理财，即使不考虑腐败的消极影响，也会造成如下经济后果：①奢侈性开支所带动的产业链偏短，对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偏弱，远远不及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力所能达到的促进经济增长作用。②政府的奢华支出、政府官员和富人的消费中，相当一部分是涉外支出。如：出国考察、出国留学、出国旅游等，这个数字越大，内需就减少的越多。国民收入分配的悬殊越大，向海外流失的资产就越多。③政府官员和富人阶层的储蓄倾向明显，招商银行对千万富豪数量的统计，就是基于私人在银行中存款的统计。富豪们手中8.8万亿元的存款可以使1亿个家庭每户消费8.8万元。这么大数量的资产不能转化为真实的社会需求，国民经济的内在动力必定会被被严重削弱。

由此可见，国民收入分配过度集中在少数手中，它不仅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体动力机制问题。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一方面会造成社会财富大量浪费和闲置，另一方面因购买力的不足而使社会需求低迷疲弱。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将永远缺失内在动力。

要解决上述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能凑效的。在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穷大的中国，市场不可能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节，能有效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只能是政府，而最简洁的手段就是税收政策的调整：

⑴强化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将原税目中列入的分属于三种税率的十一种所得合并为一，将超额累近税率调整为十二级，最低级税率为5﹪，最高为60%。同时，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4000～5000元，在全国实行个税联网，不管应纳税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取得何种收入，都可以在月度的时限内进行累加并迅速计算出应纳税额。通过全国个税联网，从技术上保证个税征收的快捷性和准确性。个税改革一方面可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另一方面对高收入者适当增加纳税额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投资欲望。个税的上述调整会使个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增加的税收可以专项投入社会保障、全民医保。个税对中低收入者的减收和对高收入者的增收调整，将强有力地提振内需，而国家为此所花费的成本仅仅是个税网络的布局和宣传费用，这是一项比现行的所有经济刺激政策效率更高而消耗更低的措施。

⑵尽管我国仍然处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中，但不是对所有的需求都应该刺激，相反，为了引导社会资金的正确流向，仍然应当对奢侈品的消费加大税收力度。应该适当扩大征收消费税的奢侈品目录，提高奢侈品级差征税税额，尤其是对排量在2.5升以上的轿车，应提高超额累积消费税的税率。

⑶多年以来国务院三令五审禁止和限制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控企事业单位兴建楼堂馆所和豪华办公楼，但是并没有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因此，在行政禁令之外还应对豪华建筑物包括商品住宅别墅、单位个人自建别墅征收高额投资调节税，让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明白：每兴建一座办公楼或豪华别墅，就必须兴建同等面积的希望学校。

在全社会内向奢靡之风征税，才能清除国家机体上的赘肉，国家才能健壮有力，才能健康和强盛！

2．        走城市化进程的低端路线，造就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机制。

农民的贫困是中国经济中最沉重的负担，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根本原因就是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使人均耕地面积过于狭小。与美国相比，中国农民人均耕作土地的面积只有美国农民的三百分之一。而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就是农户数量的减少和人均耕地增加的过程，只有将这个过程彻底开启，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骤然加快，但是城市化占用的土地和农民数量的减少几乎是相等的比例，城市化没有为农民带来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的良性结果。                                                            我们有必要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城市化走过的道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没有让人数减少的农民获得更多的人均耕地呢？中国的城市化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奢侈占用的道路，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如果想达到欧美国家95%的程度，中国的耕地也将被占用95%。很显然，城市化建设对土地的奢侈占用是中国经济所承担不起的！这条路走不远，也走不通！

中国必须开辟一条对土地高效使用的低成本、低投入的城市化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形成动力强劲的经济增长良性机制，国家应该考虑进行如下政策调整。

⑴降低城市化的标准和建设成本。在中小城市的规划中，应降低道路的占用率，提高建筑物的容积率；在特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规划中，应该分别规划级别不同的城市区域，除了行政区、中央商务区、文化教育区等应当继续执行城市规划的原定标准外，在工业区和物流配送区周边的配套生活区中，制定较低级别的道路、绿化和建筑物标准，建筑物的容积率应该高于其它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化进程所吸纳的居民人数大大高于因土地占用而被排挤出去的人数。只有当城市化进程使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加，这样的城市化才能被认可，这一点应当成为城市扩容的硬指标。

⑵制定积极的城市扩容相关政策，在未来20年中，使我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70%以上。再过20年，这个比例应该上升90%以上。为了这个目标应当大幅度降低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的门槛。许多农民工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5年甚至10年，但仍然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一切待遇。虽然一些城市也开辟了外来人员转为本市户口的通道，但也仅仅是对人才和资金的开放，购房入户就是变相的出售户口，而和居住人员是否参与到城市的经济活动毫无关系，把在城市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排除在城市户口之外不仅有欠公平，对城市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员不能向城市户籍转变，一个流动的就业大军就会把收入的大部分带回原籍，城市发展的内在动能就大打折扣了。鉴于此，应该大幅度降低外来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门槛，一个只愿意接收外来人口的工作和服务，而不愿意为这些人口承担社会责任的城市不应该得到中国法律和制度的一再容忍。将外来务工人员转为城市户口，本身就会创造出额外的需求和商业机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都市效应，将提高资源配制的效率、促进合理分工、降低采购成本，这一切都将给城市带来勃勃生机。那种认为降低农民工入户城市的门槛，会增加城市配套设施的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这种观点即没有事实根据，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在所有的大中城市中并没有一个城市进行了这方面的试验，而这方面的试点工作应该立即开始了。

⑶在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应该为中低收入群体包括外来人员提供标准较低的商品住房，绿化率、楼间距、日照系数、无电梯住宅楼的层数等指标，应该比建设部发布的《民用住宅建筑规范》中的指标低一个级别，而容积率则可以高于一般的住宅小区。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紧缺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降低商品房的建设成本，这不仅可使房地产与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购买力接轨，而且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廉价的永久性自住房，使他们更容易转变为城市户口。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在一定区域里降低规划标准，将使房价大幅度下降，这将会激发出极其巨大的市场需求，使房地产这个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支柱产业率先走出危机，并带领国民经济实现复苏。适当降低城市道路、绿化、建筑物规划的标准，符合中国土地资源十分紧缺和人均收入排名世界100位的基本国情，否则中国的城市化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3．        调整科技政策，为科技型企业营造优良环境，扩大就业！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孱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结果的造成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30年来,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模仿成为我国实现技术进步的快捷方式，自主创新的动力就渐渐的缺失了。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严重缺乏激励自主创新的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表现为：①历来的政府和国控企事业单位的设备采购都是以洋品牌为首选，尤其是一些技术含较高的设备，根本就不列入招标采购的目录里，而是直接订购国外产品。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厂家连投标的机会都没有，无法与国外产品同台较量就被关在门外了。谁搞开发谁倒霉，谁创新谁吃亏，这样的环境还能培育出创新型社会吗？②当国内企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开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创新产品后，要想进入市场，首先就要遭遇质检部门和国控用户的联合封杀，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此类新产品没有国家标准、没有恶劣工况下寿命试验报告（许多实验必须在用户使用后才能进行），这就意味着许多国内创新产品刚一出生就被宣判了死刑。而质检部门和国控用户对国外的同类产品，却可以在没有国家标准、没有实验报告的情况下，大开绿灯，对内对外的双重标准，把中国创造逼上了绝境。③国内创新产品要想进入国控部门，最大的门槛并不是技术门槛，而是公关门槛。国外巨头为了使一个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可以抛出1000万元、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公关费用，还可以委托国际上深谙中国潜规则的专业公关公司对中国用户进行公关，而国内的科技型企业没有这样的实力。④许多科技型企业是智力密集型企业，主要的生产要素是技术研发人员，但现行的增值税制，人员工资是不能进行抵扣的，这就意味着此类企业中最大的一块成本必须要额外支付17%的增值税，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工资，安排了就业，还要为此付税，安排的人员越多，工资越高，所承担的增值税就越多，除此之外还要从工资中交纳个人所得税。此类情况在高科技企业中普遍存在，巨大的税务负担使得许多高科技企业不得不放弃研发，而将投资方向转向房地产和股市，因为在房地产等行业税赋轻微，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多重关照，税收政策的导向加剧了中国技术创新环节的危机，也严重的影响到智能型人才和大学生的就业。

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了让我国的科技型企业在危机中由弱转强、为了增加就业，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为了中国科技创新平台越搭越大，国家政策应该做出如下调整：

⑴国家应该对《政府采购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严格禁止采购物品不经国内招标程序而直接到国外采购，并对采购程序的公开化、透明化、公平化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在条件成熟时，采用计算机评标，取代现行的委员评标的方式，使政府采购完全脱离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国内外企业必须按照同一规则进行竞标，而不得给国外公司以超国民待遇。如果发生违背《政府采购法》的事件，企业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采购结果无效，并有权要求采购单位赔偿经济损失。

⑵中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2008年，我国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49%，在世界上排名第33位，而韩国已排名到世界第五位。而美国新总统上台不久，就宣布把政府的科技预算提高一倍，使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3﹪。在美国，一个科技上的想法或创意就可以得到政府的科技资金支持，而在我国要想得到政府的科技资金支持，所要支付的时间成本和公关成本使许多企业望而生畏。中国的科技基金管理机制应该进行大力度的改革，应该建立起进行市场化操作的、接收多元化董事会严格监督和监管科技基金会，并成立由政府出资吸收社会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对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不同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给予科技基金扶持、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收购等不同类型的科技支持，推动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实现变革。

⑶对科技创新企业，尤其是研发人员数量较多的高科技企业，应将人员工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在个人所得税加大征收力度的改革完成后，工资部分的征税已通过个人所得税完成了征收，在流转税中就应该将工资部分从增值税的计税基数中扣除。这项措施将有利的促进企业扩大研发队伍、增加就业。这项税改普遍实行后，对全社会各类企业增加就业将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4．        调整电动汽车的产业政策，强力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我国来说，电动汽车作为一项创新型产业应该如何去建立和推动？国际汽车巨头设计的路线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国情。

电动汽车的产业化，由贵族车到平民车、由难到易的思路，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化模式，它符合西方国家人均年收入数万美元的实际情况。2008年美、英、德、法、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为38000～48000美元之间，而中级车的售价为15000～20000美元左右，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GDP的30～40﹪。而中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2500美元左右，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大部分群众不可能成为售价比中级车还高的新能源汽车的购买者。

考虑到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我国人均GDP比名义GDP要高一倍，能够被我国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接受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其市场的售价应该在1.5～3万元的范围内。但是在1.5～3万元价格区间，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我国的汽车工业体系，却没有相应的车型。与我国中、低收入家庭实际购买力相适应的交通工具，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布局中恰恰是个空白！

显然，高端电动汽车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尤其是对我国来说，如果仅选择那条道路，我们的手脚就被捆绑了起来，我们就会错失后来居上的良机。因此，我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优先发展低端电动汽车的相关政策，至少应该放开手脚，同时推动低端和高端在两条线路上实现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国经济的最大利益。

⑴优先发展低端电动汽车，是实现产业创新的低成本和低障碍路线，这条路线不仅降低了产业创新的技术门槛和难度，而且可以在低端产品的市场推广和技术积累中获得新经验和新成果，为高端产品的推出进行必要的技术和经验的准备。这条路线是高效率、低成本、成长性、新路径、高速度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我国有可能甩开汽车巨头设计的模式，不仅率先实现低端电动汽车的产业化，而且有可能开辟出中高端电动汽车产业化的新途径和实现技术上的新革命，中国极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成为未来的领军者。

⑵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巨大损害的现实条件下，制定优先发展低端电动汽车或两类电动汽车并行发展的国家政策，对于增加总需求，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都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在目前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以付出巨额财政赤字和货币大量投放为代价的，这种刺激手段不可能长期使用，一旦财政赤字和货币投放超过合理限度，国民经济就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能否寻找到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支出、不增加或少增加货币投放的经济振兴方案已成为国之重托！而促进低端电动汽车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优良方案之一。

⑶售价在3万元以下的低端电动汽车的目标市场，主要是中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和我国已经形成的年销售1000万辆汽车的市场并不存在正面的冲突。低端电动汽车产业的兴起，由于填补的是市场的空白，是差异化的市场重建，因此并不会对传统汽车市场造成冲击。我国现在小排量轿车和微型面包车的价格基本位于4～6万元区间，个别车型的价格低于4万元，而低于3万元的小排量轿车和微型面包车几乎没有，低端电动汽车不会和传统汽车争夺市场。一旦低于3万元的低端电动汽车问世，就会唤起以往被遗忘的巨大市场需求，为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作出贡献。

⑷由于低端电动汽车的价位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相吻合，这个产业所能激发的市场需求将非常巨大，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后达到数百万辆的销售规模，年销售额也将突破1000亿元，加上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和对服务业、旅游业的促进，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汽车产业1：8的乘数计算，低端电动汽车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带动每年8000亿元的GDP，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将超过2.5﹪。由于低端电动汽车属于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个产业可以实现的新增就业人口将超过300万人。

⑸低端电动汽车在我国不仅拥有优势资源和无比巨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它的出口市场前景也无可限量。如果我国率先实现低端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并在这个行业里成为龙头老大，此类产品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印度塔塔公司向国际市场推出的NANO牌低端轿车，以10万卢比（约合15000元）的售价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许多预定者要等到一年后才能提到货。这说明，这个价格区间的微型轿车不仅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它的国际需求也极其巨大。而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的研究表明：低端电动汽车完全可以在重要指标方面全面超越NANO，它会继NANO之后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只要政策放开，低端电动汽车产业就会获得极其迅猛的成长，就有可能创造出与国内市场大体相等的国际市场！国内、国际市场相加，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就有可能达到4～5﹪的年增长率！可增加500万个就业岗位。（关于电动汽车产业化的政策建议，详见我部的《以政策创新推动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创新》的研究报告）

5.用利率政策援助企业！

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是当前情况下国家付出代价最低的企业救助方案。在财政支出大量增加情况下，用减税、补贴等政策来刺激经济，都要付出巨大财政成本，唯独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不仅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刺激经济目的，而且还能起到鼓励消费、鼓励投资的作用。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4.96万亿元，降低存贷款利率一个百分点，就等于为企业减少支出3496亿元。采用这项措施，相当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的财政赤字。而把降低利率的政策和通货膨胀挂钩，是对这一政策的错误估计。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失去控制的财政赤字和超量的货币发行，而降低利率却可以替代财政支出，减轻财政负担，从源头上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大幅度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应该成为我国替代性政策的重要选择。

上述五项低消耗、高效率经济政策如果付诸实施，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像目前正在执行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经济刺激政策那样立刻显效，但是这样的新政策不仅不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后遗症，而且可以医治国民经济中多年来形成的顽疾，从根本上理顺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关系，使我国经济从此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下决心采纳这些新政策，是我国国民经济化险为夷再现辉煌的良机。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