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镇远福利院卖超生女婴到国外牟取暴利

贵州镇远福利院卖超生女婴到国外牟取暴利，她们在福利院进行统一“改造”后，这些孩子以3000美金的价格被卖到国外。即使心理并不情愿，但面对他们不能承受的超生罚款，这些超生父母还是接受了女婴被计生办抱走而免于罚款的事实。被抱走的女婴被送到福利院，她们的出生信息被弄乱，取名为“古城某”，被当成弃婴，然后等待那些国外家庭出“抚养费”来领养，计生办、福利院从中牟取暴利。

2003年至2005年间，贵州镇远县每年至少有100多个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 2005年后仍有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不过人数相对少了很多。

“消失”的超生女婴，展现的是人伦、贫穷、传统观念与利益之间触目惊心的事实。

李泽吉今年32岁，假如算上至今仍下落不明的那个女儿，他是5个孩子的父亲，但是现在叫他爸爸的人，却只有4个。

失去的女儿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在李泽吉的脑海里，甚至没有模样。但是她却拥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于是，李泽吉只能叫她“老三”。

老三被抱走的时候只有36天大，李泽吉夫妇当时为了躲避计生处罚，早已双双去了浙江打工，在外出打工的两年时间里，又生下了两个孩子。

老三的意义，就成了抵计划生育的四万罚款。

孩子究竟在哪里？现在叫什么名字？是生还是死？几年以来，李泽吉一直在这么问自己。

和李泽吉有着相同命运的父母，在镇远县还有300多户。他们都是因为无法交纳超生罚款，而被迫默许将孩子送往福利院。而在福利院进行统一“改造”后，这些孩子以3000美金的价格被卖到国外。

思念还是时常地发生，但对于已经失去了的女儿，大多数人都像李泽吉一样，“女儿不是最重要的。”

女儿的生命，就是一笔罚款

“我不敢回来，当时计生的人在我们村里很厉害，砸房子抢耕牛抱电视的事经常发生，就是为了罚计划生育的款，所以他们把孩子抱走，就表示说我的罚款不用交了。”

失去老三以后，李泽吉开始频繁地做梦，老三在梦里不断地呼喊爸爸，但是梦中的老三没有模样。李泽吉没有被噩梦惊醒，也没有泪流满面。

2004年农历3月18日，李泽吉的妻子杨银燕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烂桥组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依照当地习俗，给小孩起名字，通常都需要等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好后悔没有早早地起好名字，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叫她。”李泽吉说。

“老三”作为一个女孩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李泽吉来说却是准备再生一个孩子的开始。但由于害怕当地计生部门的4万元罚款，李泽吉夫妇不得不在孩子满月之前远走他乡，临走之前，李泽吉将孩子送到了他堂哥李代武家寄养，堂哥跟他说，没生出男孩，就别回来。

原本以为这是个万全之策，但李泽吉没有想到的是，计生办的人，还是在当年农历4月24日的时候，将孩子从李代武家抱走了。

尽管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李泽吉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2年以后了。“我不敢回来，当时计生办的人在我们村里很厉害，砸房子抢耕牛抱电视的事经常发生。他们把孩子抱走，就表示说我的罚款不用交了。”李泽吉坐在自己的祖屋门前，望着在晒谷坪里打闹孩子，毫无表情地说。

但他在2006年回乡的时候，仍然满怀喜悦。因为他有了一个儿子。

在整个田溪村，除了李泽吉家外，还有陆显德的孩子也被同样的方式抱走。陆显德的妻子杨水英无法忘记自己的孩子被抱走的全部过程。

从杨水英家抱走的小孩生于2003年农历12月27，在家的排行是“老五”。其实在杨水英家，第四个娃已经是男孩了，“老五”是一个意外。回忆起 “老五”被抱走的那一天，杨水英至今很懊悔。“我家男人去赶集了，要不会拿锄头跟他们拼命。”

回忆起2004年农历4月15那一天，也就是“老五”被抱走的那一天，杨水英至今很懊悔。“我没想到会那么突然。”

那天中午12点左右，焦溪镇计划生育股股长石光应来到杨水英家。“他说我交不起罚款，就要把孩子抱走。”杨水英说。

“这个孩子我硬要，要罚款，我交钱。”

“你这么穷怎么交钱，谁叫你不把小孩引掉。”石光应说。

杨水英没有任何理由反驳石光应。只能找来一床好点的小被子，给“老五”裹上。但她在孩子被抱出门后，就开始去追石光应。“石光应走的是后山一条很少人走的隐蔽小路，可以通到另一个叫路溪村的腊水坳，他们的车就在腊水坳等着的。”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自己跑着跑着也跑不动了，孩子也不敢抢。

当天下午3点左右，杨水英和石光应抱着“老五”到了镇上。杨水英说，这是她第一次到镇上，“我不识字，到镇上害怕回不来，上百里地，到处都有分岔，我记不得回家的路。”她说那个时候，镇上有车在等石光应，没有办任何手续，石光应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临走的时候，石光应对杨水英说“不用担心，娃娃养大了以后，福利院会送出国去。”

说罢，杨水英低下头去，“后来我一直失眠，能睡着的时候，就一直梦到她，我好想她。”福利院：以古城的名义

古城茜是福利院里剩下的唯一一个孩子，由于智商有问题和先天性的眼疾，她一直没有被领养，而其他的孩子都在此前被外国友人带出了国。

2009年6月30日凌晨，镇远县下起了暴雨。

这天下午4时左右，积水仍未干透，在镇远县共和中路的一条小巷子里，青石板倒映出福利院斑驳的铁门。500多平方米的一个院子被花栏一分为二，右侧是一栋三层的办公楼，福利院的副院长姚福建在这栋楼的一楼办公，与其相去不远的县老年办的办公室里传来小孩的笑声。

记者的到来引起了福利院所有工作人员的警惕，面对一切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但此时，县老年办办公室的孩子走了出来，大约五六岁，身着一件腈纶制的粉红色衣服，摇摇晃晃来到记者身边，“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地叫着。

福利院副院长姚福建解释说，她是孤儿，名字叫古城茜，遇到所有的男人，她都会叫爸爸，看到所有女人，都会叫妈妈。古城茜是福利院里剩下的唯一一个孩子，由于智商有问题和先天性的眼疾，她一直没有被领养，而其他的孩子都在此前被外国友人带出了国。

据此前曾在该机构调查的《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所掌握的一份资料显示，镇远福利院已经将2001年至今送养至国外的婴儿全部登记造册，这份册子里用了6页纸记录着80个女婴的生日、捡拾地点、捡拾时间、入院时间、健康状况、经办人、送养地点等15项信息。其中有78名女婴被送往美国、比利时、西班牙。

而80个弃婴，都拥有了一个统一的复姓“古城”，如古城茜、古城惠、古城梅、古城雯…… “古城”指的就是镇远。两千多年来，镇远是名噪一时的水陆都会，扼守着由湖广经贵州进入云南和东南亚诸国的古驿道。

焦溪镇计划生育股前任股长石光应曾对这一事件进行过表态。石光应称，他们掌握着全镇所有超生家庭的小孩资料，小孩还在娘肚子里他们就开始盯上了，小孩一生下来，快的二十多天，最慢的两三个月他们就会把小孩强行抱走，不给抱也得抱，哭闹着不给抱也得抱，因为这是土政策的强行规定，但是几岁的小孩他们不要，“怕小孩能认路回家。”石光应说。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2003到2005年期间，镇远县的农村超生家庭几乎没有人能交得起几万元的超生人口罚款，这也是石光应所说的：“拿不出钱我们就强行抱小孩抵罚款，凡是被当地计生部门强行抱到镇远县福利院去抵罚超生人口款的小孩只要是被抱进福利院就再也不给抱出来了。”

那古城茜是谁？老三、老五在哪里？

古城茜：不是老五

那“老三”和“老五”究竟在哪里？已经出国了？抑或已经死去？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大约10个婴儿因为生病在福利院去世，姚福建否认了这一数字，但他确认了死亡事件本身。

远在美国的古城雯的养母给时代周报发来一份邮件，其中一张报纸的扫描文件是2004年8月14日《贵州都市报》刊发的一则贵州省民政厅的公告，公告中刊登了14名弃婴的基本情况，其中有两人的信息如下：“古城茜”(女)，2004年4月16日生，同年6月8日被遗弃在镇远县蕉溪镇田溪村养育组村民陆显德家门前；“古城雯”(女)，2004年5月13日生，同年6月3日被遗弃在镇远县蕉溪镇车溪村李代武家门前。

这则公告的右下角写道：望以上14名婴儿亲生父母见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速到镇远县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不领者，我院将规作弃婴安置。注：婴儿姓名由福利院所取，出生日期均为福利院估计。

从这两名婴儿的捡拾地点看来，正与杨水英和李泽吉家的两个孩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李代武的妻子唐碧珍回忆，2004年4月20日，蕉溪镇田荣宝副镇长带工作组路过李代武家，听到婴儿哭，就问婴儿是哪来的。唐碧珍担心承认这个孩子是李泽吉生的话，会被罚款，于是撒谎说这个孩子是自己打渔的时候在河边捡的，田副镇长当下表示，你不具备收养条件，捡到孩子必须交给福利院。于是，当天下午就把孩子抱走了。而李泽吉则表示，自己住在深山老林，哪里能看到报纸，所以对于民政局公布的这一消息丝毫不知情。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民政厅的公告和实际情况来看，有着莫大的差异—陆显德和李代武的家门口，没有出现过弃婴。

至于报纸上出现的古城茜，镇远福利院的手册中，编号43的资料正是古城茜，她出生于2004年4月16日，于2004年6月8日由蕉溪镇田溪村陆显德在自家门前拾获。进入福利院的经办人是姚福建。

但这一日期却与陆显德和杨水英夫妇俩提供的小孩出生日期不一致。更重要的事，陆显德并没有捡到过小孩，况且陆显德家住在距离蕉溪镇大约10多公里的大山顶上，交通极为不便，即使要遗弃女婴，也没有必要送去他们家。

为此，一位在镇远县福利院工作了近10年的工作人员曾表示，“我不知道陆显德家女娃的下落，但古城茜肯定不是他女儿。”这位工作人员回忆，10年来，福利院只接受过一个有眼疾的女婴，而且是在镇远县的大街上捡到的，这个女婴就是现在的古城茜。

已经退休的福利院前院长肖培炎说，这么多婴儿，不排除登记时出错的可能，肖院长也已经记不清古城茜的来历。

那“老三”和“老五”究竟在哪里？已经出国了？抑或已经死去？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大约10个婴儿因为生病在福利院死去，姚福建否认了这一数字，但他确认了死亡事件本身。

女婴的身价

至于这3000美金，镇远县福利院的姚福建承认，78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以3000美元的“抚养费”被外籍人士抱走的。以当年的汇率计算，这笔款项相当于人民币190万元。

女婴是如何“卖”到国外的？是她们选择了洋父母，还是洋父母选择了她们？ 为此，时代周报联系了远在美国伯利恒的中国籍华人胡英，她是古城慧养母的密友，她在电话中表示：“我们当时给镇远福利院交了3000美元。” 胡英补充了一下，她依然保存这当年的收据。

至于这3000美金，镇远县福利院的姚福建承认，78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以3000美元的“抚养费”被外籍人士抱走的。以当年的汇率计算，这笔款项相当于人民币190万元。

乐乐(化名)大专毕业，在田溪村是个文化人，在他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中显示，2003至2005年期间，“镇远全县12个乡镇主抓计生工作的有关领导和计生工作人员将全县所有超生婴儿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然后再经该县福利院和该县民政局的有关领导将这些超生婴儿伪造假证以每个婴儿最低24000元人民币转“售”到国外去。2003年至2005年间，每年全县至少有100多个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并且2005年至今全县还有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不过人数相对少了很多。”

对于这份材料，石光应也承认，2003年之前，镇远县之所以要成立那家福利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专门寄养那些被计生部门从各乡镇强行抱来的超生小孩，然后再等待那些国外家庭出“抚养费”来领养，从中牟取暴利，但2005年至今抱去的小孩人数相较少了。

据民政部公布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并无中国福利机构向外国收养者收取“抚养费”一说。只是第15条提出，“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受赠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将捐赠财物全部用于改善所抚养的弃婴和儿童的养育条件，不得挪作它用。”

寻找还在继续

windy不会放弃寻找古城慧的亲生父母，也会寻找在美国复姓“古城”的其他孩子，“windy事实上还在镇远资助了好几个孩子，也是为了让古城慧知道自己有个根在中国。”

镇远县民政局在新中街一条极为不起眼的巷子里。微风徐徐掠过，让这个民政局的小院子显得清新宜人。

6月30日下午3时左右，民政局办公室的罗琼珍向时代周报表示。“我们送出去的婴儿百分之百，绝对是弃婴或者孤儿。”但对于李泽吉和杨水英的“老三”和“老五”，罗琼珍犹豫了一会，“假如小孩的亲生父母，通过调查真的还在，可以通过省里办理相关手续，将孩子送回来。”

而寻找被贩卖的女婴和养父母寻找亲生父母的行动其实已经展开了。

6月24日，镇远县公安局胡云龙和蕉溪镇派出所蔡永飞，双双来到焦溪镇田溪村的陆显德家中了解被抱走的婴儿一事。在陆显德家调查时，胡云龙接到一个电话，胡云龙在电话中称：“我来调查只对我们局里负责，至于对方是谁我管不了那么多。”但临走时，胡云龙仍提醒陆显德：“如果村里面和镇里面有人问你们，就说我们没来过。”

6月30日下午2点左右，镇远县公安局梁宏颢局长向时代周报解释称，虽然派了警员到下面调查贩婴一事，但所有的问题他们目前还没有了解清楚，“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是协助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当记者问起是什么部门时，梁宏颢犹豫了几秒钟，淡淡地说：“很多很多部门。”他还表示，自己是2007年调到镇远县担任公安局局长，所以当年贩婴的经过，都不清楚。

而美国方面，胡英表示，古城慧从贵州来到美国已经好三四年，目前大约6岁，她的生活很好，身体很健康，而且喜欢游泳，喜欢体操，和她的美国哥哥关系也很好。而古城慧的美国妈妈Windy也曾经尝试让她接触一些中国的东西比如学汉语，包饺子，但她兴趣不大。

而在古城慧的养父母这方面，胡英表示，自从2006年开始，windy已经感觉到古城慧的家人还在中国，所以想尽了一切办法与其生父母联系。“但是当时的资料都很凌乱，所以找到古城慧父母的可能性真的很小。”胡英解释，当年领养古城慧时，她在资料上的情况是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到的，随后被送往孤儿院，但是在2005年将古城慧带到美国以前，还听到寄养古城慧的阿姨说这个孩子其实来自涌溪镇。“这可能意味着福利院已经将所有孩子的出生地全部打乱了，所以这个消息让人觉得很迷茫，也很沮丧。” 更重要的是，在镇远福利院提供给windy的材料中，有关于《贵州都市报》刊登的消息，都复印在了一份A4纸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敢确认这份资料的真假了。”

而之所以所有的女婴都被称为被遗弃，是因为《收养法》第四条规定，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以及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才可以被收养。

不过胡英说，windy不会放弃寻找古城慧的亲生父母，也会寻找在美国复姓“古城”的其他孩子，“windy事实上还在镇远资助了好几个孩子，也是为了让古城慧知道自己有个根在中国。”胡英说。

但是假如真的找到了，至于是否会送回国让其家人继续培养，还很难说。“但一定会和生父母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过得怎么样，也让孩子知道真相，然后继续在美国生活。

超生女婴：谁还在爱着你

尽管如此，李泽吉也承认，自从“老三”被抱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去福利院看过小孩，他的解释是：小孩都寄养在各个阿姨家，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尽管镇远福利院曾“收养”过80名女婴，但这些年间，福利院并没有和女婴家长发生争夺小孩的实质性斗争，并且在时代周报的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被抱走的女婴和生父母之间，其亲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亲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经济上。

李泽吉夫妇分配到的耕地只有7分，全部种下了稻谷，但是他们的地不向阳，一年下来，产量最高只有600斤。“这个产量还不够自己家人吃，所以不得不经常跑出去打散工。”李泽吉说，即便如此，李泽吉夫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4000元，算上维持生活的开销，一年下来，家里还是没有丝毫积蓄。

“所以几万元的罚款，我们哪里交得起，只能把孩子交给他们，用来抵那笔钱”李泽吉说。

尽管如此，李泽吉也承认，自从“老三”被抱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去福利院看过小孩，他的解释是：小孩都寄养在各个阿姨家，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杨水英身上，不同的是，杨水英在谈及自己的“老五”时，眼里攒了些泪花，她说自己是个文盲，万一女儿回来了，只会说欢迎她回来。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当地并不让人觉得有问题，“我们田溪村有60%的人都超生，超生的都是女孩。”李泽吉说。为此，李泽吉为自己2岁的儿子起了个大气的名字，叫李福耀。

李福耀还只能牙牙学语，但是他的左手已经戴上了保佑他健康成长的银手镯，并且还有自己的鞋子，而和他在一起玩耍的两个姐姐(8岁的大姐姐在村里读学前班)，都只是光着脚丫。 但另一个问题却开始困扰李泽吉和杨水英这样的家庭，假如孩子真的从国外被送回来，孩子是否能习惯贵州乡镇的生活习惯，杨水英和李泽吉都低下了头，只有杨水英讷讷地反问：“不习惯能怎么办！”