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随着“渐进改革”和“双轨制改革”一些“后遗症”的出现，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计划经济的思想开始回潮。有的人将资源紧张、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贪污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民生三难”（“上学难”、“看病难”和“买房难”）、内外经济失衡（中国为国外打工、资源流失）等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评：难道要归因于“改革前”？）希望再回到从前，用计划经济思想和体制来消除这些新问题。这股思潮由于得到了民意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来势汹涌。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评：民意算个屁。）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思想回潮并非第一次，曾在1990年前后、1997年前后发生过。但这一次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媒体的炒作和广大网民的参与，较前两次更为严重。（评：没有互联网的普及，肯定又是“全国人民一致为改革叫好”的舆论一律。）
由于有的人将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和“市场化改革”，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等，甚至有的人还提出要为“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翻案。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在气势汹汹的“反市场化改革”思潮面前，部分曾坚持市场经济思想的同志开始对原来的思想产生怀疑和动摇，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在调整改革政策和措施时不知不觉地采取了强化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做法，如最近一段时期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和价格改革等都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评：再不干预教改、医改、房改，不用说拉动内需，就是连养活你们的“劳力”们都活不下去。莫非改革教们真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连“可持续剥削”都顾不及了？）
更为忧心的是，计划经济思想回潮具有非常坚实的组织制度基础。据 李炜光 教授研究，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0.8%，但到2006年又上升到19.39%，若按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计算则达到34.43%—40%。财政支出也是如此：1978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2%，而到2006年又上升到19.73%，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则达到30%以上。三十年来，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行政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为37.6%，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的比重仅占25%，而同期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2.5%和75%。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发展。这些数字说明，三十年改革并没有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强势政府以有力的冲击，而且各级政府利用政府改革相对滞后的有利机会，加强了自身在市场经济时期的强势控制地位。（评：卸磨杀驴。没有各级政府的强势控制，哪一项“改革”能顺利实施？）在这种强势政府和“权力大、责任轻”政府下，计划经济思想和体制的回潮可以说非常方便。
计划经济思想容易回潮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当很多人将问题都归结为市场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想到了用过去熟悉的计划来对抗市场。改革三十年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问题和危害已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淡出，剩下的都是过去时代的美好回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更是将其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传奇。计划经济对公平的偏重更是对当今深受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之痛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很多人期望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计划经济思想回潮将对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理论和实践都已反复证明，计划经济具有如下一些致命弱点：一是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企业和民众缺乏自主决策权、自主经营权和自由选择权，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效率低下；二是公有制虽所有权清晰但产权不清晰，而且轻视民众的产权，因此不利于调动民众积累财产的积极性，不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三是计划经济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以计划当局的计划为导向，计划又因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过长等原因而难以反映现实需求，因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短缺”、“隐性失业”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如果我们不警惕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以致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政策和做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恶果。（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是先设法把“市场万能”的谎言编造的圆满一些吧。）
为了谨防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有必要在“第三次思想解放”中重新讨论计划经济思想的危害，同时坚定“市场化改革”的信心，树立“科学改革观”，不断完善改革，将中国的改革事业引向深入。（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精英”纷脱遮羞布
——附评《李佐军：警惕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 pioneer 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像火炉一样炙烤着迷信市场万能的中国改革“精英”们。“精英”们已顾不了许多，纷纷脱掉了最后一片“遮羞布”—— 经济学家茅于轼：“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你们管这闲事干什么？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警惕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这股思潮由于得到了民意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来势汹涌。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附录） …… 在十三亿人口中占95%的大多数人，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要么替“党”说话要么替老百姓说话；得到了民意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广泛支持和响应的思潮应引起高度警惕……，看到这些，我不得不向直言不讳的改革“精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一语道破天机，为咱愚民解开了三十多年的疑惑。至此，这场在水中潜伏（只能做不能说、不争论、“摸石头”）了30多年的、所谓“合乎历史潮流、顺应民意”、“改革成果做到了全民共享”、“全国人民富起来了”的改革开放，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这是一场从十几亿劳动人民从统治阶级沦为被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革命。 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少数剥削阶级统治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历史上，一切有益于民族发展、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变革，无不因为损害了统治阶级——官僚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而遭到血腥镇压，商鞅遭车裂，谭嗣同被砍头……，正如水火同志所说的，“人类的每一个微小进步，无不是以尸山血海为代价”，而为什么长达30多年的、牺牲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改革”，尽管在此次的经济危机中撞得头破血流，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们却无视民意而一如既往、坚持不懈、毫不动摇、深入深入再深入的原因了。 再联想到龙永图前期的“不要被刁民挟持”和最近的“谁能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把钱掏出来,谁就有本事”等一针见血的表白，所谓的“房改”、“教改”、“医改”、“社改”等改革，无非就是专攻老百姓的“软肋”、强行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改革而已。 善良的中国人民，觉悟吧，这不是什么学术争论、理论交锋、思想解放，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再看看当前声嘶力竭地鼓噪西方民主、自由、宪政的中国改革教、民主教“精英”们的无耻表现吧：自称“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张维迎，霸道专制地随意开除下属教授；痛恨“权贵资本主义”的吴敬琏，身兼多家国企独立董事，坐得几十上百万元年薪；鼓吹“市场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制度安排”的陈志武，加入美籍时在星条旗下宣誓向美国效忠；只恨爹娘没有把他生在“人道”、“文明”之邦——美国的范美忠，扬言在危险时连亲妈都可以不顾。还有，叫嚣“中国再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声明“美国兵打进北京我带路”的焦国标、主张“性产业阳光化管理”的周瑞金、要为多角恋、同性恋、虐恋、换妻、一夜情“正名”的李银河、著汉奸图书——《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中日战争的思考与启示》和《中国与台湾的出路》的马立诚……，以及大量充斥在互联网中淫风秽雨、咒骂新中国的雇佣流氓。 你还敢相信这些人能把中国带进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文明的社会吗？莫说他们鼓吹法制文明资本主义，他们就是鼓吹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我也是不相信他们真的要实行的。 不错，倡导“人性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精英”们，总是这样教导人民：道德是靠不住的，要靠法制。然而，连资本主义企业不是还在讲企业文化么？不是讲“做生意先做人”的么？治国安邦反倒不需要先做人了？假如一个企业老板对你说：“我是一个流氓败类，但我公司的制度好。所以请放心大胆地和我们做生意。”你能放心大胆地和他们做生意吗？ 再一次向人民的反面教员——改革“精英”、民主“精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