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流传这样的诗：“一等公民有钱有势，让孩子走保送，绕过门槛上名校。二等公民有钱有人，为孩子弄替考，费点资金保重点。三等公民有钱有路，给孩子买题抄，付出心血进本科。四等公民啥都没有，靠孩子真本事，战战兢兢落孙山。”这是针对当今越来越严重的高考舞弊情形的。
吉林省松原市的高考大面积舞弊，是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严重伤害，硕果仅存的高考公平底线如果真被完全突破，遵规守矩信奉诚实的信念将何处容身？人们认为，不解决高考舞弊，对现实生活和民族的未来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消极。
维护高考制度的公平，也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最后堡垒的保卫战。因而对“高考舞弊案”国人都认为要既治标又治本。治理高考舞弊须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与现高考相似，当下的高考作弊与古代科举舞弊多有相通之处，借古可以鉴今。但这显得脱离现实，难被人们接受。
也有不少人认为，高考舞弊的根源，是“应试教育”和“一考定终身”的错。这似乎失之简单化。设想如果是两考定终身，就没有人作弊了？哪怕十考乃至百考定终身，作弊肯定还是大有人在。如果不考定终身，用其他程序例如根据学生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来推荐、面试等方法来自主录取，就不会有人作弊吗？可以说，作弊方式和套路将更丰富，招生程序的所有参与者作起弊来定将万劫不复。
现今高考作弊当然不会万劫不复，但足已耸人听闻：教师贩卖作弊器材获暴利，考生花钱买通监考老师，考场考生试卷被抢去抄袭，公安的信息屏蔽车被围堵，监考老师不敢得罪作弊考生，处理作弊考生的老师遭到殴打，家长大谈作弊技巧和成败，考生作弊非但毫无羞耻之感，愧疚之意，反认为是种能力。这背后深意是什么？可以说，高考作弊，只是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各个角落作弊作假的冰山一角，是社会诚信阙如的一个方面。也是廉耻感的不自觉沉沦，公平公正意识的丧失，做人准则和立世原则的迷失。
不能怪罪于松原市有关方面对高考舞弊防范不严、打击不力。他们今年“成立了由教育、公安、电信等18个部门组成的高考委员会，主任是主管副市长，严抓高考舞弊”。虽然如此高调的严抓、严查，但面对全方位大面积的严重舞弊，监管部门打击防范的手段似乎全部失灵了，以前对高考舞弊现象的分析研究以及治理之道，也仿佛全不对路了。松原市今年的高考舞弊事件，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张扬形式和“彻底”程度，促使大家必须从更宽泛的层面诊断一些地方的社会病灶，必须正视一些地方“基础秩序”严重动摇的现实，并坚定地应对由此带来的严峻挑战。
已有人指出，一些制度措施反复失效，并不一定是制度设计出了大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出了问题，这基础和条件就是包括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社会生态等内容的“基础秩序”。在基础秩序良好、法治文明发达的国家，制度措施往往简单、粗疏、多有漏洞，但大多数人更看重名誉、诚信和尊严，很少有人为了牟利而去钻制度漏洞。人的自觉有来自制度的宣示作用和严刑峻法的威慑力，更多则来自长期道德建设和外界对个人内心形成的约束，及个人的坚定信仰。反之，如果基础秩序不稳或严重动摇，人们普遍缺少诚信、廉耻感、名誉感和尊严感，那么，制度措施再严密，法律法规再完备，热衷于钻制度漏洞、走法律捷径者就大有人在。正在形成组织化、产业化、准黑社会化体系的松原高考舞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基础秩序严重动摇的典型标本——由于基础秩序出了问题，高考招生制度在当地反复失效，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松原警方抓获34名绑带作弊设备和答案者，收缴683套作弊设备，查到违纪考生33人。却没见一人自感惭愧无地自容！这只有放到广阔的社会大环境中才能被理解：有权有势的保送，有钱有路的加分，一无所有的作弊，诚实做人的吃亏；劳动者被恶意欠薪，借债的被恶意赖帐，赊货的被拖货款，奶粉被“三聚氰胺”，茅台被酒精勾兑，牛肉被注水，猪肉被“瘦肉精”，假文凭横行，旅游的被“正龙拍虎”，在看守所的被“躲猫猫”，在派出所的被“自杀”，“处女卖淫”的被创收，“买处”的被“嫖宿”，“买官卖官”的被“放松学习”，受贿索贿的被“不懂法律”，上访的被“精神病”，反映乡情的被“跨省追捕”，杀死8人的建议废除死刑。这些失德者有几人曾忏悔？这些害人者有几人曾道歉？作弊的，失信的，不胜枚举。每一件都是典型的。世界上的事情，只要能够坏下去，就会坏下去。孔夫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今天仍然如此。有人说，一个充满作弊的国度没有未来。其实，岂止是没有未来？我们已经没有“现在”！难道我们的“现在”就是祖先所追求和向往的“未来”？并不是说现在的一切都不如过去，也不是要美化和向往过去；过去也不完美。而是说，眼前的“现在”伤痛多多，痼疾重重。我们不仅有失去未来之虞，更有失去“现在”之痛。现在需要重建“现在”。要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景，要想向子孙移交一份合格的遗产，亟需重建一个过得去的“现在”。重建“现在”，不仅是文化层面，还有法律层面。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坏的得不到惩罚，好的就无法弘扬。（这段话见网上柏文学的文章）
过去高考是在6 人中录取1 个，现在是二人取其一，不能认为现在高考竟争是空前激烈，那为什么高考舞弊如此疯狂？
有人指出，高考舞弊的疯狂,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生态显示沉沦的一种体现,而不会是独立的现象。高三老师可以出卖作弊器材,监考者可以如此无原则,其他公职行业的责任伦理又能好到哪里去?舞弊生意能在“高压”之下做得如此红火，那其他违法犯罪也可能明目张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也不会高到哪里去，遇事首先想到的很有可能就是用权和钱来摆平。
地域范围的社会生态变化之外，一种整体意义的大学集体沉沦同样是高考舞弊日渐疯狂的重要原因。在“高教产业化”的背景下,“上大学如同买衣服”，谁有钱谁上。录取通知书只是张门票，凡是有门票的,不管是冒名顶替的还是疯狂抄来的,都能轻松进门。既然是“一抄定终生”，入学之后，再臭的水平也能轻松毕业，对付高考这仅剩的一道关口,舞弊怎能不疯狂?
正因此，有人指出了高考舞弊的深层原因是：受社会整体生态影响，比如权力生态、道德生态、法治生态等等。一切的社会利益，社会法治生态，都可能在高考中聚集。也就是说，高考舞弊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道理很简单，产业化、垄断化的规模在利益博弈中最易获得优势地位，带来更大利益收获。同样，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基于怕“被报复”的原因，就“不敢太深管”，或者干脆不管，这无疑寓示着当地司法生态也存在问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黑恶化的现实境况下，再去审视松原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源头活水”了。
由此，治理高考舞弊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个人行为”上，只迷信一些部门的功能和一纸法律的权威，是很难从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走出来的。如果在更多的权力系统和利益领域，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行政，不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那么，治理高考舞弊会永远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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