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为什么选择死亡（转）

 

    当年谭嗣同为什么会选择死亡，而不愿接受亲友和同志的安排逃离北京？当谭嗣同从刑部监狱被押解至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时。他内心一定是充满了悲愤。在那样一个历史场景中，谭嗣同一路上被他举意要解放的那些个三教九流，市井平民以菜帮子，西红柿，破烂，口水，鸡蛋摔了一个满身污秽，我想以谭嗣同的洁净，一定是非常的悔恨非常的悲愤和非常的痛苦。这种非常之情感，一定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谭嗣同是绝对化的谭嗣同，他要生的洁净，他一定也会要死的洁净。还有另一方面，当谭嗣同一路上目睹了他要为之献身的草根平民对他是那样的仇恨，他一定是在悲愤中绝望，在绝望后悲愤。
    可我在想，当时的他为什么选择了死亡，所有的历史文本都不说明真相，我不知道也没有见到过后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过类似的追问，直到今年的春天，我好多次认真读过了差不多是记录了“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所有历史文本，终于算是得出了结论，真相不会有，真相已经被掩盖。因为这些历史文本的记录者都视谭嗣同为“另类”。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说出真相，除非体制扣除了他们吃饭的工钱。除非体制在同时又抄了他们包二奶的老窝。
    至于说；到底是什么使谭嗣同选择了死亡又阻止了谭嗣同选择逃亡，正是他自身所具有，而其它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包括记录这些历史文本的所谓知识分子不可能具有的“绝对”精神， 正是这种极端的“绝对”精神使他只有选择死亡。
   
     现在问题开始出现了，我们先在这里不谈谭嗣同选择死亡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曲线救国，以使自己成为改革失败的卖单者，也就是俗语意义上的替罪羊，从而以图梁启超康有为东山再起。我们在这里同样也不讨论为什么和”戊戌变法”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其中主要原因是不是单纯因为一个变法和另一个变法者的主体只在于一个是秀才造反一个是实力者的革命。
     我们现在只是追问，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这种极端的‘绝对“精神，只出现在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两端，如果说孔子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极端”绝对“精神的理论家，那谭嗣同无异就是唯一的实践者。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认真和反复分析，孔子时代是一个差不多非常开放和自由的时代，而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极端阴暗独裁和强权大于一切的时代，那么问题刚好有了一个答案，孔子提出“可杀不可辱”这种极端思想是自觉的，是愉快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思想内涵是平和，温情的。但谭嗣同的极端；“绝对”是迫不得已，是悲愤的，是具有强烈情感冲突的极端和绝对。
    从孔子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心灵中庸之路，就是司马迁身怀家国之屈辱，但依然只体现出了哀而不怨。至于其他身处强烈个人恩怨的中国知识分子，无非表达出了一种相对谭嗣同来说已经是皮毛之痛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式的超然和洒脱。既是说；自由精神倍受压抑的魏晋南北朝，也不过是出现了旷逸不羁玩世不恭的”竹林七贤”。甚至于后来，有着亡国破家之痛的文天祥也只是表达了一种“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忠孝圆满后的淡然和视死如归。
     可同样的情况下，元和清都是汉文化被侵入的时代，可就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谭嗣同石破天惊的“绝对”的选择了死亡。
     事实上，满清文化入关和汉文化交汇后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为汉文化带来了一个质变，也就是说从清一代开始，中国历史社会上一直做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士”阶层，突然间完全断裂，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消亡。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奴才文化，从而结束了中国文化历史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高贵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的时代。
    尽管，谭嗣同的时代已是满清王朝的中晚期，谭嗣同的父亲和谭嗣同都曾是满清官僚，又从谭嗣同个人的成长经历上讲；谭嗣同又是满汉文化完全交汇融合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但强烈的、绝对的、极端的冲突还是不可调和的发生了。

     如果说自谭嗣同死后，为中国社会带来进步的辛亥革命以及之后的红色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是旨在谋求弱者的自由和权利、穷人的自由和权利、雇工的自由和权利、无知识者的自由和权利、不幸者的自由和权利。而且这种谋求大众自由的革命，差不多是走过了一个非常显著的道路。那就是；卢梭——马克思——法国大革命——谭嗣同—— 戊戌变法——孙中山——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沿着这样一个历史轨迹，极端的绝对的谭嗣同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谭嗣同，他在代表一个平民阶级与精英阶级战斗的过程中，他只有选择了死亡，他才能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谭嗣同选择了死亡是一种伟大的选择，他的死是死得其所，谭嗣同是永恒的谭嗣同。
    然而，谭嗣同选择死亡后的今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们都在身患集体道德坏死症中，歇斯底里以各种名义否定民主，否定法国大革命，否定卢梭，否定马克思，否定谭嗣同，否定毛泽东，否定辛亥革命以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革命，否定五四运动。但问题是；历史潮流真的就能在否定中倒退吗？答案只有一个“不能”就是说；历史潮流既是有了倒退它也是暂时的，历史潮流终将前进。

     哲学家韦伯曾在他的《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中说；“诚然，民主化可以被暂时阻挡，因为当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恐惧，全部都会联合起来对付民主化，但他们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所谓的国家作对，因为这个国家把他们视做外敌，大众们并不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政治集团获取利益，但却断送了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利益。”

    最后，我来引用一下一生都在主张鼓吹精英政治的德国哲学家柏林（lsaiah Berlin)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愚昧、攻击残暴、攻击专制独裁、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战斗。。。。。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和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说我必须要站队，我就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有那些恐怖和荒谬确实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

 

 

　谭嗣同被押赴菜市口之后，行刑前曾对监斩的军机大臣刚毅说：“吾有一言！”不过刚毅捂住耳朵不听。
　　
　　《北京法源寺》的最后一章，有这么一段：“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零年期间，大陆老百姓为了发财热，到处盗墓。掘了谭嗣同坟于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